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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怒的乾隆于三月十九日（1788年4月24日）颁布一道整饬士风的上谕：“士子读书讲学，原应湛深经术，坐言起行，方为敦本崇实之道；至文词本属游艺末节，然亦须根柢经训，有裨身心，方为载道之文。若徒以藻缋为工，即素号专家，已非真儒所尚。至并此不能，甚或临时剽窃，假手捉刀，更为士林所深耻。近日士风浮靡，即进呈诗文仅属末艺，尚不免丐求赝笔，未能出自心裁。而遇有考试，辄百计钻营，甘心骫法，总由不务实学，惟事弋获虚名，遂至作奸犯科，罔顾廉耻，思之实增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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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亦深知文风士习流于奉承趋俗，不务实学，不能仅归咎于宵小，所谓上行下效，须认真自我反省：“推求其故，或因朕几余游艺，不废诗文，临御以来，初二三四集，风行海宇，裒集日多，承学之士妄意朕雅尚词华，遂不思务本力学，为立身行己根基，此则甚非朕崇实黜华之意也。”然反思之后，乾隆仍觉得崇尚浮华的士风恶习，其实恰是曲解圣意，东施效颦的恶果：“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厪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御制集俱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流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是朕所好者载道之文，非世俗徒尚虚车之文。若朕所制各集，俱不过词章能事，则朕早将御制四集诗文，概行废而不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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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由文风趋向而及科举取士标准、仕途吏治的整饬，皆在在相关：“且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国家设科取士，上以实求，下宜以实应。况制举为士子进身之阶，其得邀科目者，或备职郎曹，或出司民社，其大者则简任大员，论思献纳，皆由是起。若始进先已不端，则后此见之措施，必无足取。”乾隆诧异自己为整顿文风士习、防止科场流弊已采取诸多措施，对所有严格科考程序的建议亦予以采纳，缘何身列衣冠的士子，营私舞弊时竟无羞愧之心？他谆谆告诫道：“士子皆读书明理之人，乃习于下流，无耻侥幸；考官等俱通籍清华，仰邀简用，非惟不能抡拔真才，乃暧昧营私，罔知儆畏，即幸逃宪典，亦必为天理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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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认为，文风浮华与主持科举考试官员的务虚取向、做法不无关系，怒斥这些官员：“伊等清夜扪心，即不自愧，宁不为国家取士大典，稍存颜面耶。嗣后各士子及试官等务宜激发愧耻，各知勉励，砥行立名，一洗纯盗虚声，通同舞弊陋习，庶不负朕振饬士风，谆谆训诲至意。将此通谕知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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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册进呈的士子仿御制诗文，睿智的乾隆已看到由于自己偏爱吟诗作赋，导致士子竟诵词章、不务实学，科举考试与官场流弊交相作用，导致士风日下，并为此殚精竭虑。但仅以严密科场防弊为主旨，好比一味堵而不疏，难以根治水患。单纯训斥与批评臣下，表达愤懑、严定科场条文，仍不能根治陋习，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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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在召见时为翰林院编修的张集馨时，嘱咐其“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并且直言不讳道：“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80]表示其明知其弊，却无可奈何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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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不断程式化而导致文体日趋僵化，确实难以包容和反映实学丰富多样的内容，而当道者的取向必然直接影响科场与官场风气。至于如何改造科举文体，使之能够兼容和反映实学的内容，并以此杜绝官场不正之风，崇本务实、澄清吏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帝均未能有效解决这一棘手难题，直至戊戌，时势所迫之下，才有新的方案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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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妥议科举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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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年（1880），江苏学政黄体芳谕示该省士子：“近今世风浇薄，时事艰难，虽欲救正维持，不免乏才为虑……不务实而能成才，必无之事也”。[81]甲午战后，因救亡图存成为朝野共识，改章科举以鼓励实学也逐渐得到认同。由康梁等维新派鼓吹，通过宋伯鲁、徐致靖等御史奏陈的废八股、将考试经济特科归并正科、改试策论等建议，由光绪帝顺应舆情，批准颁布实施。其后张之洞、陈宝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折》也被基本采纳。戊戌期间清廷颁谕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即从科举考试的形式着手，引导士子改变空疏无用的文辞文体、崇尚实学，成为晚清科举制的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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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晚清科举改革的重大举措，戊戌期间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诏令颁布前，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1898年6月，康有为在颐和园应召，面圣时直接将甲午中国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八股误国。大受启发的光绪帝明确表态赞同，并补充道：“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此番君臣对话，八股直接被视为战败误国的罪魁，不久光绪帝便颁布了废除八股诏令，改科举兴学堂渐成朝野聚焦点。[82]此后科举改革的目标，是要将无用之学改为有用之学，以救亡图存、匡时济世。将有用之学纳入科举的途径，被确定为改试策论、改变考试场次，具体即改变考试内容和调整题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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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戊戌期间光绪帝所颁科举改革谕令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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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所列，俱为戊戌期间不到一个月内清廷相继所颁改科举的八道上谕。由于五月初五日的上谕，光绪仅宣布了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决定，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并未拟出详细章程，责成礼部妥议具奏，尚未制定出贯彻落实的成案。