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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经历了它的1.0版，即夏商周的“王国”；经历了它的2.0版，即两千年的官僚帝国。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开始向3.0版全面升级换代。度过了短短40年“乱世”，中国就恢复了秩序，并赢得了60年的高速增长。目前正在“中国特色”的独特体制之下，沿自己的道路成功崛起，走向繁荣强大，并将在若干年后加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对这个体制的独特性与经济增长的重大相关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已提出了各种解释(148)。也有若干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预言中国将拥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未来。这些看法至少提示了两点：第一，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面貌上的巨大能动性”的论点；第二，它使上世纪对传统专制官僚政治的一味谴责，显得简单化了，应代之以一种“价值中立”的观察。“封建专制的流毒”被承认，“官本位”的弊端被承认，已被领导者允诺列入解决日程；同时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继续下去。那么，政治改革将继续深化，但基本体制不会动摇。如果改革能令这个体制更扁平一些、更多元化一些，就会有更多社会活力被释放出来。在一点上，执著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那部分公众，将是最大推动力。同时在尚可展望的未来几十年中，它仍将是同一版本的升级换代，“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结构”将持续下去。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未来中国，已展现了现实的可能性，“路径依赖”似已形成(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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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提醒人们：“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150)在升级换代、各项性能全面提升之后，未来中国国家的3.0版会是什么样子呢？尚不能确知。我们只是推断，四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集权官僚等级制似是遥远的过去，实际却将在宏观层次与长时段上，展示其深远影响与巨大历史惯性。在这时候，有两种可以同时持有、但必须区分开来的态度：观察者的态度与参与者的态度。作为观察者，就应尽可能地排除主观偏好，纯客观地体察历史与未来，不让任何个人的期望、选择干扰了分析与判断。而作为参与者就不同了，由于社会变迁是众多分力之“合力”，而且“合力”是未知的，所以作为分力之一，每个人都有选择方向的权利。因为这时你不是在旁观天平的指针，而是在把砝码置于你所选择的一侧，以改变平衡。那么请你坚守一己的选择与期望。正如罗新先生所说：“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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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传》昭公七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9页。杜预注：“大夫，位；马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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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语·先进》：“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45页。“从大夫之后”，谦辞，意谓自己曾在大夫的行列之后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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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有为：《官制议》卷十三《改差为官改官为位》，收入《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宏业书局1987年版，第14册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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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唐人服色视散官》，《嘉定钱大昕先生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册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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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池田温：《中国律令と官人机构》，《前近代アジアの法と社会——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东京劲草书房1976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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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崔嘏：《授内诸司及供奉官叙阶制》，《全唐文》卷七二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册第7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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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德权：《唐代律令中的“散官”与“散位”——从官人的待遇谈起》，《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1期，1989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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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宋朝家法》。《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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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洪迈：《容斋四笔》卷四《今日官冗》、卷十五《蔡京轻用官职》。《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54、7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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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2—213及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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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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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下册第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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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帆：《金元における散官の地位の下降とその原因》，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论集》第2集，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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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鏊：《震泽长语·官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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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上册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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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鸣飞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元代散官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2009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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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章太炎：《检论》卷七《官统》上，《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册第546—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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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6页。又赖肖尔亦云：“日本人十分强调等级观念，这是日本社会与美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的区别。”见其《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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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丁学良先生指出，香港的基尼系数是0.47，美国是0.45。但在美国和香港，大部分人是认可富人致富的现象的，因为绝大多数富人的致富方式是符合这个社会里的法律和政策的。新华网：《丁学良：“穷人太穷论”是有钱人的说法》，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24/content_36760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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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诺思指出：“意识形态不仅在政治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个人选择的关键。个人如何看待游戏规则的公平与公正，明显会影响绩效。”见其《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收入道、汉科、瓦尔特斯编：《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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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斯图尔特、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跨文化视野中的分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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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根千枝：《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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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陈洪波等：《武士日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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