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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和陈宝箴继承前人调整科考内容与场次顺序，以引导士子崇尚实学、改变空疏文风的思路，并加以进一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时势的要求。张、陈会奏获准，其建议实施虽因戊戌政变而一度停止，却为日后新政初期重开科举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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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戊戌年由光绪帝批准的八道谕旨，包括了更改科举考试章程及书院改革、兴办学堂两个方面。与科举改革直接相关的内容为：（1）在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以策论取代四书文（八股）；（2）除八股文外，既往所试五言八韵诗也予以取消；（3）调整乡试会试三场考试的内容，将史论与政论列为第一场，时务与实学列为第二场，四书五经列为第三场。前两条是从形式上改变文体束缚，后一条则是通过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引导士子重视时务及西学西艺，应试者若不能紧随时尚所趋，第一场开始就遭淘汰；但西学之用，应不悖中学之体，不弃修齐治平之根本，只有同时不废经学精义者，才能最终取中。这一设计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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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科举改革的同时，清廷确定将兴办学堂与改革书院（即在书院教学中增设实学与时务的内容）作为培育经世致用人才的重要举措，使甲午战后的科举改革，一开始就与学堂发展有了无法割裂的联系，则两者的优劣，有意无意被时人用于对比评议，而两者的实质差异，却常常被忽略和忘却，这对最终裁定科举命运的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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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之洞等人的要求，乡会试之外，学政岁科试也应在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上相应地以此类推，即科举改章的范围，已包括了童试、乡试与会试的不同层面。由于院试均由学政出题，有人曾质疑各地学政自身的新学程度，能否把握西学精髓。张、陈两人认为，基于以下理由应不成问题：一是当时上海译编中外艺学、政学之书，不下数十种，有据可凭；二是科举闱场规则“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三是“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复阅，尤非难事”，各省主考、学政年富力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掌握时务知识，胜任出题。[88]改变科考内容，考官可以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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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陈两人的乐观估计相反，浙江学政陈学棻对于科举改章深表忧虑，认为自八股取士以来，父子师承均以此为宗，一旦猝改，则茫然不知所措，难以适应，易致士心涣散，“浮言变乱，摇惑人心，则祸患实隐而深”。[89]可是，光绪认定科举改革与富国强兵息息相关，痛下决心，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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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戊戌科并无乡试，会试则已在科举改章前举行，故从当时学政到省会及府州县巡考的情况来看，改试策论主要贯彻于童试及岁科试。湖北学政王同愈1898年在各属考试生童和优贡，均有采策论为试题，主要内容为时务、西学一般知识及算学重要定理等。[90]由于考试内容的变化，传统的阅文幕友也需调整，改聘算学方面优长者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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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科举改章刚刚展开不久，形势很快就因政变而被逆转。戊戌政变发生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年10月9日），慈禧懿旨“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91]就科举考试的文体、内容、程序而言，完全颠覆了光绪所颁八道谕旨的举措。只有对书院改革是否裁撤，尚未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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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废八股、改试策论其实并非自戊戌滥觞，康熙二年（1663）亦曾诏令“自今之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中出题考试”，康熙甲辰、丁未两科乡会试亦曾实施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表判，嗣因礼部侍郎黄机奏疏：“恐将来士子剿袭浮词，反开捷径……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清廷旋复旧制。[92]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请改科举、废八股，亦被否决。[93]戊戌年的倒退，不过是清代科举改革的又一次轮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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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1898年11月13日），礼部所奏恢复科举旧章（学政全书及科场条例）获准，不过，对于要求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等意见，慈禧懿旨却另有解释：“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94]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1898年12月8日），上谕对刘坤一所奏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予以谕示，重申前述宗旨，则书院改制保留不变，且“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仍听民自便，不必官为督理”。