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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还曾为九宫贵神的祭祀等级而发生争论。任爽先生指出：“实际上，这一场争论的关键是君主是否应对九宫贵神称臣，而非后者当属大祀抑或中祀。”(16)明清皇帝连五方帝也不祭了，皇帝头上少了五座大山，只需对一个孤零零的“天”称臣就成了，轻松多了。皇帝冬至祭天，自称“总理山河臣某”；助祭的汉大学士一人，称“协理山河臣某”(17)。在这一系列的做法中都能看到，皇帝在“欲与天公试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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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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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民之间：礼制限制与名号颁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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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层面上朝廷的“身份考虑”，主要在于维系身份秩序、强化社会控制和实施社会激励。这些都可以诉诸品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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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限制 官贵特权是与庶人比较而言的。在周朝等级的通行表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中，已把庶人考虑在礼制等级之内了。如礼物的礼数：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如庙制的礼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等级礼制甚至波及死亡的称谓：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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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时代，依然严禁民间僭用官贵礼遇。《晋令》中有若干“无过”和“不得”条款，规定士卒百工鞋履的颜色不得过绿青白，不得服真珠珰珥，不得服犀玳瑁，不得服越叠；女奴鞋履的颜色无过红青，不得服金钗。甚至还规定商人头巾要题写姓名，要一脚穿黑鞋，一脚穿白鞋(18)，显系侮辱。唐宋服制，无官者白衣。《东京梦华录》云：“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幅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19)各行各业各等级各有其服，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宋端拱二年（989年）禁止民间服紫，皇祐七年（1055年）禁天下衣黑紫，嘉祐七年（1062年）禁天下衣“墨紫”。在服饰礼制上，有正面的应穿服装的规定，也有负面的惩戒措施，朝廷的两手都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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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号颁授 向民间颁授官爵名号的做法告诉我们，中国官阶绝不仅仅是“行政级别”而已，它的调整范围超出了行政组织的边界，扩展到了民间与社会。向民间颁授的官爵名号有很多种，有官员不用而专用于民间的，也有官民通用的；有对个人加以表彰的，也有向特定人群颁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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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其品德或贡献，而向民众个人颁授的名号，汉代的“孝悌力田”就是一例。这个名号伴随着“复其身”即免役的优待。这是个很大优惠。汉制，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第七级武功爵“千夫”以上才有免役资格，而“孝悌力田”与之相仿。“孝悌力田”地位接近六百石，这是县官的秩级。吕后又设置了相当二千石级的“孝悌力田”，同于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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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礼，三品以上官可以立碑，七品以上官可以立碣，同时“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者，虽无爵，听立碣”(20)。“隐沦道素”的是士人，“孝义著闻”的是孝子，他们的立碣待遇，同于七品官。唐朝对所旌表的“孝义”，给予“从九品上”的做官资格(21)，与进士、明法甲第者所获出身相当。唐朝征召“养素丘园”的民间隐士做官，即使那位隐士不受征召，他的子弟仍可以凭“征官”、即其父祖被征召的官号，而获得荫叙资格(22)。在朝廷看来，品德应该用官位加以褒奖，以期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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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也用官号与品级来表彰有突出贡献者，如近年为国人所艳羡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光墉），被清廷授予了布政使衔（三品）、二品红顶戴、黄马褂等荣誉。在官方文书中，他的称谓是“浙江在籍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23)。学术大师王国维荣获“南书房行走”的身份，加五品衔，食五品俸(24)。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中国创办《万国公报》，影响广泛，清廷赐以五品衔，后来又加至四品衔(25)，以示褒奖。主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得赐“太子少保”衔，及三代一品封典，死后追授太子太保(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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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向特定人群普赐的名号，汉朝的赐民爵即属其例。汉代赐民爵，可统计者就有90次之多，几乎是四五年一次。汉宣帝时尤其频繁，25年中有13次赐民爵之举。有人认为赐民爵是以户为单位的(27)。而据西嶋定生考察，“赐天下为父后者爵”、即向有继承权的男子赐爵，和“赐天下男子爵”、即向男子普赐爵位，两种情况都是有的。赐爵的最低年龄可在小男（14岁）以下。这样，赐爵范围和有爵男子的数量，就极其庞大了(28)。刑徒司寇、隐官的法定占田额是半顷，平民是1顷，第1级爵公士则是1.5顷，占田额度是连续的、以爵为准的。在平民分猎物、分粮食的时候，爵高者分的多；而在出钱的场合，爵高者出的少。王朝爵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赐民爵的做法，断断续续地延续到了唐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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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汉朝有敬老制度，其办法是对70岁以上的老人赐以鸠杖（即“王杖”），并令其礼遇比六百石官。西汉中期，东海郡70岁以上的老人受杖者2823人(29)。