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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胡汉官僚比较能打成一片，北齐则多次发生胡汉之争，但周齐位阶体制没有显性的“胡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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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的位阶制度大多来自唐宋，但在选官资格上优待统治部族。辽朝位阶的复杂繁乱程度，不亚于宋朝。甚至宋神宗以后已很少使用的检校官、宪衔、功臣号，也被辽朝沿用而不废(136)。辽朝的科举约32次，提供的进士约2102人(137)。但契丹人参加科举却不被允许。某契丹贵族让儿子报考，被有司处以鞭刑二百。整个辽代，契丹进士只有耶律大石一人，是为特例。契丹贵族不准涉身功名，这本身就是一种品位安排，表明功名不是最优品位，契丹贵族身份才是最优品位。契丹贵族的选官特权，体现在“世选”制度上。“世选”的资格，则由皇族、后族及其他契丹贵族垄断。从北南府宰相、夷离堇、诸部节度使，直到太医、决狱官等，来自“世选”者占绝对优势(138)。《辽史》列传传主305人，其中契丹人234人，占76.7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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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位阶之繁密，不亚于宋朝(140)。金朝虽没有元朝那么严格的四等人法律，但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南人的身份等级仍是存在的，尤其是前期。科举有“南北选”，在录取比例上明显优待“北选”；在迁转上，南选进士需要三任90个月才能升至下令（从七品），北选进士两任即可(141)。选官中“女直”与“余人”有别。例如金章宗时的制度是这样的：“迁至镇国者取旨升除后，吏格之所定，女直人昭信校尉（正七品下）以上者，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女直一命迁至昭信校尉，余人至昭信已上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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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承荫制度规定，蒙古、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叙。元成宗“更定荫叙格，正一品子为正五，从五品子为从九，中间正从以是为差。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143)。元武宗诏：“诸职官子孙承荫，须试一经一史，能通大义者免儤使，不通者发还习学，蒙古、色目愿试者听，仍量进一阶。”(144)汉官子弟承荫要考试，而蒙古、色目的承荫者可以不考试，愿意考的话，就加一阶以为鼓励。国子学的100名生员中，蒙古人居半，色目人与汉人合计居半(145)。元朝科举共16科，所录取的进士约1200名，他们在文官中所占比例，据姚大力先生推算只占4.3％，只相当唐与北宋的1/10(146)。科举分左右榜，右榜为蒙古、色目人，难度低，录取比例大；左榜为汉人、南人，难度高，录取比例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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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满贵拥有重大品位特权。尽管顺治皇帝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其实是“首崇满洲”的。顺治定制，各部尚书满汉各1人，满员一品、汉员二品；侍郎满汉各2人，满员及汉军二品、汉员三品。又内阁大学士满汉各2人，满员一品，汉员二品；学士，满员二品，汉员三品。同样的官职，满员就品级高。康熙初年划一了满汉官的品级，但满汉品位待遇的差异，并未消除，因为官缺依然被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等。满人的做官资格远比汉人优越，对之革命者邹容有声泪俱下的控诉：“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148)满洲旗员只任六品以上官，不做省驿丞、典史等杂职。中央机关的宗人府、理藩院及管理钱粮火药仓库，以及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重要职官，都是满缺，专用满人。地方督抚大多数也是满族和汉军。满缺不许汉人补任，满人却可以补汉缺。“满洲京堂以上缺，宗室、汉军得互补。汉司官以上缺，汉军得互补。外官蒙古得补满缺，满、蒙、包衣皆得补汉缺。”(149)康熙《大清会典》所载内阁、六部等13个中央机构的有品级和无品级额缺共2082个，大部为满洲和内务府包衣占有。汉军和汉人的额缺只325个，仅占15.6％。下据《清史稿》卷一一〇《选举志五》，举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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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活中，满官处处凌驾汉官。满大学士的班列，在汉大学士之前。中央主要衙门中，“满臣权重，汉之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满人謦欬之下，无敢违者”(150)。满族旗人的仕途也与汉人不同。清制，汉官文武殊途，不能互迁，但满员却可以文武互迁。“国朝旗员，不拘文武出身，皆可身致宰辅，或文武互仕。”(151)满蒙翰林不但迁任文职，而且迁任武职(152)。汉大学士只用翰林，而满蒙大学士可由武职为之(153)。邹容也指出了这一点：“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兼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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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转、改、调时的俸历计算上，满洲、蒙古官员较汉官为优。满洲、蒙古郎中专较本任之俸，员外郎以下就可以通较前俸，即可以累计。而汉官论俸，除了极少官职，无论京官外官，皆只论本任之俸。在给假的规定上，汉官一经患病告假，即行开缺；而满官患病之后，可以在家调治六个月之久，不予开缺和停俸。考课时，满员评为一等的比率，也比汉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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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仕说，满人的科举待遇比汉族士人优惠得多，试题又简单，录取比例又高，其中试名额别为一榜。