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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秩级可以任子，但爵级不能起家，那么两晋南北朝能依爵起家了，意味着起家资格从秩级向爵级的扩散。很多待遇，又开始由爵级向品级扩散。例如：秦汉的爵级可以“名田宅”，秩级不能授田；爵级可以减刑，秩级不能减刑。而西晋之时，官僚依官品高低占田；南北朝以来，官僚依官品高低减刑。又如谥号，汉朝沿用“生无爵，死无谥”的古礼，爵在列侯才给谥号；魏晋谥号逐渐向官职转移，开始依官给谥；到了唐朝，给谥依官品而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都给谥号(124)。又如冕服，汉承古礼，王侯、公卿才能服冕——这时是用“公卿”比拟周爵的；而北周四命（相当六品）以上官员都可以服冕，唐朝五品以上官员都可以服冕，服冕资格转而以官品为差(125)。由此，“爵”与各种位阶的可比性增大了，同质性也增大了，都可以起家，都可以占田或授田，都可以减刑，都可以请谥，都可以服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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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配置的品秩要素，在“爵”与“品”之间发生“对流”，“爵”与行政级别建立了直接关联，二者通过品秩要素链接起来了。魏晋南北朝的“爵”与中正品、军号、散官、勋官等，一同被纳入官品框架之内，不再像秦汉的“爵”与“秩”那样双峰对峙、相互疏离了。在北朝隋唐间，随官僚政治蓬勃复兴，“爵”开始更多表现为一种官僚激励手段，其标志特殊群体的功能，开始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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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在政治上，中古爵制的身份性依然很强，拥有爵位者是一个特殊身份群体；然而在制度上，“爵—秩体制”又已进化为“官本位”，被纳入官僚等级管理的范畴之内。周朝的“爵本位”，是以“爵”为本的，也就是以凝固不变的贵族身份为本的；魏晋以下的“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也就是以变动不居的行政级别为本的。秦汉“爵—秩体制”，则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官本位”体制，因九品官品的产生，而在魏晋初步形成，并在唐宋进入了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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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封爵6级9等：亲王、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凭借封爵，可以领受永业田10000亩至500亩，食邑10000户至300户。始于北魏的虚封、实封两分之制，继续发展。唐爵的食邑往往只是虚封，只有“实封”的部分才可以“分食诸郡”，享有租税。“实封”最初由封家征收，后来改为由太府寺支付，从而断绝了封家对封户的骚扰。官僚的爵位世袭特权大大萎缩了，封爵往往止于其身；宗室虽然袭封如故，但“茅土食邑多为虚名”。马端临有一个比较：“诸侯王与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孙世袭。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者与无后者，则爵不夺而国不除，此法汉以来未之有改也。至唐，则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无以子袭封者，然亲王则子孙袭封如故，虽所谓茅土食邑多为虚名……”(126)从朝位看，爵位也是从属于官品的。“凡文武百僚之班序，官同者先爵，爵同者先齿。”(127)“官同者先爵”，意味着“官”先于“爵”，职事官品是决定朝位的第一标准，“爵”排在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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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的爵级一度12等，比唐朝为繁。宋神宗时变成了9等。封爵、食邑、食实封，都看不到子孙世袭的正式规定。宋朝虽然恩荫颇滥，荫补却不依爵级。宋真宗时孙何、杨亿曾向朝廷呼吁，给五等爵拥有者的子弟以荫补资格(128)，但宋真宗置若罔闻(129)。唐朝可以依爵叙阶，宋朝却不能依爵恩荫，看上去截然不同，我们却认为二者也有相通的地方。因为第一，唐朝爵级的身份性比前朝大为下降，对官僚来说只是其荣衔之一，多种激励手段之一；第二，应特别注意唐朝有“回充”之制，即在官僚进阶行将进入三品或五品范围之时，须把多余的阶品改为爵号或勋官，而这就反映了爵、勋、阶是可以互相换算、互相转化的，爵级跟品级、跟其他位阶是内在相通的，而不是截然不同。所以，宋朝不用爵级恩荫，只是“官本位”的进一步完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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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封爵的经济待遇也在下降。在均田制瓦解后，以爵授田之制早已不存。宋朝封爵的封户自10000户到200户，仍然是虚封，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等级。“食实封”的户数才有意义，但也不过是每户每月折钱25文，随官俸发给(130)，如此而已。爵级的经济待遇、世袭待遇和叙阶待遇在下降或消失，同时封爵又在趋滥：随着职位的晋升，以及遇明堂恩、郊祀礼或新帝即位加恩，官僚们依照《司封格》而不断晋爵(131)。文官少监、少卿以上，武官诸司副使、宗室率府副率以上，内职崇班以上，勋官上柱国以上，皆有封爵；丞、郎、学士、刺史、大将军、诸司使以上，则有实封。元丰改制之后，则是正六品的奉直大夫以上即有封爵。宋徽宗以后，还有异姓而封郡王的。滥授的做法，显然增大了爵级的流动性，降低爵级的身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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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宗室封爵，其初封、承袭及班位待遇，比前朝继续降低(132)。宋廷更乐意通过“官”而不是“爵”来优遇宗室，还专门设置了宗室的迁转序列，其阶号多属环卫官(133)。宗室所任之官职，特称“南班官”(134)。“皇子之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不过承荫入仕，为环卫官，廉车节钺，以序而迁，如庶姓贵官荫子入仕之例。必须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则不袭也”(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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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封爵，构成了又一个新的阶段。明朝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宗室封爵和异姓封爵，终于分化为两个爵列了。宗室之封，使用王、将军、中尉之号，均世袭罔替；异姓之封，使用公、侯、伯三号。宗室封爵与异姓封爵两分的趋势，其实从唐朝就萌生了。唐朝宗室诸王、公主食实封的人数和户数，远多于功臣封爵者(136)。朱元璋深感依赖骨肉为藩屏的必要，倾心于王国制度(137)。其所建立的宗室封爵之制，地位高峻而待遇优厚，维护了皇族的高贵身份。嘉靖时期，宗室男女拥有爵号者已达28000多人，每年的禄米耗费有853万石之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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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官贵荫叙，主要依据官品。