五月十八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督催礼部五日内将改试策论、分场考试章程办法迅速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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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张之洞、陈宝箴两人会奏妥议科举新章，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依据，将科举文体改革、考试内容变化以及科考程序的调整三者结合配套，其基本构想和各项具体内容均被清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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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陈宝箴认为：“特是科举一事，天下学术所系，即为国家治本所关，若一切考试节目未能详酌妥善，则恐未必能遽收实效，而流弊亦不可不防。”废八股并非废四书、五经，改试策论若不为定式，恐界限过宽、杂乱无章，而“为文者必至漫无遵守，徒骋词华，行之日久，必至不读四书、五经原文，背道忘本。此则圣教兴废、中华安危之关，非细故也”。因此，科举文体改革应以不悖儒教，保留四书五经精义，并令士子向学，稳固统治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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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学经济的内容虽已并入乡会试，但尚未议及六科如何分考之法。“若非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则以科目升者偏重于词章，仍无以救迂陋无用之弊；以他途进者，自外于圣道，适足以为邪说暴行之阶。”如何使实用与圣道相辅相成，便成为设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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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新弊，具折者殚精竭虑，提出以下方法：（1）考试题型正其名为四书五经义，“以示复古”，文格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2）定题明确以四书五经原文，不得增减删改，也不得用其意而改其词，以免曲解或篡改本意。（3）正体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杜绝骈俪体与怪涩体。（4）征实鼓励引征史事、博采群书，只要不是离经叛道之语，皆可征引。凡是八股程式所不准用之禁忌，皆予蠲免。（5）对“闲邪”等离经叛道的言论“严加屏黜”。只要落实上述各条，“则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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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仅仅改换考试内容，不对考试程序做出调整，仍不免倚轻倚重之弊，难以取得科举考试文体与内容改革的整体成效，故三场考试的顺序安排，直接关系到孰轻孰重的取向，安排必须合理有序。这样的考虑，仍然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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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考试，自“顺治二年定为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各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然而，在实际进行中，本来不过顺序有别而非轻重有异的三场考试，由于应试士子太多，阅卷官多不能仔细阅卷，故咸同时，已有“三场专重第一场，视二场、三场无足轻重，甚至有不阅者，故士皆专力于四书文”之说。[84]可见考试场次的安排，对士子所学趋向的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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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等人认为：“文士之能讲实学、治古文者不多，改章之始，恐仅能稍变八股面目，仍不免以时文陈词滥调敷衍成篇。若主司仍以头场为重，则二、三场虽有博通之士，仍然见遗，与变法之本意尚未相符；若主司厌其空疏陈腐，趋重二、三场，则首场又同虚设。其诡诞浮薄、务趋风气者，或又将邪诐之说解释四书五经，附会圣道，必至离经畔道、心术不端之士杂然并进，四书五经本义全失，圣道既微，世运愈否。其始则为惑世诬民之谈，其终必有犯上作乱之事，其流弊尤多，为祸尤烈。”[85]考试场次的调整，对转移学风趋向具有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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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体用一贯之法”，以达“中正而无弊”的目的，张、陈两人主张师法古贤，兼取朱熹救科举积弊“更须兼他科目取人”之法，以及欧阳修欲以策论救诗赋的主张，对应为“开特科经济六门”及“以中西经济救时文”。同时，遵循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将原有乡会试科考三场先后顺序做前后调整，仿府、县考复试办法，第一场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为考试内容，称为“中学经济”；第二场以时务策五道，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为考题内容，“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分门发题考试，此为西学经济”；第三场则以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出题，希望借此考试场次安排的更动调整，遴选出“学通而不杂、理纯而不腐”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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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和陈宝箴认为，如果应试者通过三场考试而中式，一定具有博学纯正的素质。因为按照他们的设计，首场意在先取士子的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则着重在通才中寻求对义理与经典理解的纯正。所谓“三场各有取义，以前两场中、西经济补益之，而以终场四书义、五经义范围之，较之或偏重首场，或偏重二、三场，所得多矣”。按照这一构想，各场取进的比例，第一场以录取定额的十倍取之，二场以录取定额三倍取之，最后一场以三比一最终录取。能够闯过三关，即为精通中西学且宗旨纯正的人才。就理念而言，设计似乎确有不偏不倚的功用，既能改变仅以词章和经典背诵为标准取材之弊，亦可倡导鼓励士子积极趋向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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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通过更改科举场次和考试内容引导士子趋向实学，并非张、陈二人首创。冯桂芬在著名的《变科举议》中，已经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调整考试内容，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策论为第二场（主要考史学），古学为第三场（主要考诗文）。对乡试中三项考试成绩均为优秀者给予举人，两优作为副贡，一优者从其廪增附之旧。不论经策古学，一体并计。“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试，通籍后不得再试。”[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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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对于科考场次的调整，康有为进一步提出，既往科举“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而废八股、改试策论的用意，则以策论体裁能通古证今、会文切理、本经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专有用之问学”。[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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