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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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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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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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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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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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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自隋唐设立，[1]至1905年9月清廷颁布谕令停止，已有1300多年历史，宣布科举终结，迄今亦有百年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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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罢科举之际，时人于此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多有预测，由西学背景而获得进士出身的严复曾断言：“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但他同时强调：“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2]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林乐知也认为，此事“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3]影响巨大毋庸置疑，至于究竟是积极抑或消极、正面还是负面作用，则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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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除万世一系的皇位继承制外，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科举制这样可以跨越时空障碍，延绵于隋唐宋元明清等几个最重要朝代的制度。科举自隋唐发轫，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成为传承文化、教育和选拔人才的主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远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数百年，中国人已经将某种意义上机会均等的思想付诸实践，并形成一个历时悠久的制度贯彻于社会生活，使出身寒微者可通过不懈努力改变命运，进入官僚队伍，通过发挥自身的才华而获得经济与社会地位，光宗耀祖。士人借此而与乡村社会紧密结合，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有效黏合剂。就此而论，虽然后人对科举制诸多批评，并且引进或试行过各种替代性制度，但都不能发挥科举制之于社会的特殊整合作用。甚至民国时乡村教育人士对国民教育的严厉抨击，有不少观念其实还是以科举时代为参照。因此，尽管经历了百年沧桑，早已停废的科举却并未“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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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科举停废后最初的几年，曾参与或主持其事的梁启超、张之洞等人，先后在不同场合流露出对于废科举十分矛盾的心情，而清末民初社会对科举废除功过成效的评价，亦毁誉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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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说明，客观地评价科举终结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绝非易事。百年的沉淀，或许仍不足以承载科举制及其历史的厚重，不过时光流逝，毕竟可以跳出时人单向的利害判断，拓宽视野，认真检讨各层面复杂的史事。至于能否走出当局者迷的误区，仍取决于研究者是否能广泛搜求与发掘相关史实，辨析与澄清真伪，进而重新审视那些既往耳熟能详的结论。细致爬梳整理残破的历史碎片，不难发现，从晚清议改科举至立停科举，其肇因与结果的寓意真相，不仅曲隐尚多，且当道与清廷内部对利弊得失的权衡与实际的善后安排，也与学界迄今的认识有不少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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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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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清代科举制度改革与废除的研究，学术界宏论迭出，硕果累累。但国内外研究者对停罢科举的历史作用及影响依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4]对一种制度的评价与分歧如此之大，虽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但却是由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诸多功能与重要地位所决定。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清末为了效法泰西、追求富强，引进西方国家新式教育和文官制度取代科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据说科举制对于西方文官制度曾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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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科举历史漫长，研究历朝历代科举制的学人众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清代科举研究往往只是通论的部分内容。1934年邓嗣禹所撰《中国考试制度》，开拓性地将科举的整个历史作为专题，清代科举为其中组成部分；其后又编辑了考试制度资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便利。1946年日本宫崎市定的《科举》一书，扼要地全面介绍了科举制度的基本结构及运作程序，涉及科举改革与停止的叙述虽较简略，却有筚路蓝缕之功。此后，关于科举停废的研究多见于一些教育史的论著，或相关研究作为叙事背景而略有提及。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前，科举停废的专题性讨论尚未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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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相关研究的进展，对于科举停废问题的探讨有着更具实质性的推动。1955年张仲礼关于中国绅士研究的名篇，对于认识绅士阶层的不同构成，太平天国前后绅士的变动，以及科举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作者大量使用了各省方志，细致观察分析了5473个案例后，得出以下重要结论：19世纪中叶以后，绅士阶层的成分有较大变化，新进者多是通过捐纳途径进入，且自嘉庆朝以后比例大大增加，已严重影响了绅士阶层的总体素质。这一趋势意味着在科举停罢前很长的一个时期，由于捐纳制度的冲击，科举作为正途的作用已大幅度减小。对绅士阶层在科举停废前如此重要的变化，此前学术界甚少关注。对于张仲礼根据大量案例分析而得出“传统的由考试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更不复存在”的重要结论，[5]后来的研究者也缺乏应有的重视。