年幼嗣爵者，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如此而已。宋朝文官封爵颇滥，而明朝一反其制，文臣很难得到封爵。封爵主要面向将领，“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宋朝文官封爵过滥，使封爵“空壳化”了；明廷索性抛弃了这个“壳”，恢复了封爵面向军功的传统，其实是顺理成章的。文臣另用科举功名维系身份，依劳考晋升散官，其身份不系于爵号。因军功而封的将领，有望充任京营总督、五军都督府佥事、南京守备或镇守总兵官，皆为军职。秦汉可以用爵减罪，而明朝的封爵也有很大法律特权，“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138)，铭有“一犯死罪减禄五分，二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之类字样。铁券有七个等级，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形制大小有异(139)。但明朝的武官地位远远低于同品文官，封爵对于武官地位的提高，作用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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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继承了宗室封爵与功臣封爵两分之制。宗室之封，使用王、贝勒、贝子、国公、将军等号；民爵之封，使用五等爵及都尉、骑尉之号。清朝采用五等爵看似“复古”，实际上深受八旗武官功升罪降制度的影响(140)。秦汉封爵上承古制，以县、乡、亭为号，清朝封爵则只加美号，如睿亲王、勇毅侯之类；却不加国号、邑号，彻底摆脱了“茅土”、“开国”之制。清朝封爵不滥，获得爵号极不容易。内至大学士，外至总督，绝大多数都没有爵位。总的说来，从宗室封爵看，爵级仍有标志特殊群体的功能，但对官僚而言，在唐宋以下，就不能说拥有封爵者是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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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爵与官资的关系说，乾隆制度，公、侯、伯依一品，子依二品，男依三品予荫。予荫就是让他们做荫生。总的说来，宋明清不存在官贵子弟大量由爵而荫的情况。又，清朝还有“考封”之法。“八旗世爵，则校其艺进退之。”(141)康熙规定，应封爵者，在20岁时要参加国语（满语）和马步射的考试，成绩居优者才能按例封爵，成绩平者降一级封爵，劣者降两级。雍正、乾隆进一步完善这个制度，还规定考试成绩不佳者停封，而且永不准参加考试。“择优”之法被引入了爵号传袭环节，进一步淡化了封爵的身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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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爵级这种古老的位阶是一个指示器，敏锐地反映了历朝品位结构的变化。而历朝爵级的身份功能与品位功能的变迁历程，又是曲折复杂的。简要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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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为“爵本位”体制，以爵为身份之本，“爵”是贵族的身份尺度，也是任官的依据，为各种待遇所辐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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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为“爵—秩体制”，封爵与军功爵是一套身份系统，待遇优厚。同时爵、秩二者又是相互疏离的，爵级不构成资格，不能依爵入仕，与秩级无严格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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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的爵级，是特殊群体的身份标志。其时传袭面大为扩展。同时爵级被纳入官品框架，爵级可以叙阶，由此初步进入“官本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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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爵级的身份性下降，主要是一种官僚激励手段。相关待遇也在下降。因爵与其他各种位阶的相通性不断增大，所以宋朝放弃了依爵叙阶之制，爵级不能恩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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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宗室封爵与功臣封爵一分为二。文官封爵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文官封爵的萎缩，说明中国官僚的“贵族化”程度性进一步下降，“官本位”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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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的最后一次封爵，是1915年袁世凯的《锡爵令》，所封128人都是其亲信党羽，使用的仍是清代爵号(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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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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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艾克曼指出：“如果政府的人事制度建立于施惠制（patronage）的基础之上，并且过于考虑官员在政治上是否忠诚，那么这种人事制度不但将妨碍政府有效地提供服务，而且还会导致税收及管制法规的执行不公。”《腐败与政府》，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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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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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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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引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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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4页。又参《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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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十年砍柴：《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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