[95]尽管两宫未以矫枉过正的方法取缔学堂，但仍与此前积极倡导并力责各级官员督促形成反差，对学堂发展确有明显的消极影响，除个别例外，各地学务一度陷入停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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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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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辛丑条约》与癸卯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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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改革，继戊戌年间的大起大落，又遭遇了庚子事变后贡院被毁及《辛丑条约》规定部分地区停试的巨大冲击，在新政复行的背景下，科举制受到内外夹击，不得不进入加速变革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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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庚子乡试的展期与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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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一年后，光绪帝循例以三十岁生日庆贺的名义，颁布谕旨，“特开庆榜，嘉惠士林……用示行庆作人有加无已至意”，准备以庚子科为恩科乡试，辛丑科为恩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著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96]然而，其后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导致庚子、癸卯乡会试难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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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京师贡院遭受战火重创。1901年6、7月间，德国军队撤退，顺天府尹陈夔龙多方交涉后讨回贡院，他与宛平知县等人到场勘察，发现“所有号舍房间，各门座十毁七八”，修复所需资金甚巨。鉴于辛丑和约停止五年科考的规定，以及巨额赔款使库帑异常支绌的现实，陈夔龙建议从缓办理京师贡院修葺。[97]而刘坤一等大员纷纷致电西安行在：“京师贡院被焚，今年顺天势不能开科”，建议展缓科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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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清廷颁谕，以“中外开衅，各直省军务倥傯”，“天气渐寒，各士子倍形劳苦，且远省放榜过迟，于公车亦多窒碍”为由，宣布将所有当年恩科乡试展缓至次年三月初八日（1901年4月26日）乡试、八月初八日（1901年9月20日）会试，“以示体恤”。并要求此前已经外放的各省乡试正副考官“即著回京供职”。而庚子正科乡试及次年会试，亦按照年份依次递推。[99]七月（1901年8月），基于同一理由宣布所有各省武乡试按照文乡试展缓日期，以次递推。[100]九月（1901年11月），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昆冈等奏：“前奉明旨，改于明年三月乡试，现各衙门未能照常办事，考官衔名，一时尚难咨取，拟俟和议就绪，再行请旨举办。”[101]同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呈递《乡会恩正两科请归并下年举行折》，提出战事未靖，人心未定，无法兼顾科考，吁请将两江、两湖、四川庚子、辛丑恩正两科乡试，归并于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10月）举行，恩正两科会试，归并于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5月）举行。十二月（1901年1月），清廷谕准所请，并通饬“各省文武乡试即着一律展缓归并”。[102]即战乱已打乱科举考试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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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5月），又届乡试之期，虽上年已因战乱而展期，但由于义和团的兴起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烧毁京师贡院，导致考试场地被毁，使原定乡会试是否举行以及如何举行成为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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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风闻和议条款有暂停滋事地方考试内容，但“究停何处，尚未议定”，料定不能顺利开科，故致电军机处，“可否由钧处面奏请旨，将乡会试再展一年”。[103]几天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告知军机处：“若开乡闱，骤添文武生商民数万人，必致奸宄纷乘，无从防察，文武员弁精神不能兼顾，且恐考生别滋事端，实属可虑。询商司道均谓展缓为妥，且顺天贡院折毁已尽，猝难修复，明春断不能举行会试，似展缓一年于士林登进之阶，亦尚无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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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的报纸十分关注列强禁停科考一事，纷纷登载关于和约规定停止考试之地的名单。[105]其后，有消息传来，说李鸿章考虑到《辛丑条约》停止考试五年的区域甚多，奏“以各该处因拳匪及教案停止考试，必致以向隅，而诸多滋闹。