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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中国古代,专制官僚体制的典型形态是文官政治,但这个体制在运行中,往往要通过“军事化”的途径来调整与平衡。如李开元先生所论,中国王朝的来源,通常是“马上天下”,政治权力和政权机构起源于战争和军事(78)。在“王朝循环”中,一个个王朝周期性地老化、僵化和腐化了,以崩溃与战乱告终;此后则通过军人群体、军事活动与军事编制而恢复了秩序,并带来了一个新的、更强悍的皇权。王朝初年,往往会出现“专制强化”现象。不是由“征伐”,而是由“禅让”建立的王朝,由于缺乏统治集团的更新与“军事化”的洗礼,其皇权往往就软弱一些(79)。魏晋南朝就是如此。罗素曾指出:“战争对于王权的加强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显然需要统一的指挥。”(80)梁启超论中国历史:“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81)所以中国的“马上天下”,是专制集权官僚体制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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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官僚可能发展出文化独立性来,其对文化成就的崇尚,会淡化、冲击对军政业绩的评价;还可能发展出政治自主性来,士大夫以文化理念对抗专制意志;士人甚至可能演变成士族。在这时候,政治体制的“军事化”,就有“矫正”之功。因为军事组织在等级制、集权制、功绩制和法制上,与官僚组织具有重大相似性。军队中的人际关系,以“命令—服从”为基础,这对士人的文化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能形成强大的抑制。亨廷顿指出:“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82)钱穆的“士人政府”之说,至少是忽略了改朝换代时的“军事化”问题,没有看到战乱与和平的不同年代中,士人与军人的作用是交替的、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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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也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实现了集权化和官僚制化的。秦汉位阶的“尚武”色彩,就是其历史遗产。南朝皇权一定程度的振兴,被归功于北府兵军官刘裕(83)。刘裕被陈寅恪先生不恰当地称为“次等士族”,其实就是军人,而不是什么“士”。钱穆先生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84)南朝的“文化病”,主要是文化士族造成的。在品位结构上,南朝重“文”而北朝重“武”,其背后是两方的政治差异:南朝是文化士族垄断权势,北朝则是军功贵族占据要津。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北朝取代南朝,并成为通向隋唐的“历史出口”,就是军功贵族对文化士族的胜利。北朝的位阶体制变化,也是军功贵族的历史遗产(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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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军功贵族政治毕竟是过渡性的,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就要让位于文官或士大夫。入唐不久就出现了分立的文武散阶,一度被“双授”的将军、大夫位阶,重新文武分途,各自单授了。勋官退居次位不再像周隋那样,呈现为基本身份尺度,而只是用作酬功的辅助手段了。随科举制的发展,拥有科举功名的士大夫,再度获得了相对于军人的政治优势。这个变化,也影响到品位结构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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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府兵相当于天子禁旅,号称“侍官”(86),“侍官”是天子侍从之称,朝廷用“侍官”称呼府兵,目的是提高他们的地位。可武则天时不同了,其时府兵大为沉沦,“侍官”竟成了骂人话(87)。来自府兵官号的勋官,本是用于奖酬军功的;而唐朝勋官的起家资格,较文武散阶为低。勋官上柱国到武骑尉共十二转,官品为正二品到从七品上,但在叙阶之时,仅从正六品上叙起,下至从九品上。勋官需要先番上4—5年,才能叙阶;然后以所获散阶再次番上,才能进入铨选。勋官子弟的叙阶也相对低下。文武官的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门荫出仕了,六品以下子弟才走“纳课品子”之途;但勋官三品以下子,就得走“纳课品子”这条路,而且还不能任清要官。唐前期的门荫入仕者,多从卫官如亲卫、勋卫、翊卫起家。这很像汉代的郎卫入仕,“武”的色彩还是很浓厚的。卫官服役期满,最初有两条路都可以走:或从“文简”,即从吏部出仕;或从“武简”,即从兵部出仕(88)。到了唐后期,三卫猥滥,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门,此途最弊。自今以后,但令武简,其文简并停。”(89)卫官从此不能“文简”,只能获得武资,地位大大下降了。文武分途,由此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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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重文轻武”成为世风(90)。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宋朝“进士已是拜相的必备条件,这一点尤其是士阶层史上的一大变化。汉初常以列侯为丞相,列侯则非有军功不能获致。所以汉武帝在拜公孙弘为丞相之前,只有破例封他为平津侯。现在宋代进士正式取代汉代侯爵的资格,这是士的政治地位上升的一个显著的象征。”(91)随科举的繁荣,生员、举人、进士、翰林等等学历,成为宋明清的主干位阶,从而与秦汉以二十等军功爵为主干位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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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武散阶各29阶,武阶出身者可换为文阶,由文阶出身者可换为武阶,还没有太大阻碍。