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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品位结构文武无别，贵族官员“允文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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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文武分途，从资格分类说文武有别，从资格分等文武无别。而且在此期，军事来源的位阶明显居优，如二十等军功爵、将军、校尉及郎官所发挥的品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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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时，中正品及察举科目，是“重文”的品位；将军号、北周戎秩，是“重武”的品位。南朝“重文”而北朝“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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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明清，面向士人的科举功名确保了“重文轻武”。但战争动乱年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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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宫—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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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朝”问题，是基于“至上莫若君父之前，至重莫若朝廷之内”的等级原则而提出来的。以皇帝为圆心，与皇帝的不同亲疏远近形成了一道道同心圆，这就成了规划位阶、安排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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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义上的“宫—朝”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职类层面。某些官职因为亲侍于君父之前，由此鹤立鸡群、不同凡响了，变成了特殊职类，如宦官、女官、侍卫、侍从及宫廷供奉等。朝廷官承担国家行政，具有“公共性”；宫廷官直接奉侍君主，具有“私人性”。另一个是政治的层面。某些重要政治势力，如宗室、外戚、宦官，因其与皇帝个人的特殊关系，也可以纳入“宫—朝”的论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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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侍卫、侍从职类，在本书的第二章第6节，已从特殊职类角度做过讨论了。本章主题是政治势力的不同类型对品位结构的影响，而宗室、外戚、宦官就是特殊类型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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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外戚 与宗室、外戚相关的品位问题，主要是封爵。本书第十章第6节叙述封爵，已论及宗室的封爵及荫叙问题；又，随后的第十二章第1节，还将对皇亲国戚的品位安排提供叙述。这里只对宗室、外戚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意义，略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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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分封奉行“亲亲”原则，据说所封兄弟之国15、同姓40，又说所封71国，周之同族53国(112)。异姓往往通过联姻，而成为姬姓的“甥舅”之国。在这时候，王族与姻族共同处于“爵本位”秩序之中。在列国之内，国君的同族即“公族”，担任卿大夫而执掌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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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帝制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商鞅变法，宗室若无军功，即不得列为属籍。汉廷为强化中央集权，厉行“削藩”，以王国官为“左官”，并压低王国官的秩级。甚至波及妃嫔的等级。汉初皇帝有皇后、夫人及八子、孺子、良人等一堆妻妾，王国在王后之下也有这么一堆妻妾。但在吕后之时，诸侯王就只能置八子、孺子、良人，诸侯就只能置孺子、良人了。皇帝的八子“视千石”，诸侯王的八子秩比六百石，规格比皇帝矮一头。经过“削藩”，宗室与外戚一样，都变成了皇权的附属物。宗室地位靠封爵维系，外戚专政，往往要占据将军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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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转而扶植宗王，分封宗室27王。王国制度得以扩张，出现了国王、大郡王、次郡王、小郡王、县王5级之制(113)；宗王出中外军政要职，“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114)。唐长孺先生说，重用宗室政策“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大致萌芽于曹魏，显著于西晋，下延至南北朝乃至唐初未变。……我认为问题的症结还在贵族政权之下，皇室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作为第一家族的代表君临天下，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115)晋唐之间的皇族封爵，是此期皇权对官僚“贵族化”的一种反弹，即扶植皇族以抗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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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华帝国的发展方向是用法制来维持专制，而不是用宗亲维系专制。入唐之后，中央集权由弱转强，王朝的宗室与外戚政策再度发生变化，给其优厚待遇，但限制其干预政治。宋廷采取了限制宗室参加科举，不准宗室担任地方官，不属宗室以吏事，不得领兵，不得担任宰执等措施。对外戚也是如此。外戚不得任文资官，不得任侍从官，不得任地方官，不得统帅军队(116)。