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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九世纪俄罗斯的文官14品之下，也有一个办事员层次，很像中国的“流外”(34)。现代文官也有高级文官与低级行政人员之别。近年有人主张，把中国公务员分成文官与文员两类，分别实施管理(35)。但这些规划，都不是以高级文官是“君子”、低级文员是“小人”为前提的。这是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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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中古士族的衰落，唐代取消了中正制，科举制取而代之。对科举制取代中正制的变革意义，学者给予了充分强调。但人们忽略了这样一点：就面向士人而言，科举功名与中正品，其实又是一脉相承的。从汉代士阶层、中古士族到唐宋文人，是一个连续的变迁，只不过士族的贵族化程度较高而已；从察举科目到中正品、进而到科举功名的变化，其背后就是士阶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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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还袭用了南北朝的“清官”的概念。在官品之外，“清”构成了对职位的附加评价，与官品并不完全重合。以卫官、斋郎起家时，对“清官”给予优待：“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斋郎“取五品已上子孙、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充”(36)。“清官”、“清资常参官”子孙的起家特权，因“清”而提高一品，四品者相当三品，六品者相当五品。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不得任清要官(37)。为何优待清官呢？正如章如愚所说：“唐之制虽不纯于周，而其亲近儒士之意，则犹古意也。何也？有常参官、有供奉官，有清望官，有清官，皆儒士也。”(38)可见“清”仍与“儒士”相关。当然，魏晋南朝是“官因人而清”，士族习居之官就是“清官”，士族不居其官亦“清”，寒人居之亦不“清”；唐朝则“人因官而清”，居“清官”则“清”，不居“清官”则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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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说，流内品官都是士人。清朝的2万多名文官中，功名拥有者约近半数。不过那些“异途”出身者，大抵要先捐监生，然后才能捐官职(39)，就是说，捐纳在形式上跟学历沾上了边儿，是从学历制度衍生出来的。把科举官僚看成品官的主体，应该问题不大。近代文官的高级、低级之分，往往也跟学历有关(40)。在文官等级和教育等级相对应一点上，传统中国是很“超前”的。只是在中国，“流外”的产生与中古士族有关，其身份意味特别强。叶炜君的考察显示，到了唐朝，流外品就摆脱了士族偏好，“职位分层”的意义浓厚起来了(41)。然而身份性还是有的，在整个科举时代，流内与流外都是一道鸿沟。在身份特权、文化教养和社会特征上，士大夫与流外吏员判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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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官阶史上的“士—吏”关系，就经历了如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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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士、吏有别”，爵在士以上的贵族，是一个拥有雄厚文化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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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士、吏无别”，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士”并不高于“吏”。或者说从资格分类看，儒生、文吏有别；从资格分等看，儒生与文吏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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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以下“士、吏有别”。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品评以才德为准，保证士族士人居上品；唐宋明清的科举制，保证科举士大夫高于胥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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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吏”问题，还波及了更多职类，例如法律职类和所谓“伎术官”职类。西方社会的法律职业（律师与法官等），也跟社会分层存在着相关性(42)。布尔迪厄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学科选择，以及学科的等级地位，与学生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相关(43)。那么中国古代呢？先看唐代的六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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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学教授的是经史，律学、书学、算学三学教授的是专门技能。后三学的教师职级和学生资格，明显低于前者。学生在服饰上也有区别。这就表明，律学、书学、算学比经史之学地位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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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秦汉，法律之学的地位并不低下。