例如千牛备身和备身左右出身属于武资,但有文才者可以由兵部转到吏部,铨为文资的。“出将入相”的事情很常见。而宋朝文资、武资界限森严,“换官”(92)十分困难,武官任文职和文官任武职,需经严格的换授文阶或武阶手续。宋神宗为了振兴武备,一度允许武官经过词赋考试而换为文资,还向边关功臣授馆职。但两项措施,都因文臣抵制,而在宋哲宗时被搁置(93)。换资难,也可以说是武资换文资难。而文资换武资,则为士人所不乐。文臣排斥武阶。比如状元陈尧咨,官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因其善射,宋真宗想让他转为武职,以参与辽金外交,并答应给他武将的最高军衔节度使,此官的俸禄比宰相都优厚。然而陈母闻之便火冒三丈,以杖痛击陈尧咨,严辞责备他“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门阀,忍乎!”(94)翰林学士出身的李维,为了增加俸禄而请求转相州观察使,竟遭言官弹劾:“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95)表面上是说“励廉节”,实际是在捍卫文资的尊严。名将狄青因是行伍出身,被伎女嘲弄为“班儿”。狄青曾满肚子委屈地对韩琦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96)少了一个“进士及第”,则位望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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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是,宋朝的医师、金朝的教坊,都是伎术官,然而他们都曾使用武阶(97)。乍看上去这很奇怪:治病的大夫、奏乐的乐师,跟武人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士大夫政治”造成的怪现象了。相对于儒生士大夫,医生、乐师与武人同样属于“另类”,所以在医师、乐师没有专用位阶时,朝廷让他们将就着用武阶,却不愿让他们用文阶,以免玷污了文士的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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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武官品级简略得多,文官使用九品18级,武官只有六品12级,由正一品到从六品为止。又因为从四品空缺,武官实际只有11级。哪怕是官职品级相同,武职也远比文职卑下。黄宗羲云:“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裤靴,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隶齿”;“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98)。文资、武资的界限,也更森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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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明清都有武举。但在唐宋,就曾有士人群起而对武举、武学表示反感与抵制,以维护文士、文官与文化知识的高贵与尊严(99)。明代武官多出世袭、世职,武举只是个补充。武官既没有殿试,也没有三甲区分和鼎甲名号。清朝对武举重视一些,武举数量也大了一些,但朝廷和社会引以为荣的,仍是文科进士。文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被刻在“题名碑”上,《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随处可见;至于武科,既没有“题名碑”,也很难看到专门记载其事的书籍。对清代武科,不要说后代,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拥有功名者对武人是极其蔑视的。有这么个历史小花絮:清末总兵樊燮见抚帅,自以为是二三品官,不肯向举人师爷左宗棠请安,而左宗棠声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据说樊燮为此大受刺激,从此严课其子,功名务必超过左宗棠(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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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科举文人的品位优势,只是就和平时期而言的。战乱动荡时,武人的品位占有情况就将明显改善。如五代十国时,文人反受蔑视,文臣的封爵普遍没有武人高(101)。晚清动荡、战事频繁,“尚武”的呼声明显高涨(102),“军功官僚”应声而起(103),出现了“绅士阶层的分化和军人势力的中心化”(104)。萧一山先生称:“士农工商斯为四民,乃吾国数千年职业分类,自清季编练新军,而行伍之官兵,始与士农工商齐称焉。”(105)熊志勇先生也认为,“五民共存互补,新的‘士农工商兵’结构遂成近代中国社会组织序列的基本模式”,“在旧秩序解体和新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军事权威发挥了重大作用”(106)。再往后看,从晚清解体时的频繁战乱,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央集权的重建仅用了不到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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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也不是说王朝对军人的利益就完全漠视,毕竟戡乱御边不能不指望军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107)在品位、礼遇上“重文轻武”,在薪俸安排上就不是这样的了。宋朝文臣也有乐意换武秩的,因为武阶俸禄优厚。明朝的官场重文轻武,但在官品上,武官并不低于文臣,甚至“重武轻文”。就各省“三司”而言,布政司掌一省民政,是从二品衙门;按察司掌一省刑政,是正三品衙门;而都指挥使司“掌一方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108),是正二品衙门。都司只负责卫所的统带,事权远不及布、按二司,却是二品大帅。三司会议以布政使为主,按察使副之,不过都指挥使要坐首席(109)。