而且满人另有仕途。例如笔帖式（汉译文书），就是满人进身的又一捷径。中央各部、院、寺、监都设有笔帖式，几乎清一色是满人。笔帖式的品级虽低，高者不过六品，低则八九品，但升迁很快，不一二十年即可富贵，甚至外升督抚，内转尚书侍郎。除笔帖式外，满人还有侍卫一途，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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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起家制度 异族政权下的入仕资格获得，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尚武”的起家途径特别发达，主要体现在侍卫起家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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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北朝，都存在着侍卫起家制度。北魏的禁军分羽林、虎贲、直从3等，主要由鲜卑武人组成。他们凭借宿卫的勤务获得入仕资格。北魏孝明帝时，汉官张仲瑀请求改革选举，不准羽林、虎贲“预在清品”，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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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说，唐朝的卫官起家制度特别发达，这显然是源于北朝的历史影响。卫官构成了一个特殊职类，与职事官、散官、勋官、封爵并列。他们分布于中央禁军、太子东宫、亲王府与折冲府中，包括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备身、太子备身左右；亲卫、勋卫、翊卫，太子亲卫、勋卫、翊卫；监门卫、太子监门卫；以及王府与折冲府中的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等。卫官是门荫入仕的主要途径，经五考到十考，就能获得选官资格，先由兵部简试，合格者参加吏部或兵部的铨选(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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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皇帝的护卫，大多选自部落、族帐、宫分的贵族子弟。契丹语称贵族子弟为“舍利”，汉译是“郎君”，他们被选入御帐承担御前祗候事务，就成为“祗候郎君”，从而具有了预备官的身份。他们在笔砚、牌印、御盏、车舆等局任事，相应地被称为笔砚（祗候）郎君、牌印（祗候）郎君等。护卫、祗候郎君在服务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被选为御帐或朝廷的重要官职了。《辽史》列传中的契丹、奚人传主，曾任护卫的计12人，曾任祗候郎君的计43人(155)。辽朝的郎君也组成部队，称舍利军、舍利拽剌(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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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隶属于殿前都点检的护卫，属皇帝卫士，每三日上直，也是武人的重要仕途。不少将领都是护卫出身。金熙宗曾选拔蒲察通担任护卫，而蒲察通以父老养亲为由谢绝，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十分惊讶：“得充侍卫，终身荣贵。今乃辞，过人远矣！”护卫可以领取从六品官俸，待遇是很高的。其迁叙也相当优越。海陵王时护卫的迁叙之格，是每三十月迁一级。初考，女真迁武散官敦武校尉（从八品下），余人迁武散官保义校尉（正九品上），百五十月即可出职，补从五品下、从六品之官。金世宗提高考阶，女真初迁修武校尉（从八品上），余人迁敦武校尉。此外，侍卫亲军、威捷军的军士，也有出职机会(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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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有“怯薛”军。“怯薛”是蒙语“番直宿卫”的意思，始于成吉思汗所建立的“万人怯薛”，征调千户、百户、十户那颜子弟及其随从为之，成员称“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他们分四番入值，护卫皇帝，称“四怯薛”。其长官称“四怯薛太官”，由四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的后裔世袭。诸王也都各有怯薛。元朝的做官资格称“根脚”，怯薛属于“好根脚出身”，四个怯薛长更是“大根脚”。怯薛歹任官，径由怯薛长向皇帝推荐，不经中书省奏议，称“别里哥选”(158)。宿卫、儒生、吏员是元朝官员的三大来源(159)，而权要多出怯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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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侍卫，是旗人的重要仕途。“侍卫，清语曰‘辖’，分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及蓝翎。蓝翎无宗室，惟满洲、蒙古及觉罗充之。又有汉侍卫，系由科甲出身。”(160)侍卫还承担传旨、奏事、出使、任将、拘捕等各种事务。侍卫的晋升，包括两个阶段：内部推升与外转。其内部推升之法，是一等侍卫缺，从该旗二等侍卫升用；二等侍卫缺，于三等侍卫升用；三等侍卫缺，于蓝翎侍卫等人员内升用。推升起初是不定期的，嘉庆定制五年一次推升。其外转之法，是补授相应品级的八旗、绿营官职。如副都统、参领、守护陵寝官、协领、城守尉、防守尉、驻防佐领、八旗察哈尔游牧总管，绿营职官等。保送营官俱加一等补用。武进士侍卫，专放绿营员缺。侍卫还可以改文职。乾隆定制，一等侍卫系三品，以三品京堂用；二等侍卫系四品，以四品京堂用；三等、四等侍卫系五品，以郎中、员外郎用；蓝翎侍卫系六品，以主事用(161)。“满人入官，以门阀进者，多自侍卫、拜唐阿始。故事，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取侍卫、拜唐阿。以是闲散人员、勋旧世族，一经拣选，入侍宿卫，外膺简擢，不数年辄致显职者，比比也。”(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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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族政权的品位制度，具有民族特权和民族歧视两大特征，其目的在于保障部落贵族的政治特权，维系拥戴集团，构建“效忠机制”。