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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取消了流外九品，吏胥的等级似乎简化了，但其实不然。在品位化的大背景之下，面向吏役又出现了新的位阶。如州衙吏人，从都孔目官到粮料押司官共十阶，称为“职级”。以下又有前行和后行，最低为贴司。“职级”既可以看成一种吏职，同时也是位阶。“衙前”只是一种职役，连“吏”都算不上，然而也形成了十阶，从都知兵马使到第六名教练使。这种阶或职级，可以按任期与功赏进阶(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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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吏员的晋升制度相当细密严整。州院、司理院推司和法司的吏人，每任满三年升转一资。州衙的吏人与衙前，在三年升转之时，需要考试刑法。各县的贴司与手分，在编录司缺员时，可申报考试以充任之，任满三年即升一等名次：原系贴司的，即升手分；原系手分的，即升上一名。都知兵马使满20年，就可以出职；若曾酬奖转资，每一资准许减少3年。公人以左、右为两资，在有战功应转资时，左、右各算一资(92)。总的来说，吏职的迁补包括“升名”与“升等”是两种方式。“升名”是等级之内的名次迁补，“升等”是等级之间的升迁。依前者，同级的吏人按任职时间的排序递迁，必须迁至头名，才能晋升上一等吏职。这是吏职迁补的主要方式。依后者，吏人要逐等晋升、拾阶而上。以三省为例，要按守当官—书令史—令史—主事—都、录事的顺序，由低级吏职升入高级吏职(93)。宋徽宗时，三馆吏人之职被定级为“流外从九品”，在流外中又弄出了一个“从九品”，形成一个特殊品位。宋朝还允许非正编的胥吏，通过年资与考核转为正编，即由“守阙”、“私名”转为“正名”。尽量用正式品位来保障官吏的品位利益，是宋廷等级管理的鲜明特点，而且波及了吏役部分。可以推知，在宋朝不光官僚、而且连吏役也有品位要求，朝廷尽量都予以满足，并不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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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两宋吏员的出职待遇，也存在逐渐降低的趋势(94)。到了明清，情况便出现了较大转折(95)。宋朝的胥吏职级，在明朝已不存在。不在编的胥吏，其身份不可改变，无法转为正编吏员了。吏员出官最高不能超过七八品，比宋元都降低了，而且绝大多数只能担任杂职官。当局还增设各种条件，来延缓吏员出职。一些吏员宁愿一辈子当吏，而不求出职。到了清代，吏员五年任满必须离役，虽有出职制度，但出路已相当狭窄，几乎等于被堵死。编外吏胥领取工食银而已，康熙甚至一度废止了吏员的工食银。随着“科举社会”高度成熟，“官”、“吏”之间判若天渊了。很有意思的是，秦汉禄秩的性质是“吏禄”，来自先秦的胥吏“稍食”，所以采用以谷物定等之法。而在明朝，“吏典行头俱以食粮多寡为称”，书吏以“食米”多寡分为5等，即大二石五斗、大二石、大一石、小二石、小一石(96)。这与先秦稍食、秦汉禄秩，有异曲同工之妙。清朝的书吏也以“食米”多寡为差，“定禄秩时，一吏一役，银米皆有定数”(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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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以上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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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胥吏，与贵族官员是两个社会阶层，是“庶人在官者”，近于“民”而远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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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百官皆吏，官、吏相通，二者都采用职位分等的办法管理，百石以下小吏无秩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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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北朝唐宋，中正品推动了流内外的产生，官、吏在身份上分化为两个层次，二者的管理都品位化了，胥吏的等级管理变繁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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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的“官、吏分途”进一步推进，对胥吏的等级管理简化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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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行政中，精通律例条文的胥吏往往可以舞文弄法，以致人们有这样的观感：“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98)。然而与士人的荣耀形成对比，胥吏蒙受着统治者、士大夫和社会的共同蔑视，“流外”、“胥吏”被指为一个道德低下的、甚至可耻的阶层，以致形成了一种“胥吏性恶说”(99)。宋朝“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指为胥吏）”(100)。连女真之主金世宗都有这样的论调：“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101)明朝甚至把“充吏”用作惩罚。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制，廪膳生在校10年以上学无成效、增广生20年以上不通义理者，皆充吏(102)。朱元璋认为“吏多狡，好舞文弄法”(103)，屡斥胥吏之害：“一切诸司衙门吏员等人，初本一概民人，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104)史称“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105)，他鼓励官员痛绳胥吏，对违法者处以极刑(106)。统治者显然不把胥吏视为“拥戴群体”，不指望他们提供多少特殊政治忠诚。至于差役，朝廷公然将之称为“贱役”(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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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幕友的社会地位问题。邵晋涵云：“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108)书吏、长随为时所贱，而幕客大多出自业儒不成者。就此而言，幕客、幕友的社会地位处于“士”、“吏”之间。汪辉祖对幕友的定义，就是“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者，而且还有“业儒未竟，治法家言，依之幕下”的说法(109)。福尔索姆认为，清代幕友制度之所以发达，原因就是唐宋明以来“吏”的地位不断沦落、“士”的地位不断上升，由此“吏”、“士”二者间出现了一个空档；于是这个空档，就由幕友来填补了(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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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仪礼·丧服》：“君，谓有地者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2、1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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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国策·魏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17页。又《汉书》卷一《高帝纪》汉高祖诏：“爵或人君，上所尊礼。”颜师古注：“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刘邦所言，实为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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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桓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上册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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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9—10世纪的拜占庭，最高等的衔号是凯撒（Caesar）、大贵族（Nobilissimus）和宫廷总管（Curopolates）。它们通常只授予皇室成员。凯撒只授予皇储、摄政王。阿莱科修斯一世（1081—1118年在位）改革宫廷头衔体制，设置了首席大贵族、凯撒、上等大贵族、首席贵族、大贵族、贵族等头衔，其中首席大贵族仅次于皇帝。授予的原则是与皇帝的亲疏远近，由此建立了新的贵族统治体制。参看李秀玲：《论阿莱科修斯一世的政治体制改革》，《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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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据郭松义、李新达：《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0卷（清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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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以下。明清皇帝对诸王行“家人礼”的例子，如《明史》卷四《恭闵帝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复位诸王见东宫仪制，朝见后于内殿行家人礼，以诸王皆尊属也”；《清史稿》卷八八《礼志七》：“乾隆十一年（1746年），设宴瀛台，赐宗室王公，遵旨长幼列坐，行家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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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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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卷五一《后妃上》；《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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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溥：《唐会要》卷二二《岳渎》，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27—429页。这样的礼制，都出自古义。《礼记·王制》：“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尚书大传·夏传》：“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山川视伯，小者视子男。”《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注引《春秋纬·感精符》：“人主与日月同明，四时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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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溥：《唐会要》卷二二《岳渎》，第427—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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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溢：《论唐代的山川封爵现象：兼论唐代的官方山川崇拜》，《新史学》第18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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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五方帝即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五人帝即上古帝王太昊、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五人帝简称五帝或配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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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武则天：《五帝皆称帝敕》，《全唐文》卷九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0页下栏；又《通典》卷四三《礼三·郊天》，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8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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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十月诏，见《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又《全唐文》卷五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0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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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子修一：《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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