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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按内容与类别，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两者均以选拔人才为目的，常科系指固定时间、固定科目的考试，包括童生岁试、学政院试、乡试、会试；制科则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由各地保荐或推荐考生，时间与科目不固定的考试。唐代常科内容丰富，科目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诸科，制科亦名目繁多，有贤良方正、博学通艺等数十种。[6]清乾隆时官修史书称，本朝“惟进士一科孤行，议者所以有偏重之说也”，承认科举考试类型程式过于单一化。[7]“汉以后凡天子特诏曰制举，又曰制科是也”，因制科“系奉特旨举行，与常行科目不同”，[8]故俗称特科。清代制科虽有孝廉方正与博学鸿词等科，但数十年难开一科，可遇而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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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西学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官办新式学堂也有30多年历史，但在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西学只是作为科举选才之外的补充形式。鸦片战后，朝野议改科举，正是从试图扩展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开始，其主要方向即包括变常科与开特科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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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以查实的晚清第一份议改科举奏章，应是1842年两广总督祁所呈《请推广文武科试疏》，[9]其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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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自称，其议改科举的动机，缘于对国家危难之时人才奇缺的切身感受。他于1841年临危受命，作为新任总督来到战事未停的广州，[10]道光帝谕旨，特许其在所属文武官员中，如发现有“才能出众、民心爱戴、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可“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但其留心查访的结果，却是“广东文武各官，凡久于其任者，均尚可熟悉夷情，而深通韬略者实难其选，已将无员可保”。大为吃惊之余，他开始对科举取士的方式进行检讨，并以亡羊补牢的心态，思考与探寻科举改革的方法。祁向朝廷提出：“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所提供的两个方案，一是调整常科考试的部分内容，即在乡试的第三场，定策问五道题目，内容包括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阴阳占候、熟谙舆图，以扩大所有考生的知识面，以求经世致用人才；二是增开制科项目，仿唐宋科举广设科目，“将博通史鉴等五门分立五科，特诏举行”，无论现任或退休的大小文武职官、军民人等，准以所业，由地方官分别报送督抚考校，咨明吏部、兵部调取入京考试，其确有才能者可奏请引见，分别酌用。[11]祁的本意是恢复唐宋时期科举广纳贤才的传统，通过多设科目变更取才标准等方式，大力扩展所有考生的求知取向，尤其是注重有裨时事的实用学问，改变仅以八股词章取士之习，同时拓宽人才录用的途径，鼓励和选拔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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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祁的建议，更多是按照战争期间对人才需要的感受来设计科举改革的内容，对清廷而言，战事结束后，求才尤其是能够应急的专才的迫切性有所减弱。而在如何操作的层面，所奏尚缺乏详细设计，所以主持科举事宜的礼部以“事多窒碍”为由予以奏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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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依据时势变动，首倡变更常科考试内容及通过特科增广科目的思路，引起朝野一定程度的关注，成为咸同光三朝议改科举的嚆矢。咸丰元年（1851），王茂荫在《敬筹振兴人才以济实用疏》中引用祁的奏章，并表示：“议虽未行，论者多谓切中时务，实足拔取真才。应请敕令部臣检录原奏进呈，恭候圣裁”。[13]同治元年（1862），贡生黎庶昌遵循祁议改科举的思路提出：求才“不可以例限”，应“扫除一切文法，仿汉代求贤之意，参之以司马光十科之议，责诸臣以求贤”，“谘以时务，兼举实行，而又广科目以待之”。