前一节讨论“文—武”问题时我们指出，在王朝周期性衰败崩溃后，“马上天下”，或说军人群体、军事活动、军事编制，构成了重振专制集权的一种力量。而异族入主，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马上天下”。异族征服与压迫的暴力性，在与汉式官僚体制结合之后，可以转化为强化专制集权的强劲动力(163)。十六国北朝的异族统治者建立的强大军事专制集权，一举扭转了魏晋以来的皇权颓势。黄惠贤先生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由少数族军事贵族专政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过渡，皇权的极度强化，促使少数族贵族走上官僚化道路”；北魏孝文帝所建立的门阀制度，“从本质上来说，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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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政权中的士人经常发展出文化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这对皇帝专制有一定弱化作用。可以借以抑制这种自主性的政治势力，如前所述，有宦官，有军人。此外，在北方草原上的酋长与部众之间存在着一种“主奴”关系，在其被入主的少数族带进中国政治之后，能有效地抑制士大夫的自主性。明朝专制主义的发展，学者认为与元朝的主奴观念相关。姚大力先生指出：“主奴观念进入元代君臣关系是受蒙古旧制影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渗透到汉式的皇帝—官僚关系中间。”(165)周良霄先生论明初政治：“君尊臣奴在名义上当然已改变了，但君臣尊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166)张帆先生认为，蒙元的臣僚奴化、家臣专政等政治特点，与唐宋以来的专制强化趋势相结合，就成为明朝极端君主专制的两个来源(167)。满清入主，同样强化了“主奴”关系。杨珍先生看到：“清帝作为八旗共主，与满洲大臣具有主奴关系。鳌拜等权臣虽然极有权势，但仍是皇帝的奴仆。”(168)钱穆先生也指出：“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由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169)可以这么说，每一次少数族入主，都强化了中国专制主义。部落权贵子弟通过“世选”及侍卫起家，这种仕途高于科举，也是上述情况在品位结构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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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汉”概念下，还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第一是授予外部势力、外族政权的名号。东晋封高句丽首领为征东将军，百济首领为镇东将军；刘宋封高句丽为征东大将军，百济为镇东大将军，日本为安东大将军，由此就形成高句丽、百济、日本各差一级的关系格局。这是一个利用品位调整外交关系的例子。第二是境外其他少数族政权的官号与官阶。限于篇幅，本书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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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白刚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卷（总论卷），把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确定为二：“一是帝位终身制和皇统世袭制”，“二是皇权没有约束，皇权不受监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按，终身制和世袭制，似非专制主义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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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在专制主义之下，除了“主奴式”的人身支配，还有“父家长式”的人身支配。黑格尔强调，中国社会“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中国是个“大家长制的专制政体”。见其《历史哲学》，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27、136页。所以“专制”并不等于“暴政”，也可能含有脉脉温情——父家长式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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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朱自清先生说：“艳情之作以男女比主臣，所谓遇不遇之感”；屈原云“惟草木之零落，恐美人之迟暮”，“这不是以男女比君臣么？”《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87页。又叶嘉莹先生论中国文学“喜欢用女子作比喻”的现象：“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之中，夫妻的男女的关系，与君臣的伦理的关系，是相当的。……当这个男子汉大丈夫一到君臣的关系之中，作为一个臣，就变成臣妾了，就跟那妾连在一起了，就相当于女子的地位了。他可以被选择，可以被抛弃，可以被贬谪，可以被赐死、杀身，还要谢恩的。”《迦陵文集》第九卷《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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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卢梭文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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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大封小封和赐田里》，《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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