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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 宫廷官中的女官，与朝政的关系并不很大。但偶有间接的影响，例如明朝的女官与宦官职权，有时可能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130)。由宦官连类而及，这里对宫廷女官一并叙述。现代国家领导人的妻女，当然不设行政级别了。中国皇帝的妻妾、女仆，却用王朝爵品来区分高下，显示了“官本位”的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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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礼》规划的“内命妇”制度中，妃嫔与女官是一体化的，妃嫔管理宫中各种女性服务人员。西汉以比视爵级与禄秩的做法，来确定妃嫔的身份地位。汉元帝时有十四等之制：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131)。此后各代，有各种“比”法。南朝宋明帝“留心后房，拟外百官，备位置内职”(132)，内职自一品到七品。北魏孝文帝令妃嫔与女官两分，妃嫔另有爵号，女官“拟外官置内职”(133)，高者二品，低者五品。女官“拟外百官”的制度，大约是从皇后“母仪天下”的理念推衍而来的。隋唐的女官机构，模仿六部二十四司而设六局二十四司，女官共252员，从正五品到正八品。俨然是一个朝廷的镜像，女性的小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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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女官依然如此，都设有六尚二十四司。宋朝还为妃嫔、宫人设置了繁密的位阶。“内命妇”位阶5等。第1等又分两类，四妃以下24级为一类，侍御郡夫人以下10级为第2类；第2等也分两类，一类自“尚字”以下29级，一类是“知尚书内省事”等5级。第3等5号，第4等5号，第5等8号。宫禁中的妃嫔、宫人们如同朝廷上的官儿一样，乐此不疲地晋升位阶，时不时还有超转之事。参看下表(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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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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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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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问题，主要发生在异族政权之下。十六国北朝、辽、金、元、清这些由少数族创建的王朝中，部落贵族拥有最大权势。异族政权下的胡汉等级关系，有时是隐性的、习惯性的，不体现为正式品位；但也经常被制度化，体现在正式品位安排之上。下面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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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魏道武帝时，一度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县令，都用宗室一人，异姓二人(135)。孝文帝改革时，给予皇族最高门第，给予拓跋贵族次高门第。宣武帝制定的依爵起家阶次，同姓（皇族）、异姓（拓跋贵族）、清修（汉族士族）分为三等。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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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胡汉官僚比较能打成一片，北齐则多次发生胡汉之争，但周齐位阶体制没有显性的“胡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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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的位阶制度大多来自唐宋，但在选官资格上优待统治部族。辽朝位阶的复杂繁乱程度，不亚于宋朝。甚至宋神宗以后已很少使用的检校官、宪衔、功臣号，也被辽朝沿用而不废(136)。辽朝的科举约32次，提供的进士约2102人(137)。但契丹人参加科举却不被允许。某契丹贵族让儿子报考，被有司处以鞭刑二百。整个辽代，契丹进士只有耶律大石一人，是为特例。契丹贵族不准涉身功名，这本身就是一种品位安排，表明功名不是最优品位，契丹贵族身份才是最优品位。契丹贵族的选官特权，体现在“世选”制度上。“世选”的资格，则由皇族、后族及其他契丹贵族垄断。从北南府宰相、夷离堇、诸部节度使，直到太医、决狱官等，来自“世选”者占绝对优势(138)。《辽史》列传传主305人，其中契丹人234人，占76.7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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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位阶之繁密，不亚于宋朝(140)。金朝虽没有元朝那么严格的四等人法律，但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南人的身份等级仍是存在的，尤其是前期。科举有“南北选”，在录取比例上明显优待“北选”；在迁转上，南选进士需要三任90个月才能升至下令（从七品），北选进士两任即可(141)。选官中“女直”与“余人”有别。例如金章宗时的制度是这样的：“迁至镇国者取旨升除后，吏格之所定，女直人昭信校尉（正七品下）以上者，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女直一命迁至昭信校尉，余人至昭信已上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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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承荫制度规定，蒙古、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叙。