[14]可惜再次遭到礼部议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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谙熟官场之道的湖广总督官文，知道制度变革并非易事，“军兴以来，论者多患科举之弊，请变通之法，于是有开特科、举人材诸议”，却屡遭罢斥，所以他独辟蹊径地提出：“臣愚以为今日访求人材，与其别设特科，何如就优贡旧章核实选举，务取乡党无间名望咸优”。他认为，优贡选拔“岁久成俗”，各地大多敷衍应付，只要各省督抚认真访求“通晓韬钤之士”，推荐给朝廷，将优贡朝考仿拔贡在殿廷考试，分别予以出身并擢用授职，即“无烦特科而皆能得士矣”。[15]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权宜变通之计，能否收到实效，大可疑问。更为重要的是，优贡选拔数额毕竟有限，[16]于常科内增广科目，或开设特科以号召天下，表示朝廷鼓励人才的趋向，其作用与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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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同治中兴的出现，以制夷为目标的“师夷”之学，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而在筑堤练兵，建设海防之时，数学等专才需求及实用学问的普及日显重要。1870年10月（同治九年九月），闽浙总督英桂与船政大臣沈葆桢等附片奏请特开算学一科，礼部复议，以朝官中无人对此有研究，无法应付出题等为由，再次否决增开科举新科的提案，并以“康熙年间，杨光先与汤若望赌测日影于午门，九卿无一知其法者”为据，认为若开算学科，“将不独应试者人数不敷，即主试者亦恐骤难其选。至若定以程式，又必开剽窃等弊，而无济于用”。礼部援引成例，表示道光以来增开实科的多项议案，“均经臣部以事多窒碍奏驳，均奉旨允准在案，所有该督等奏特开算学一科，应毋庸议”。作为补救之法，礼部提出：对学习算法者，虽不设科考试授予出身之路，但允许有此类特长者通过保举形式得到录用擢拔，且此类人才仍可参加乡会试，所考内容则与其他应试者无异。“其本系正途出身兼通是学者，即如该督等所请，别加优异，以示殊荣。若有资质明敏、愿学算法者，统归国子监算学照章学习。无论举贡生监及大员子弟，均准录取。其各省学政考试，仍一体录送科场，不阻其上进之路。总期由成法而得其变化，即末艺而溯其本原，仰副朝廷造就人才之意。如此多设其途，较之特开一科，尤觉鼓励奋兴，不至以实求而以名应，庶算学不难日益精密矣。”[17]礼部的用意，显然是担心特开一科，会导致士子舍成法弃本原，使人心浮动，动摇清廷求才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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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稿所述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礼部议驳似有不得已之苦衷。科举以文句辞章取士，已有固定程式。由于既往清廷长期以文章取才，官员多为习文出身和晋升者，而科举考试出题、阅卷者均有一定的资格要求，才能确保形同君临的权威性。倘若增开算学，朝官之中确实难以寻觅出题与阅卷之人。同治四年，奕奏报同文馆学生考试外文的情况，多少可以反映类似困难：“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因再行复试，由臣等密出汉话条字，按名交该学生等令其翻成外国言语，隔座向外国教习侍讲，再令外国教习将学生言语译汉写明，两相核对。”[18]同文馆重资聘用西人教习，语言考试的出题阅卷尚如此麻烦，倘若设置特科，科举出身的朝官能胜任出题者几无其人，请西人参与出题，无疑具有讽刺意味，势必招致物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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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操作困难外，同治年间西学往往还被视为旁门左道。同治六年同文馆奏设天文算学专科，为减少压力，奏请入学者均须正途科甲出身，即使如此，仍饱受非议责难，[19]尽管有同治帝的支持，反对势力终未得逞，[20]但上下纷争，负面影响难以消除。倘在被视为“抡才大典”的科举中增设实学甚至西学科目，其阻力可想而知。因此，同治年间增开科目的议论终究难以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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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折中方案，同治六年四月，崇实上折提出：应准许各省举荐有算学与机器之学特长之人，咨送总理衙门，“简派精于数学之大员详加核试”，不用设馆授业，确有才能者直接给予奖励和破格任用。这一办法蕴含奖励和任用人才之意，可惜缺少提倡普及并使之常规化的规划。[21]然而，科举不能接纳实学或西学，兴办新式学堂的努力也往往事倍功半。由于同文馆章程规定，在馆学习三年通过考试者，可作为翻译生员监生，准其一体乡试，一些同文馆学生被科举正途的光环所吸引，无心向学而专注于准备应考乡试。同治十年十月，两广总督瑞麟等奏：“该生等虽仍在馆肄业，然皆专意汉文，冀图乡试文理平通，以为期满保举府经、县丞、防御地步，志安小就，不思愤强，致将西文荒忽，未能精深，殊失设立同文馆之意。”