结果必然导致研究前提的偏差，即将实际已变之科举，当作未变之科举来研究，其结论自然难以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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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5岁高龄的末代探花商衍鎏以亲历者的身份发表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对清代科举考试的源流、类别、规制、程序、实施情况叙述甚详，文武科举均有涉及，作者搜集考订了零落散失的资料，提供了各种考试时间及相关文献，其对八股文程式的考辨和科场案及其逸闻等的记载，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翔实信息，其中包括50多幅珍贵的图片和照片，成为清代科举研究百科全书式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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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海外学者对清代科举及其改革有了相对集中的关注，最显著的成果为1960年哈佛大学出版的傅吾康《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6]尽管今天看来该书的内容略显简略，可是将科举改革和停废作为专门问题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而且将戊戌时期改科举与新政时期的废科举前后联系考察，划分为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不同阶段，给予后继研究者以积极启示。此后，1971年出版的威廉·艾尔斯的《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以及同年玛丽安·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都涉及科举改革及停废的人物和史实，指出这一事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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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港台学界对于清代科举史事的兴趣浓厚，先是台南成功大学年已81岁高龄的刘兆璸于1975年出版了《清代科举》一书，其中第十六章“停科举后之各种考试”，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介绍了停科举后的考试优拔贡、举贡会考、留学生考试的概况；[7]继之黄光亮的博士论文《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于1976年问世，以清代科举为专门研究对象，重点在清代科举的程序，其在叙述清代科举渊源沿革方面，用力颇深。第十章第三节“科举废止后之措施”，注意到中国古代旧制学校与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方面的差异，认为这是通才教育与“专门实用之学”的差别。尽管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然对后来的研究者仍不无启发作用。该书还依据政务处《奏定举贡生员出路章程》文本的内容，述及科举停止后清廷对于举贡生员安置的相关规定。[8]1979年，珠海书院黄景声的硕士论文《清代考试制度》，第六章为“考试制度之废除及停科后之考试”，依据相关章程文本对科举停止后的旧学与新学考试，进行了基本史实的梳理与概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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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王德昭遗作《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是较为全面论述清代科举发展变化线索的一部力作。作者运用包括清人文集和笔记小说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相互参证，对明清科举制的递嬗，科举与学校、书院的关系，清代科举制度的阶段性变化过程及其原因，都有颇为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将改革科举的议论上溯至康熙与乾隆时期，并对道咸同光四朝议改科举的奏章建议及相关史实进行认真梳理，在厘清线索的同时，力求揭示清季朝野有关科举存废之争背后深刻的政治与社会根源，显示了作者在史实考证方面的深厚功力，也表明其对于科举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有着敏锐的触觉和关怀。尽管科举停废的部分着墨不多，主要是基本史实的铺陈，但全书研究方法的严谨，爬梳史料的细致，尤其是对各种不同类型史料的比勘，于后学者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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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对科举停废问题的关注，多从宏观角度立论，试图把握或揭示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最为值得注意之处，是将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引入专题研究，试图借此拓展研究空间并深入分析相关事件之间的关联。1995年，罗志田在台湾《清华学报》发表《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文，以刘大鹏日记为主要论据，用社会科学的眼光观察分析科举废除的影响，认为废科举的直接后果，造成了四民社会的解体，科举废除之后，以刘大鹏为代表的旧式士子，“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都每况愈下”。“四民之首的士（而且是那些主观上希望维持其原有的身份认同者）自己走下了等级社会的首席，四民社会也就随之解体，不复存在了”。[11]此后，罗教授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论点，认为“士的来源既因社会变迁而中绝，其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也就空出”，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原处于边缘的新兴社群逐渐进据政统，形成了近代中国“正统衰落，异军突起”的显著特征。科举废除后的近代教育，其“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12]上述两文相继发表后，很快成为学术界关于废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影响颇具指向性的论点。其研究提示，由于科举本身是具有文化、教育、政治、社会控制等多项功能的基本体制，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深刻而全面的。这一思路对于认识和理解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至于废科举导致知识分子边缘化以及如何边缘化的论述，似与既往一些先行研究及近年研究者关注到的史实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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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萧功秦撰文，强调科举制同时具有特殊的社会整合与凝聚功能，并使社会文化价值高度统一，废科举则导致了近代以来文化的断裂。[13]1998年，何怀宏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思想与选举制度发展的历史重新审视，提出了“选举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废除科举是一个渐进的、相互联系和衔接的过程，其结果是“原先的渐废派在内外形势的冲击下自己主动转成了立废派，从而亲手结束了这一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他们自己大多也是从中出来的科举制度”，[14]并强调日俄战争对于废除科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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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研究者不同的是，何怀宏并不急于提供某种范式和结论，而是认识到科举及其废除，“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许多疑云需要继续澄清”。作者注意到社会对科举废除一事反应相当平静，并就原因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鉴于废除科举后绅权反而上升，在观察与评论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作者认为与“边缘化”相比，社会的平等化也许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更为确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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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98年，周振鹤也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论：由于奖励学堂出身的制度衔接，“废科举有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消除了士绅阶层的疑虑，成为官绅之间新的一种默契”，“清末的废科举与兴学堂的实现，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15]换言之，科举革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士绅阶层并非被动地参与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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