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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仅仅改换考试内容，不对考试程序做出调整，仍不免倚轻倚重之弊，难以取得科举考试文体与内容改革的整体成效，故三场考试的顺序安排，直接关系到孰轻孰重的取向，安排必须合理有序。这样的考虑，仍然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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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考试，自“顺治二年定为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各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然而，在实际进行中，本来不过顺序有别而非轻重有异的三场考试，由于应试士子太多，阅卷官多不能仔细阅卷，故咸同时，已有“三场专重第一场，视二场、三场无足轻重，甚至有不阅者，故士皆专力于四书文”之说。[84]可见考试场次的安排，对士子所学趋向的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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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等人认为：“文士之能讲实学、治古文者不多，改章之始，恐仅能稍变八股面目，仍不免以时文陈词滥调敷衍成篇。若主司仍以头场为重，则二、三场虽有博通之士，仍然见遗，与变法之本意尚未相符；若主司厌其空疏陈腐，趋重二、三场，则首场又同虚设。其诡诞浮薄、务趋风气者，或又将邪诐之说解释四书五经，附会圣道，必至离经畔道、心术不端之士杂然并进，四书五经本义全失，圣道既微，世运愈否。其始则为惑世诬民之谈，其终必有犯上作乱之事，其流弊尤多，为祸尤烈。”[85]考试场次的调整，对转移学风趋向具有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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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体用一贯之法”，以达“中正而无弊”的目的，张、陈两人主张师法古贤，兼取朱熹救科举积弊“更须兼他科目取人”之法，以及欧阳修欲以策论救诗赋的主张，对应为“开特科经济六门”及“以中西经济救时文”。同时，遵循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将原有乡会试科考三场先后顺序做前后调整，仿府、县考复试办法，第一场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为考试内容，称为“中学经济”；第二场以时务策五道，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为考题内容，“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分门发题考试，此为西学经济”；第三场则以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出题，希望借此考试场次安排的更动调整，遴选出“学通而不杂、理纯而不腐”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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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和陈宝箴认为，如果应试者通过三场考试而中式，一定具有博学纯正的素质。因为按照他们的设计，首场意在先取士子的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则着重在通才中寻求对义理与经典理解的纯正。所谓“三场各有取义，以前两场中、西经济补益之，而以终场四书义、五经义范围之，较之或偏重首场，或偏重二、三场，所得多矣”。按照这一构想，各场取进的比例，第一场以录取定额的十倍取之，二场以录取定额三倍取之，最后一场以三比一最终录取。能够闯过三关，即为精通中西学且宗旨纯正的人才。就理念而言，设计似乎确有不偏不倚的功用，既能改变仅以词章和经典背诵为标准取材之弊，亦可倡导鼓励士子积极趋向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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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通过更改科举场次和考试内容引导士子趋向实学，并非张、陈二人首创。冯桂芬在著名的《变科举议》中，已经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调整考试内容，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策论为第二场（主要考史学），古学为第三场（主要考诗文）。对乡试中三项考试成绩均为优秀者给予举人，两优作为副贡，一优者从其廪增附之旧。不论经策古学，一体并计。“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试，通籍后不得再试。”[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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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对于科考场次的调整，康有为进一步提出，既往科举“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而废八股、改试策论的用意，则以策论体裁能通古证今、会文切理、本经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专有用之问学”。[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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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和陈宝箴继承前人调整科考内容与场次顺序，以引导士子崇尚实学、改变空疏文风的思路，并加以进一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时势的要求。张、陈会奏获准，其建议实施虽因戊戌政变而一度停止，却为日后新政初期重开科举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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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戊戌年由光绪帝批准的八道谕旨，包括了更改科举考试章程及书院改革、兴办学堂两个方面。与科举改革直接相关的内容为：（1）在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以策论取代四书文（八股）；（2）除八股文外，既往所试五言八韵诗也予以取消；（3）调整乡试会试三场考试的内容，将史论与政论列为第一场，时务与实学列为第二场，四书五经列为第三场。前两条是从形式上改变文体束缚，后一条则是通过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引导士子重视时务及西学西艺，应试者若不能紧随时尚所趋，第一场开始就遭淘汰；但西学之用，应不悖中学之体，不弃修齐治平之根本，只有同时不废经学精义者，才能最终取中。这一设计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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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科举改革的同时，清廷确定将兴办学堂与改革书院（即在书院教学中增设实学与时务的内容）作为培育经世致用人才的重要举措，使甲午战后的科举改革，一开始就与学堂发展有了无法割裂的联系，则两者的优劣，有意无意被时人用于对比评议，而两者的实质差异，却常常被忽略和忘却，这对最终裁定科举命运的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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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之洞等人的要求，乡会试之外，学政岁科试也应在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上相应地以此类推，即科举改章的范围，已包括了童试、乡试与会试的不同层面。由于院试均由学政出题，有人曾质疑各地学政自身的新学程度，能否把握西学精髓。张、陈两人认为，基于以下理由应不成问题：一是当时上海译编中外艺学、政学之书，不下数十种，有据可凭；二是科举闱场规则“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三是“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复阅，尤非难事”，各省主考、学政年富力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掌握时务知识，胜任出题。[88]改变科考内容，考官可以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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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陈两人的乐观估计相反，浙江学政陈学棻对于科举改章深表忧虑，认为自八股取士以来，父子师承均以此为宗，一旦猝改，则茫然不知所措，难以适应，易致士心涣散，“浮言变乱，摇惑人心，则祸患实隐而深”。[89]可是，光绪认定科举改革与富国强兵息息相关，痛下决心，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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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戊戌科并无乡试，会试则已在科举改章前举行，故从当时学政到省会及府州县巡考的情况来看，改试策论主要贯彻于童试及岁科试。