明清宗室封爵与功臣封爵分化开来了，王朝依然维持其优厚待遇，同时限制其干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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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地位靠封爵维系，而宗室封爵与官职、官僚的关系，在品位安排方面发生过如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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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宗法封建制下，王族经分封而占有五等爵，成为国君，并在王廷上担任高官；列国的公族可以承袭卿大夫爵号，进而占有各种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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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情况一变，宗室封爵、功臣封爵，都与官僚秩级两分，互相疏离，宗室不能通过爵号占有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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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北朝唐宋，宗室封爵与官僚封爵都很发达，表明此期官僚因其“贵族化”程度较高，在品位结构中，与皇族地位的反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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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的宗室封爵与官僚封爵两分。宗室爵禄优厚，但宗室、外戚参政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文职官僚很难得爵。在品位结构中，官僚与皇族的地位反差变悬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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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 宦官是皇帝的家仆，学者说他们因阉割而产生了特殊心理(117)，但皇帝有时却指望他们作为特殊拥戴群体，而提供特殊忠诚，由此宦官成为一种政治势力，一种皇帝用来平衡政治的砝码。宦官的权力有时大到能操纵皇帝，但那只能说是“皇权的旁落”，而不是皇权的衰落，因为宦官是皇权的附属物，皇权强大，宦官才能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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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军功势力衰落，文官、士人地位上升，皇帝便有倚重宦官之举。东汉外戚专政，汉末名士崛起，宦官专权也达到高峰，皇帝用以抗衡外戚、士人。魏晋南朝的士族政治下，皇权低落，宦官随即在政坛上消沉了。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在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限以内，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像专制皇朝通常出现的那种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相对说来，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118)。章太炎也曾有论：“宦官用事，必不在贵族执政之世。周公时贵族执政，断无防及刑余擅权之理。汉、唐、明三代，皆有刑余擅权之事，六朝则无。何则？贵族执政阶级严明，非刑余所得间也。”(119)北魏皇权强大，宦官便开始兴风作浪。唐朝的关陇军事贵族衰落后，文官与进士集团成为政坛主角，宦官再度抬头。明朝的政治由前期的峻急而渐趋宽缓，士大夫官僚趁机活跃起来，皇帝又开始借宦官以抑士大夫。所以我们说，宦官是皇帝压制士人之政治自主性的得力助手。还有一种情况：君主另有拥戴集团。例如，元朝以贵族子弟做侍从，所以宦官专权的现象受到了抑制(120)。清帝有满族贵族提供特殊政治忠诚，宦官便蜷缩到政治舞台的角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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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与宦官相关的品位问题，下文将提示如下几点：一、宦官的一般品秩安排；二、宦官的职类边界；三、宦官专权所凭借的职位形式；四、宦官官号转化为朝官位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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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点，即宦官的一般品秩安排，及其与朝官的比较。这时有两种相反的选择：为显示“人近天子则贵”，而提高宦官品秩；为尊崇朝官、士人和防范宦官专政，而压低宦官品秩。汉初宦官的秩级，其高者约千石、六百石。而在东汉，中常侍秩比二千石，只比三公低三级。唐初为抑制宦官，规定内侍省不设三品官，其长官内侍从四品上。唐玄宗为优待宦官高力士、袁思艺，于内侍省设内侍监二员，从三品，比此前的内侍省长官高了一品。其时拥有官品的宦官，达三千人。宦官的品秩高端一般在三四品左右。让宦官高居一二品，皇帝还是不打算那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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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宦官的实际权势，不能拿官品来衡量。明朝的十二监太监不过正四品，四司司正正五品，八局大使从五品。然如黄宗羲所云，明朝“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王世贞亦言：“（王）振、（刘）瑾至狼戾也，公卿台谏至狐鼠伏也。”(121)就宦官本职来说，他们是以非正式身份干政的；而当非正式身份强化起来的时候，品秩的效力就会下降。当然，如果宦官的职类边界比较清晰，就不至影响到品秩效力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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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第二点，宦官的职类边界问题，以及宦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跨出宫廷职类，侵占朝官职位，猎得朝官的阶爵名号。在4世纪末的拜占庭帝国，宦官可以担任各级行政首长，几乎各种职位都向他们开放，在18级官职中他们可以担任其中8级。在10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宦官可以担任海陆军元帅(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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