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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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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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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版，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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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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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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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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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第288—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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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张晓东：《废除科举后清朝文官录用的专业化和技术化》，《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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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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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左玉河：《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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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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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有学者近年注意到：“由于罢科举兴学堂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于是以此为借口，否定罢科举兴学堂的必要性。”王戎笙：《科举制度在清代从鼎盛走向衰亡》，陈捷先、成崇德等主编《清史论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7—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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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6，选举考九，中华书局2006年版，总第5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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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0，选举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总第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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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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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古往今来的诸多事实表明，一个制度的建立或废除，其影响往往不仅限于当时，常常会绵延至其后的若干年代，其文化或心理习惯的联系甚或依赖，在制度废止后相当时期内也不会很快消除。由于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往往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如何判断和区别造成该现象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主要原因及次要原因，常常会给我们解读史料、理解与认识历史造成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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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一章 老树新枝：晚清科举改革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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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改革的兴起与展开，是近代中国社会遭遇千古未有之变局后，朝野舆论推动下，挽救危亡与励精图治的产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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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后至甲午战争，被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清朝，为应变局与救亡图存之需，对人才规格及其选拔更为重视。[2]西学与西才如何纳入科举，使之取长补短，以便匡时济世的问题，不断被提出并在庙堂之上展开讨论。[3]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内外官员先后有18个以上的科举改革方案，以奏章的形式呈递清廷，最高执政者亦多次谕令部院大臣、礼部、总理衙门或政务处议复。[4]这些方案大都强调学以致用，增加实科，将西学纳入科举之中，以老树嫁接新枝的方法，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试图重新激发科举制的活力，让这棵千年老树重现生机，发挥应有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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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人才必自变科举始”的认识和呼吁，[5]成为科举改革持续不衰的动力。尽管人们在私下谈论与报刊舆论方面，或有更为激进的主张与言辞，但就朝臣疆吏正式提出奏议，并在庙堂之上据以展开的讨论而言，以科举接纳实学和西学的思路取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是晚清科举改革的主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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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变常科与开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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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按内容与类别，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两者均以选拔人才为目的，常科系指固定时间、固定科目的考试，包括童生岁试、学政院试、乡试、会试；制科则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由各地保荐或推荐考生，时间与科目不固定的考试。唐代常科内容丰富，科目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诸科，制科亦名目繁多，有贤良方正、博学通艺等数十种。[6]清乾隆时官修史书称，本朝“惟进士一科孤行，议者所以有偏重之说也”，承认科举考试类型程式过于单一化。[7]“汉以后凡天子特诏曰制举，又曰制科是也”，因制科“系奉特旨举行，与常行科目不同”，[8]故俗称特科。清代制科虽有孝廉方正与博学鸿词等科，但数十年难开一科，可遇而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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