不如一律停试五年，即一面多设学堂，以为教育人才之用”。[106]这一最早提出的因势利导之议，旨在将部分地区被迫停试五年之事，转化为发展学堂的良好机遇，主动下令全国一律停止科考五年，这样既可防止禁考地区的士子趁机闹事，又为举办新式学堂创造了机会。继而又有消息证实，刘坤一所奏之所以获准，与此前李鸿章的奏请颇有关系，[107]此时李、刘两人圣眷正浓，被清廷倚为中兴之臣，对两人意见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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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鸿章一样试图变停考为推广学堂契机者不乏其人。1901年5月中旬，温州士人张与其友宋燕生谈论停考之事，认为和约规定闹教之处文武试应停五年，而未闹教者不用停考，这样会使停考地区的士子心理上难以接受而生怨恨，可能“激成变故”，导致天下大乱。不如建议秉持新政者趁此机会，“将天下一律停试五年”。五年中各省各县各镇遍设大、中、小学堂，凡士子均由学堂出身。但给予相应的科举功名，小学毕业升入中学者，给予秀才；中学升入大学者，给予举人；五年后合各省大学堂学生毕业，入京殿试，通达时务、文理兼优者，给予进士。“如是则人人争自灈磨，互相奋勉，不及十年，中国之人才犹不出者，吾不信也”。[108]可见当时从南北洋大臣到普通士子，都认为这是一个科举改革难得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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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设想实现，《辛丑条约》对部分地区禁试的规定，虽为列强强加于中国官民的一种示威性惩罚，倘若因势利导，统一停止五年全国科试，确实有可能变成因祸得福的机遇，使新式学堂获得发展的良机，不但可以减少学堂与科举孰轻孰重的争执，而且也许会为科举改革带来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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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此事突然变生不测，骤起波澜，据说从行在传来消息，关于是否各省一律停止乡试，当局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行在“电旨各省督抚体察情形，可否如期试士”，两江总督奏请展缓，江西巡抚也以为然。[109]尽管多位督抚持论相同并相继奏请展缓，主持学务的张百熙对此却另有高论，他认为：“停办乡试，有碍大局。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清廷左右为难、权衡再三，最后表示，“本年恩正并科乡试，原应一体举行，展缓本非得已。著刘坤一、张之洞、奎俊、许应骙、俞廉三、李兴锐、袁世凯、余联沅，各就地方实在情形，再行详细体察，迅速电复。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110]同日，在延期与停考的两难中犹疑不定的清廷，再发一道电寄给各直省督抚：“本年恩正并科乡试，前据各该督抚电请停办，已依议行矣。兹有人奏，停办乡试有碍大局，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究竟各该省实在情形如何，著再体察。”[111]又将矛盾交还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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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陕西巡抚升允奏体察地方情形，请展缓乡试日期。得旨。著展至十月举行。[112]山西巡抚岑春煊、河南巡抚松寿均奏请展缓本省本年应行恩正并科乡试。[113]关注此事的日本观察家认为，“清国各省督抚奏请乡试展缓明年，张冶秋百熙恐士心离散，将来不可收拾，独力为奏请举行，故有续奉廷寄谓展缓与否，宜分别办理等语。现闻江鄂刘、张两督及山东巡抚仍奏请停缓一年，近已奉旨谕允，南省各官大半示谕诸生知悉矣”。[114]最终清廷采取折中办法，不做统一要求，各省自行分别办理。这样既减少了争议和阻力，又避免了受禁地区士子的骚动，从维系科举制的方面看，应是两全其美，各得其所。不过，科举未停，条约禁考的地区，乡试虽不能举行，士子们仍可到邻近省份参加，只是增加了路费而已，毕竟有机会一试，科考对士子的吸引力一直持续，学堂并没有得到发展的良机，而科举考试的形式与内容的进一步调整，也因此而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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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督抚对是否开科的看法也并非一致。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主张缓期开科不同，河南巡抚于荫霖在此前数月晋见时，就传闻《辛丑条约》暂停部分地区乡试一事对慈禧谈及：“奏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借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皇太后说：“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的话都是当办的事。”[115]这次君臣对话不可小觑，此后清廷对于开停科的考虑，均以“固结人心”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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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清廷颁布了一道新的电寄上谕：“各直省乡试，前已降旨将恩正两科，归并于今年秋间举行。现在和局将定，各士子观光志切，自应仍遵前旨，一律举行。著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有无窒碍之处，迅即据实电奏。”[116]这道上谕，一方面表明政府对士子应试心切的理解和体恤，另一方面则将是否照前议开科的权力下放给督抚，让各地就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举办。深谙官场之道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既不想举行当年科考，又不愿担当停科的罪名，以免失去士心。为给清廷延迟科考找一个体面的台阶，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挑头，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几位老成持重的疆臣予以呼应，奏请江南、湖北、四川、福建、山东、湖南、江西、浙江展缓辛丑正科乡试，延迟至次年秋闲举行。清廷果然就坡下驴，准其所奏。[117]则继庚子正科乡试推迟后，辛丑正科乡试也宣布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