又如六部、都察院为二品衙门,通政司、大理寺为三品衙门,九官并称“九卿”;五军都督府“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受兵部节制,却是正一品衙门(110)。虽然朝野看重的是“九卿”,官署却按府、部、院、司、寺排序,五军都督府居首。“公、侯、伯三等爵主要用来奖赏军功,故文臣得者甚少,即使受封,原则上也不许封公、侯,得伯者通常又须改授武官。而明代风气,武官为一般士大夫所不齿。”(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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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再来做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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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品位结构文武无别,贵族官员“允文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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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文武分途,从资格分类说文武有别,从资格分等文武无别。而且在此期,军事来源的位阶明显居优,如二十等军功爵、将军、校尉及郎官所发挥的品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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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时,中正品及察举科目,是“重文”的品位;将军号、北周戎秩,是“重武”的品位。南朝“重文”而北朝“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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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明清,面向士人的科举功名确保了“重文轻武”。但战争动乱年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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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宫—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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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朝”问题,是基于“至上莫若君父之前,至重莫若朝廷之内”的等级原则而提出来的。以皇帝为圆心,与皇帝的不同亲疏远近形成了一道道同心圆,这就成了规划位阶、安排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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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义上的“宫—朝”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职类层面。某些官职因为亲侍于君父之前,由此鹤立鸡群、不同凡响了,变成了特殊职类,如宦官、女官、侍卫、侍从及宫廷供奉等。朝廷官承担国家行政,具有“公共性”;宫廷官直接奉侍君主,具有“私人性”。另一个是政治的层面。某些重要政治势力,如宗室、外戚、宦官,因其与皇帝个人的特殊关系,也可以纳入“宫—朝”的论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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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侍卫、侍从职类,在本书的第二章第6节,已从特殊职类角度做过讨论了。本章主题是政治势力的不同类型对品位结构的影响,而宗室、外戚、宦官就是特殊类型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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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外戚 与宗室、外戚相关的品位问题,主要是封爵。本书第十章第6节叙述封爵,已论及宗室的封爵及荫叙问题;又,随后的第十二章第1节,还将对皇亲国戚的品位安排提供叙述。这里只对宗室、外戚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意义,略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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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分封奉行“亲亲”原则,据说所封兄弟之国15、同姓40,又说所封71国,周之同族53国(112)。异姓往往通过联姻,而成为姬姓的“甥舅”之国。在这时候,王族与姻族共同处于“爵本位”秩序之中。在列国之内,国君的同族即“公族”,担任卿大夫而执掌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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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帝制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商鞅变法,宗室若无军功,即不得列为属籍。汉廷为强化中央集权,厉行“削藩”,以王国官为“左官”,并压低王国官的秩级。甚至波及妃嫔的等级。汉初皇帝有皇后、夫人及八子、孺子、良人等一堆妻妾,王国在王后之下也有这么一堆妻妾。但在吕后之时,诸侯王就只能置八子、孺子、良人,诸侯就只能置孺子、良人了。皇帝的八子“视千石”,诸侯王的八子秩比六百石,规格比皇帝矮一头。经过“削藩”,宗室与外戚一样,都变成了皇权的附属物。宗室地位靠封爵维系,外戚专政,往往要占据将军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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