[22]同文馆学生的心猿意马，恰好说明与其时学堂的稚嫩及在仕途升擢方面的劣势相比，科举正途的吸引力依然难以抵挡，不将西学纳入科举，开设学堂再多也无法与之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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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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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纳洋学于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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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洋务新政的推行，西学与实学逐渐融会。[23]1875年，薛福成、李鸿章、沈葆桢相继奏请按宋代司马光议设十科之意，拓展考试科目及增添学习内容，设洋学局及开特科以招纳贤才。[24]薛福成强调：“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穷，彼士大夫见闻习熟，亦可转移风气，不务空谈，功名之路开，奇杰之才出矣”。[25]然而，此议很快招致反对者的攻击，同年4月3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附片，明确指斥道：“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慎重科目以养明大义之人才，毋令佥壬之徒巧为尝试，斯为国家之福。”[26]所议将纳洋学与科举置于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反映了士林领袖对洋学冲击选才准则根本的担忧。尽管时隔不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议奏中为李鸿章、沈葆桢辩护，宣称“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以洋学变科目”，但面对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为避免冲突，减缓压力，总署只得暂停增科之议，期待将来各项洋务成效显著，阻力消弭之时，再考虑增设新科。所谓“惟查现在情形，洋学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将来出使各国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国家，则于设科、设学之举必且众论交孚，不至再有异议矣。奏入。报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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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这一搁置，增科之事变得遥遥无期。可是内乱外患层出不穷，科举正途出身的深明大义之士越来越不足以应世变，办事之才与匡时济世之人奇缺，清朝统治的根基严重动摇，相比于承平之日的循吏即为好官，这时的清王朝更加急需各具专才的能员干吏以救危局。一旦王朝崩溃，维系抡才体制的纯正意义何在？李鸿章、沈葆桢等所倡改科举、设特科被罢议七年后，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朝臣官绅陆续再行倡议增设科目，奖励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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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设想以特科专科延续另开洋学的思路：“既于文、武岁科之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祖宗成法也。且我朝有翻译生员、举人、进士、翰林异试异榜，于正科诸士同赐出身，援例立科，必无扞格，又何不可于正科之外添一艺科乎？”[28]考虑到西学科独立设置不仅难度较大，且容易变成众矢之的，此后不久郑观应退而求其次，即将独立设科更改为纳洋学于科目之中：“如能变通成法，广科目以萃人材，则天下之士皆肆力于有用之学矣。”他主张将旧学体系按西学程式稍为变通，文学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目，保留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之类名目，“一仍旧称”，三年一试，“改择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三年学习期间的学业情况也为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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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二日（1883年1月20日），侍郎宝廷于福建乡试后奏报：一些注重时务和算学兵事的生员，确有才学，且有著作和新器发明，仅因考试之文不够出色，未能中式，令人惋惜。他提出：“明年会试，多士云集，可否榜前特开一科，以算学考试，愿应者赴部呈明，拔其尤者破格录用，既可得有用之材，即借以开风气。不数年天下当增无限通晓算学之人，又何患制造推测不及外国哉？”[30]相隔三天，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奏陈海防时也提出：“目今学额太滥，士习日卑，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无论举贡生监皆准赴考，试以有用之学，由督抚考定优等，咨送总理衙门，题请朝考引见，发往沿海各省委用，自较孝廉方正暨优贡、拔贡等项为有实际。武试亦可别设水师一科。”