秦朝禁经史百家之学，民众欲学法律，以吏为师。汉朝的文法吏以“能书、会计、颇知律令”为条件，文书、财会与法律之学，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其地位不低于经学。魏晋以下就不同了，“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44)，法学与法吏开始遭到蔑视了。廷尉之下设有律博士和律生，但学生地位不高，肄业后只能担任低级吏职，如令史之类。刘宋有儒、玄、文、史四学，这四学的分科，恰好反映了士族的文化偏好。倒是十六国的后赵政权相对重视律学，在经学祭酒之外，别设律学祭酒。书学、算学也是在北魏发展起来的。在科举时代，经史之学趋于繁荣，律学、书学、算学逐渐沦落。唐高宗曾一度废除了三学，其理由是“书、算学非明经，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45)。宋朝的国子监中有律学馆，宋神宗又在朝集院设置了律学，还设置过“明法”科目。但当时就有人说：“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宋神宗也感叹道：“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后来缙绅，多耻此学”(46)。统治者虽然重视法律，但单纯的习法者却被社会所轻贱，被视为“俗吏”，这来自中国士大夫根深蒂固的观念：“士、吏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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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伎术官”，指的是天文、医学、书艺、图画等专业职类。在现代社会里，各门知识技艺是平等的，运用不同知识技艺的职类也是平等的。但在传统中国，“艺是一些卑贱的职业。中国轻视艺由来已久”(47)。早在《礼记·王制》之中，就有这样的话：“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唐朝的伎术官分布在秘书省、殿中省、太常寺、左春坊、太仆寺等机构。他们只能在“本色”即本系统内迁升，至局、署令而止，不允许进入其他职类(48)。伎术官多是流内官，品级其实并不算低(49)，在礼遇上却往往视同流外官，比如这类规定：“流外、伎术官，不封母妻。”(50)宋朝的“伎术官”，主要指翰林院下的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51)，这些官员待遇差、升迁难、限制严。宋仁宗定制，天文官十年一迁。而南宋一段时间中，天文官有9阶，那么天文官从最低阶升到最高阶，至少要90年(52)。宋朝对伎术官还有这样的规定：只能服绿，不能佩鱼，只能着屦而不能着履。显然就是有意歧视。“伎术”与文法一样，被视为“小道”，正如“吏”不能与“士”比肩齿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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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充对儒生与文吏的关系，曾专门发表看法，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认为，“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就是说儒生、文吏各有不同政治功能。其次是“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53)。看不出文吏与哪个特定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朝廷就是他们的“家”，统治者也拿他们当“子弟”。文吏是工具型官僚，忠实贯彻统治者的指令。儒生背后却有一个士人阶层，有自己所奉之“道”，还可能以“道”抗“势”，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与统治者不完全“同心同德”。“宾客”的比喻，形象地反映了儒生的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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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文吏的结合，可能造成一个刚性的专制皇权，例如秦帝国的那种情况；皇帝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儒生的结合，则可能造成一个弹性的专制皇权，例如汉以后的情况。儒生发挥着调整政治的功能，然而也可能限制皇帝的专制意志。钱穆先生非说中国古代不是专制政治，而是民主政治，其证据之一就是“士人政府”(54)。我们当然不会接受其“民主政治”的论断(55)。但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士人不把自己看成“奴”，其心态近于屈原式的“妾妇”，觉得自己总比单纯的奴才高一头；某些时候还想当“帝王师”，开导教诲皇帝；甚至当孟子式的“大丈夫”，伸张道义、指斥时政，这与皇帝专制就不甚相容了。这时候，专制皇帝可以利用其他势力，如刀笔吏、军人、外戚、宦官等，在异族政权下还有部落贵族，来制衡士人。这些情况，往往就会影响到王朝的品位结构上来。在后面还将涉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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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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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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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是中国官僚最基本的职类区分，文武之别也是王朝位阶的基本结构。现代社会中军人自成系统、自有军衔，与政府文官的级别无关。传统中国的文职与军职则使用同一品级，当然有时候也各有位阶。文官、武官可以互相迁转，当然有时候文资、武资就不能互换。文阶与武阶的各自样式与相互关系，也发生过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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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政治上看，“文—武”就不仅仅是个职类问题，而关涉到政治体制与形态了。