湖北学政王同愈1898年在各属考试生童和优贡，均有采策论为试题，主要内容为时务、西学一般知识及算学重要定理等。[90]由于考试内容的变化，传统的阅文幕友也需调整，改聘算学方面优长者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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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科举改章刚刚展开不久，形势很快就因政变而被逆转。戊戌政变发生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年10月9日），慈禧懿旨“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91]就科举考试的文体、内容、程序而言，完全颠覆了光绪所颁八道谕旨的举措。只有对书院改革是否裁撤，尚未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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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废八股、改试策论其实并非自戊戌滥觞，康熙二年（1663）亦曾诏令“自今之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中出题考试”，康熙甲辰、丁未两科乡会试亦曾实施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表判，嗣因礼部侍郎黄机奏疏：“恐将来士子剿袭浮词，反开捷径……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清廷旋复旧制。[92]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请改科举、废八股，亦被否决。[93]戊戌年的倒退，不过是清代科举改革的又一次轮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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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1898年11月13日），礼部所奏恢复科举旧章（学政全书及科场条例）获准，不过，对于要求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等意见，慈禧懿旨却另有解释：“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94]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1898年12月8日），上谕对刘坤一所奏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予以谕示，重申前述宗旨，则书院改制保留不变，且“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仍听民自便，不必官为督理”。[95]尽管两宫未以矫枉过正的方法取缔学堂，但仍与此前积极倡导并力责各级官员督促形成反差，对学堂发展确有明显的消极影响，除个别例外，各地学务一度陷入停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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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辛丑条约》与癸卯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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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改革，继戊戌年间的大起大落，又遭遇了庚子事变后贡院被毁及《辛丑条约》规定部分地区停试的巨大冲击，在新政复行的背景下，科举制受到内外夹击，不得不进入加速变革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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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庚子乡试的展期与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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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一年后，光绪帝循例以三十岁生日庆贺的名义，颁布谕旨，“特开庆榜，嘉惠士林……用示行庆作人有加无已至意”，准备以庚子科为恩科乡试，辛丑科为恩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著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96]然而，其后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导致庚子、癸卯乡会试难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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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京师贡院遭受战火重创。1901年6、7月间，德国军队撤退，顺天府尹陈夔龙多方交涉后讨回贡院，他与宛平知县等人到场勘察，发现“所有号舍房间，各门座十毁七八”，修复所需资金甚巨。鉴于辛丑和约停止五年科考的规定，以及巨额赔款使库帑异常支绌的现实，陈夔龙建议从缓办理京师贡院修葺。[97]而刘坤一等大员纷纷致电西安行在：“京师贡院被焚，今年顺天势不能开科”，建议展缓科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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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清廷颁谕，以“中外开衅，各直省军务倥傯”，“天气渐寒，各士子倍形劳苦，且远省放榜过迟，于公车亦多窒碍”为由，宣布将所有当年恩科乡试展缓至次年三月初八日（1901年4月26日）乡试、八月初八日（1901年9月20日）会试，“以示体恤”。并要求此前已经外放的各省乡试正副考官“即著回京供职”。而庚子正科乡试及次年会试，亦按照年份依次递推。[99]七月（1901年8月），基于同一理由宣布所有各省武乡试按照文乡试展缓日期，以次递推。[100]九月（1901年11月），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昆冈等奏：“前奉明旨，改于明年三月乡试，现各衙门未能照常办事，考官衔名，一时尚难咨取，拟俟和议就绪，再行请旨举办。”[101]同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呈递《乡会恩正两科请归并下年举行折》，提出战事未靖，人心未定，无法兼顾科考，吁请将两江、两湖、四川庚子、辛丑恩正两科乡试，归并于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10月）举行，恩正两科会试，归并于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5月）举行。十二月（1901年1月），清廷谕准所请，并通饬“各省文武乡试即着一律展缓归并”。[102]即战乱已打乱科举考试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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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5月），又届乡试之期，虽上年已因战乱而展期，但由于义和团的兴起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烧毁京师贡院，导致考试场地被毁，使原定乡会试是否举行以及如何举行成为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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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风闻和议条款有暂停滋事地方考试内容，但“究停何处，尚未议定”，料定不能顺利开科，故致电军机处，“可否由钧处面奏请旨，将乡会试再展一年”。[103]几天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告知军机处：“若开乡闱，骤添文武生商民数万人，必致奸宄纷乘，无从防察，文武员弁精神不能兼顾，且恐考生别滋事端，实属可虑。询商司道均谓展缓为妥，且顺天贡院折毁已尽，猝难修复，明春断不能举行会试，似展缓一年于士林登进之阶，亦尚无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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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的报纸十分关注列强禁停科考一事，纷纷登载关于和约规定停止考试之地的名单。[105]其后，有消息传来，说李鸿章考虑到《辛丑条约》停止考试五年的区域甚多，奏“以各该处因拳匪及教案停止考试，必致以向隅，而诸多滋闹。不如一律停试五年，即一面多设学堂，以为教育人才之用”。[106]这一最早提出的因势利导之议，旨在将部分地区被迫停试五年之事，转化为发展学堂的良好机遇，主动下令全国一律停止科考五年，这样既可防止禁考地区的士子趁机闹事，又为举办新式学堂创造了机会。继而又有消息证实，刘坤一所奏之所以获准，与此前李鸿章的奏请颇有关系，[107]此时李、刘两人圣眷正浓，被清廷倚为中兴之臣，对两人意见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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