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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福格:《听雨丛谈》卷一《满洲掌院》,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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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邸永君:《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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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福格:《听雨丛谈》卷一《大学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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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刘琴丽:《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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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关树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隋唐宋辽金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以下;《辽朝的选官制度与社会结构》,收入《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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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李桂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1996年版,第27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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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李锡厚:《金朝的郎君与近侍》,《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5期;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26页;周峰:《金代近侍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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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参看箭内亙:《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66页;萧启庆:《元代的宿卫制度》,收入《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59页;陈德芝、邱树森、丁国范:《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07—309页;李治安:《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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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姚燧《牧庵集》卷四《送李茂卿序》:“大凡今仕唯三途:一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省宣慰;则十分之一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丛书集成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6册第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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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爱新觉罗·奕赓:《佳梦轩丛著·侍卫琐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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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常江:《清代侍卫制度》,《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秦国经:《清代宫廷的警卫制度》,收入《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以下;陈金陵:《简论清代皇权与侍卫》,收入《清史论丛1992》,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以下;常江、李理:《清宫侍卫》,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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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清史稿》卷一一〇《选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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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拙作:《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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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白钢主编)第五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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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学术集林》第15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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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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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特征》,《北大史学》第8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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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杨珍:《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清史论丛2003—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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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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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第十二章 品位结构的三层面:君·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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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就可以引申出本章的话题了:“品位结构的三层面”。狭义的“官阶”,当然只是官僚的级别;然而官僚在整个政治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相对于居身其上者与居身其下者而显示出来的。在官僚之上,有皇帝(及皇族);在官僚之下,有编户。那么,如果要理解中国官阶的政治社会意义的话,就得区分出“君—臣”层面、“官—官”层面与“官—民”层面,并把目光同时投注到三个层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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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的统治者规划品秩位阶时,他们确实也是在“三层面”上同时下手的。在礼制上,这一点最容易看到。早期中国礼制,大抵是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级来规划的。帝制时代也是如此。例如舆服等级,君臣间的级差如何衔接,官民间的级差如何衔接,都有具体安排,甚至是“数字化”的安排。“品位结构的三层面”实际是一个社会身份秩序,其背后就是统治者的“身份考虑”。它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品秩位阶不仅保障了政府行政,还强化了“君—官—民”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外向性的内向化”,即对组织的生存环境加以改造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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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官”层面发生的品位问题,至此已用去了大量篇幅,包括上一章所述“五线索”,亦是。本章主要探讨“君—臣”层面与“官—民”层面可能发生的品位与等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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