元成宗“更定荫叙格，正一品子为正五，从五品子为从九，中间正从以是为差。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143)。元武宗诏：“诸职官子孙承荫，须试一经一史，能通大义者免儤使，不通者发还习学，蒙古、色目愿试者听，仍量进一阶。”(144)汉官子弟承荫要考试，而蒙古、色目的承荫者可以不考试，愿意考的话，就加一阶以为鼓励。国子学的100名生员中，蒙古人居半，色目人与汉人合计居半(145)。元朝科举共16科，所录取的进士约1200名，他们在文官中所占比例，据姚大力先生推算只占4.3％，只相当唐与北宋的1/10(146)。科举分左右榜，右榜为蒙古、色目人，难度低，录取比例大；左榜为汉人、南人，难度高，录取比例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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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满贵拥有重大品位特权。尽管顺治皇帝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其实是“首崇满洲”的。顺治定制，各部尚书满汉各1人，满员一品、汉员二品；侍郎满汉各2人，满员及汉军二品、汉员三品。又内阁大学士满汉各2人，满员一品，汉员二品；学士，满员二品，汉员三品。同样的官职，满员就品级高。康熙初年划一了满汉官的品级，但满汉品位待遇的差异，并未消除，因为官缺依然被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等。满人的做官资格远比汉人优越，对之革命者邹容有声泪俱下的控诉：“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148)满洲旗员只任六品以上官，不做省驿丞、典史等杂职。中央机关的宗人府、理藩院及管理钱粮火药仓库，以及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重要职官，都是满缺，专用满人。地方督抚大多数也是满族和汉军。满缺不许汉人补任，满人却可以补汉缺。“满洲京堂以上缺，宗室、汉军得互补。汉司官以上缺，汉军得互补。外官蒙古得补满缺，满、蒙、包衣皆得补汉缺。”(149)康熙《大清会典》所载内阁、六部等13个中央机构的有品级和无品级额缺共2082个，大部为满洲和内务府包衣占有。汉军和汉人的额缺只325个，仅占15.6％。下据《清史稿》卷一一〇《选举志五》，举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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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活中，满官处处凌驾汉官。满大学士的班列，在汉大学士之前。中央主要衙门中，“满臣权重，汉之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满人謦欬之下，无敢违者”(150)。满族旗人的仕途也与汉人不同。清制，汉官文武殊途，不能互迁，但满员却可以文武互迁。“国朝旗员，不拘文武出身，皆可身致宰辅，或文武互仕。”(151)满蒙翰林不但迁任文职，而且迁任武职(152)。汉大学士只用翰林，而满蒙大学士可由武职为之(153)。邹容也指出了这一点：“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兼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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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转、改、调时的俸历计算上，满洲、蒙古官员较汉官为优。满洲、蒙古郎中专较本任之俸，员外郎以下就可以通较前俸，即可以累计。而汉官论俸，除了极少官职，无论京官外官，皆只论本任之俸。在给假的规定上，汉官一经患病告假，即行开缺；而满官患病之后，可以在家调治六个月之久，不予开缺和停俸。考课时，满员评为一等的比率，也比汉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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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仕说，满人的科举待遇比汉族士人优惠得多，试题又简单，录取比例又高，其中试名额别为一榜。而且满人另有仕途。例如笔帖式（汉译文书），就是满人进身的又一捷径。中央各部、院、寺、监都设有笔帖式，几乎清一色是满人。笔帖式的品级虽低，高者不过六品，低则八九品，但升迁很快，不一二十年即可富贵，甚至外升督抚，内转尚书侍郎。除笔帖式外，满人还有侍卫一途，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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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起家制度 异族政权下的入仕资格获得，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尚武”的起家途径特别发达，主要体现在侍卫起家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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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北朝，都存在着侍卫起家制度。北魏的禁军分羽林、虎贲、直从3等，主要由鲜卑武人组成。他们凭借宿卫的勤务获得入仕资格。北魏孝明帝时，汉官张仲瑀请求改革选举，不准羽林、虎贲“预在清品”，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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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说，唐朝的卫官起家制度特别发达，这显然是源于北朝的历史影响。卫官构成了一个特殊职类，与职事官、散官、勋官、封爵并列。他们分布于中央禁军、太子东宫、亲王府与折冲府中，包括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备身、太子备身左右；亲卫、勋卫、翊卫，太子亲卫、勋卫、翊卫；监门卫、太子监门卫；以及王府与折冲府中的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等。卫官是门荫入仕的主要途径，经五考到十考，就能获得选官资格，先由兵部简试，合格者参加吏部或兵部的铨选(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