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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白刚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卷（总论卷），把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确定为二：“一是帝位终身制和皇统世袭制”，“二是皇权没有约束，皇权不受监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按，终身制和世袭制，似非专制主义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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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在专制主义之下，除了“主奴式”的人身支配，还有“父家长式”的人身支配。黑格尔强调，中国社会“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中国是个“大家长制的专制政体”。见其《历史哲学》，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27、136页。所以“专制”并不等于“暴政”，也可能含有脉脉温情——父家长式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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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朱自清先生说：“艳情之作以男女比主臣，所谓遇不遇之感”；屈原云“惟草木之零落，恐美人之迟暮”，“这不是以男女比君臣么？”《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87页。又叶嘉莹先生论中国文学“喜欢用女子作比喻”的现象：“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之中，夫妻的男女的关系，与君臣的伦理的关系，是相当的。……当这个男子汉大丈夫一到君臣的关系之中，作为一个臣，就变成臣妾了，就跟那妾连在一起了，就相当于女子的地位了。他可以被选择，可以被抛弃，可以被贬谪，可以被赐死、杀身，还要谢恩的。”《迦陵文集》第九卷《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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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卢梭文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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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大封小封和赐田里》，《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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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吕文郁认为，西周的采邑继承虽需重新册命，但春秋时随领主的势力上升，采邑事实上已成私产，故称“私邑”，以区别于公室直接管辖的“公邑”。《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3、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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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侯志义：《采邑考》，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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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厚宣先生评论殷代之封建：“土地或本为国家所有，经王之分封，乃属于封建侯伯；或土地本为诸部落国族所有，经王之封而承认其为自有之土地。”见其《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台湾大通书局1972年版，第88页。对周朝的采邑也不妨作如是观，即，有因君主封授而得到的，也有本来即其所有，而经君主的封授而被正式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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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段志洪：《周代卿大夫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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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典》卷十六《选举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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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宋书》卷九四《恩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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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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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柳芳《氏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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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参张泽咸：《谱牒与门阀士族》，收入《一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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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原话是“国王可以制造贵族，但无法制造高贵者”，意思是世袭贵族比新获贵族称号的人更被社会看重。引自朱孝远：《中世纪欧洲贵族》，广东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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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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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这是韩国学者吴金成的总结，见其《明、清时代绅士层研究的诸问题》，《东洋史学会第一届研讨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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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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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比较中日古代文学，指出二者的不同，在于日本文学的“脱政治性”或“非政治主义”。《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章。又参赵乐甡：《日本古典文学“超政治性”特点的形成》，收入《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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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廖可斌：《论台阁体》，《中华文史论丛》第4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郭万金：《台阁体新论》，《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后文把“台阁之体”视为古代文学乃至整个传统艺术的一种美学范型，与“山林之体”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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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罗宗强先生说：“我们编古代文学史，是把许多应用文体都编进文学史里去的。但是我们编现当代文学史，却并没有把诸如报纸社论、政府文件、哲学论文等等编进去。这种衡量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的不统一，如何解释呢？”见其《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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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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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维贝尔（即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他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拥有这样官吏的一个国家和西方国家多少有些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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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 R.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ume One，pp.16—19。“在政务之中他们是amateur，因为他们所修习的是艺术；而其对艺术本身的爱好也是amateur式的，因为他们的职业是政务”，“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职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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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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