[31]与前此不同的是，宝廷与陈启泰所奏设算学和时务特科，明确申明其考试内容应为算学和时务“有用之学”，不仅与平常科举考试迥异，且放弃了在常科内增设新科的设想，再次尝试以另置特科的形式寻求包容实学与西学的出路。只是礼部抱定前议，只要增设新科考官与阅卷的困难无法解决，各种建议都无非是立意虽好，难以采纳，所奏皆如泥牛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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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7月11日，光绪谕令将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科以储人才折，著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32]左宗棠为此专门拟具说帖，对艺科的设置提出了具体操作办法，考试内容的设置，“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33]至于录取比例，则以十取二三为宜。然而，保守势力对此坚决抵制，翰林院侍读王邦玺、御史唐椿森先后奏艺学开科流弊，不宜设科。由于议设与不设两种主张各持一端，针锋相对，清廷只好谕令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一并妥议。会议结果，采取平衡折中方案，“不必别立科目，致涉纷歧”，“潘衍桐、方汝绍特请开艺学、实学科之处，均著毋庸置议”。考虑到不能设科鼓励实学，招才纳贤仍多不便，决定今后对“精于西法之人”，要因时制宜，切实保荐，“在京著各大臣保送同文馆考试；在外著各该督抚收入机器局当差；其无机器局省分，分别咨送南北洋大臣”。[34]其结果即仍不愿给予习西学之人科举出身的名分，而仅通过保举途径使人才有机会得到任用。坚持正杂分途，关键还在维持中西的高下地位，西学之用不能动摇中学之体。其中固然有维护祖宗成法的顽固，也不乏对中国本色的坚守。只是这样的坚守并不能增强抗拒西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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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道光以来增设新科（包括在常科中加入新科和专设特科）之议屡屡受挫，一些官员希望暂时搁置争议，考虑先将科举考试程序稍微变通，待成效显著后再独立设科。1887年4月18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琇莹奏请为避免因设科意见分歧导致“交讥互病”，使留心西学者难获选拔机会，只要求能在岁科考试时，准予报习算学卷面，于经古之外加试算学，即使正场文字稍逊也宽予录取；乡会试在第三场仿照翻译乡试例，加策问五题，专试算学，另编字号，于原有定额外酌取数名。中式后请予京职，遇有游历官员缺，令赴外国书院学习，学成后在总理衙门及各海关、驻外使节任职。陈琇莹特意解释道：“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其职则多居清要，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下届中式者，即源源继往”，待人才兴盛，再开设专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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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琇莹的主张，避开了长期以来纠缠不休的设科争议，退而求其次，仅将科举常规取士进行适当调整，放宽限制，使算学人才亦可通过一般科举考试而获得晋升之途，虽未立算学科之名，却有不废旧章而收纳新才之效，朝廷和考生双方各得其所，堪称务实。慈禧对此十分重视，颁布懿旨，将此折交由都察院会同吏部、礼部“妥议具奏”。醇亲王主张将旧学体系按西学程式稍为变通，文学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目，醇亲王奕一并参加讨论。1887年5月20日，奕等奏：同治五、六年，总理衙门已奏准仿照同文馆定章，学习算学人员三年学成后准其参加乡试（八旗作为翻译生员，汉人以监生资格参加考试），“至乡会试场取士，向有成法，事关典礼，难于率议更张”。并历数既往请开特科的诸多建议，均“先后部议，皆以格于成例中止”的事实，最后表示，“臣等就原奏所陈，公同商酌，试士之例，未可轻议变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即在不增设科目的前提下，允许学习算学之人参加乡试。“如此则搜求绝艺之中，仍不改科举得人之法，似亦鼓励人才之一道。”希望在不变旧制的前提下获得新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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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人认为该折标志着算学科的增设，庆幸西学内容已经纳于科举，[37]其实未必如此。首先，陈琇莹原奏的前提是“不必特设专科”，而仅在考试程序中略予变通。其次，算学并非纯粹西学，中国古已有之，近代虽然增加了部分西学内容，仍不过是与文学相对的实学，前述同文馆设算学科的争论即可佐证。再次，会议的结果，并未正式将算学科目容纳于既定的科举程序，考试算学只是在岁科或乡试之前，而且单独在总理衙门进行。[38]唯一的进展是报考算学者得以正式考生的身份参加科举乡试，且另编字号，可于定额之外酌取数名。这样表面看似符合陈琇莹的初衷，“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令由科甲出身”，可是条件过于严苛，未必能有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