一个郡就有这么一大群老人，享受着比六百石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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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经常向耆老赐以名位，所赐名位有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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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爵：如太和十七年（493年），洛怀并肆四州之民，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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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地方官：如太和十九年，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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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散官：如太和二十年，国老黄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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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将军号：如魏庄帝诏，九十加四品将军，百岁从三品将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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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爵号、官位及文武散官，平民都能得到。假如今天政府向某年龄段以上的老人普授市长、县长之官或将军之衔，大家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北朝就是那么做的。侯旭东先生指出：“在村里，官爵名号意味着待遇、地位与荣耀；对朝廷而言，文武散官与板官一类官爵名号的授予并非要务。实际上，这类看似微末之事是帝国维护统治，确立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关系到帝国的稳定与延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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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上承北朝，往往因节庆典礼而向老人颁授官职、爵位。如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封泰山，下诏“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马、县令，妇人郡、县君；七十以上至八十，赐古爵一级”(32)。所谓“古爵”，就是秦汉的二十等爵。宋朝赐民爵，通用二十等爵的最低一级“公士”(33)。宋太宗端拱改元，赐民年七十以上爵一级；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赐赤县父老八十者爵一级，还曾下令向赤县父老年九十者授以摄官。明初的赐民爵，新创了社士、乡士、里士等爵号。洪武十九年（1386年）诏：“应天、凤阳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社士，九十以上赐爵乡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咸许冠带，与县官平礼，免杂泛差徭。”(34)一大群地主由此获得了王朝爵号，弹冠相庆，跟县官分庭抗礼了。清朝的优遇“耆老”之法，是八十岁以上的布衣老人，赐九品官服顶戴；九十岁以上的，赐八品官服顶戴；一百岁以上的，赐七品官服顶戴。嘉庆二年（1797年），获赐的老人有8479人；道光五年（1825年），获赐的老人有37345人(35)。七八九品的顶戴，让老人们深感“夕阳无限好”。耆老有资格参与很多官方典礼。在接奉圣旨时，按文官、绅士、武官、耆老排序，其下是士卒和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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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情况下，朝廷允许平民用品官之礼。例如婚礼，朝廷开恩，允许“婚礼下达”。唐制：“庶人婚，假绛公服”；明制：“凡庶人娶妇……婿常服，或假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其纳采、纳币、请期，略仿品官之仪。”(36)婚礼时允许平民穿官服，这种“礼下庶人”之举，强化了王朝品位的诱惑力与感召力。唐朝的婚书，往往以“谨上某官阁下”、“某官衔君姓名封白”为格式(37)。宋以后的婚书，也要把“曾祖某某官”、“祖父某某官”、“父某某官”三代官号罗列无遗(38)。联姻时要把各自官衔列清楚了，以示“门当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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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品爵与现代文官的级别很不相同，其拥有者不只是文官，还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汉朝拥有二十等爵号的人，可能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王朝的官爵名号向民间广泛渗透，左右了中国社会的评价机制与身份秩序，甚至道德秩序——当名位向孝子、向老者、向各种“做出突出贡献者”颁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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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上之风必偃”，朝廷的官爵名号，对社会观念和民众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朝的墓碑上经常出现“皇清待赠”字样。其中“皇清待赠显考”、“皇清待诰故显妣”之类，其墓主肯定不是官儿，但正眼巴巴地等待着皇上开恩呢。很多官称，后来变成了民间称谓。“郎”、“大夫”在汉朝是官称，后代变成了青年男子的美称和医师的敬称。“相公”本是宰相的尊称(39)，后来变成了对男子、对读书人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敬称，甚至男妓之称(40)。“官人”在唐朝是有官号的人的称呼，至宋以后，成了对男子以及妇女对丈夫的敬称(41)，甚至“奴仆称主，及尊长呼卑幼，皆曰某官人”(42)。“博士”本是汉朝的教官，而唐朝茶楼的堂倌称“茶博士”(43)。宋朝的“诸色伎艺人”如画师、棋手、书手及说唱、杂耍艺人，有称官人的，有称仆射的，还有称都官、大夫、郎中、宣教、解元、贡士、进士、秀才的(44)。明朝三吴风气：“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为博士，剃工为待诏，家人奴仆为郎中，吏人为相公。”(45)朱元璋觉得这种风气属于僭越，有损朝廷尊严，遂出手禁止。赵翼云：“按《明祖实录》：洪武中，已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祖、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又陆容《菽园杂记》：医人称郎中，镊工称待诏，磨工称博士，师巫称太保，茶酒称院使，此草率各分，国初有禁云”。但禁令的效果却不怎么理想，“今江南俗，椎油、卖茶者尚称博士，镊工尚称待诏，医生尚称郎中，而北俗则称医生为大夫”(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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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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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官民之间：学子的品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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