斯巴达人从小接受军事教育，否则不能获得公民权，所以“斯巴达人的一生就是军人的一生”(56)。欧洲中世纪有一个骑士阶层，他们认为打仗“是一种乐趣，也是要求骑士去追求的一种荣誉”，“和平时期找不到乐趣可言”(57)。对于中世纪人，“骑士制度统治世界这一幻想浸润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于是历史被缩减为君主的荣誉与骑士的美德的展示”(58)。这与中国“文士”恰成对比，中国历史经常被缩减为皇帝仁爱和士人德才的历史。甚至“欧洲骑士与美女的结合，在中国变成了才子佳人”(59)。利玛窦惊讶地看到，中国的官兵对“哲学家”们极为恭顺和服从(60)。日本的“武士”以“刀”为“武士之魂”，“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教育的内容就是习武(61)。罗素遂言：“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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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官僚位阶，来自一种军事编制“曼沙达尔”（mansabdar），共33级，从指挥10人的“曼沙达尔”直到指挥万人的“曼沙达尔”(63)。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军队、贵族和民政合为一体”(64)，但文、武还是有区别的，军职的“曼沙达尔”封赐采邑，文职的“曼沙达尔”则领取薪俸(65)。俄罗斯的彼得一世定制，军职、文职、御前职各14品。军职明显优于文职，14品军职都有世袭贵族权，文职则8品以上才有世袭贵族权，9品以下没有。而且武职为社会所敬仰，文职为社会所蔑视(66)，跟中国历史后期的情况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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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武”之分，涉及了文人群体、文化活动、文化传统与军人群体、军事活动、军队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专制皇权的关系问题。这时须注意，职类、位阶与群体归属三者，不一定是对应的。文职与武职、文号与武号不等于文人与武人，文人可能出任武职、拥有武阶，武人也可能出任文职、拥有文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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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结局来看，中国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态是文官政治，是“重文轻武”的，相对于武人，士大夫占据了绝对优势。中国精英在自我定位和改造社会时所认可的暴力行为，在历史后期越来越少，日益倾向于和平与“文治”了(67)。但最初还不是完全那样。顾颉刚先生论周朝：“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68)周朝贵族的“六艺”教养之中，射、御两项就是军事技能。刘师培先生有《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一文，认为周朝“士”乃军士，国子学习干戚之舞，选拔人才用射礼，由军官司马负责，学校、礼乐、选举、进士，都有浓厚的军事色彩(69)。周代品位，文武无别；士以上的贵族文武兼资，“允文允武”。公、卿、大夫、士等爵称，都来自人称，“文武无别”。春秋晋国的“六卿”，既是执政大臣，又是三军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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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出现了文武分途，文官之长为相，武官之长为将(70)。汉代朝会，以“文东武西”分班，东列是丞相以下的文官，西列是诸侯与军吏。从冠服看，文官穿黑服，戴进贤冠；武职穿赤服，戴武冠。在秩级安排上，文官使用“正秩”，如二千石、千石、六百石、二百石；军官则被置于“比秩”，大将军以下营五部，部校尉比二千石，军司马比千石，军候比六百石，屯长比二百石。部、曲、屯3级编制的4种长官，都是“比秩”。文武官的分类管理，已相当清晰；文官转任武官、武官转任文官，则没有隔阂，可以互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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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职类上“文武有别”，位阶样式上“武多于文”，源于“武”的品位安排居多。兹举五例。第一，二十等军功爵被用作整个社会的身份系统，文官也用军功爵维系身份。第二，辅政者用“将军”之衔做品位。如“某某将军领尚书事”。西汉霍光以后领尚书事者，凡22人次，其中有15人次，其本官是“将军”(71)。汉昭帝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他们的位次高下，分别以“大将军”、“车骑将军”和“左将军”三衔标示。又三公之中，武职的太尉班位最高。第三，郎署是选官枢纽，举孝廉者要先做郎官，而郎官本是执戟宿卫的军士，“它给两汉仕进制度明显地蒙上了一层尚武的色彩”(72)。第四，东汉五校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和射声校尉，逐渐“官显职闲”、有了荣衔的意味，往往用以优待宗室，甚至加给名儒(73)。第五，例行的春赐和腊赐，照例“武官倍文官”，赏赐比文官多一倍，参看本书第四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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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朝情况一变，面向文士的位阶开始占优：第一，中正品是面向士人的；第二，察举科目是面向士人的；第三，列于“清途”的各种散官，多是文职；第四，在“清浊”选例上，文职“清”而武职“浊”。以中正品为中心，形成了一套面向文化士族的品位安排，其背后是士族及其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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