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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考屡屡展缓的同时，义和团及教案波及之区域的科考问题，也成为各国与清廷和议中的重要内容，双方代表为此争执良久。三月下旬，山西巡抚以谕旨有教案之各城镇停考五年的说法求证李鸿章，强调“晋省虐害洋人约十七厅县，均有城镇可查。是否专停一城一镇之考，抑须一县全停？省城为通省乡试之地，所杀洋人最多，乡试应由何处举行？”[118]希望予以急电明示。由于山西是教案迭起，受灾最重的地区，各国公使要求停考的地方也最多，李鸿章和庆亲王当日回复：“各使开来停考五年单内，山西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共二十六处。与商分别城镇，不允。与商开府名者只停首县，生童应试，府城仍开考，亦不允。现无法，只与商京城乡会试及山西乡试，尚未知能允否。单开各处岁科试五年内均须停止。其指明某府所属外县不在单内者，似可调赴别府考棚应试。平阳县或系平阳府之讹，彼误开，似以不指破为妙。”[119]李鸿章作为谈判的全权大臣，仍力争将对科考的影响范围尽量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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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考关系最为密切的士子，在停考传闻纷至沓来时所持态度，对督抚们的意向也不无影响。由于各地战乱未靖，长江匪患未平，张之洞遍询湖北省城乡绅，均表态：“先保身家性命，而后可讲功名”。加之驻汉口的英国参赞明确表态阻止京城明年会试廷试，而客观上京师贡院难以恢复，举人进京赴考也是枉然，张之洞因此亦要求该省乡试延期。[120]刘坤一看到张之洞的响应，致电其商议“先将科举变法一节奏请明谕”，暂缓当年乡试，张表示赞同，称其“洵为定士心之善策”，[121]借暂缓科考推动科举变法，可曰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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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督抚们不做暂缓乡试的请求，庚子年科考也会令清廷左右为难。就在刘坤一与张之洞商议延缓乡试的同一天，李鸿章向军机处报告了和议谈判在科考问题上的争执与纠结[122]，该电文以庆亲王及李鸿章两人的名义发出，字里行间透露了英国公使不妥协的态度，其无疑熟知科举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并坚持用停止科考的方式，扰乱一千多年来的“抡才大典”，干预中国内政，在士子面前羞辱清廷，试图激起士子对清政府的不满。[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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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清廷减轻压力，刘坤一和张之洞再次联衔致电军机处，强调暂停科考未必是坏事，处理得当则为自强求才的转圜：“江、鄂今秋乡试万难举办，已由电复奏。闻山东、湖南亦请展缓；顺天、山西尤多阻格。窃思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量变通。半年来谘访官绅人士，众词佥同。粤督陶、东抚袁咨来奏稿，言之甚为恳切。改章大指，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电文再次强调戊戌时候张之洞所上科举改章之内容（即前述三场考试程序更动之法），认为展缓乡试的省份，士子们正可借此一年之暇，精心讲求实学，为以后的临试做足准备，“则多士知所向往，益可安心肄业，不致悬盼疑阻”。考虑到“科举要政”因各地情形参差，影响或有不同，电文希望在各省奏章到齐后详核妥议。“谕旨可否浑言大略，但将讲求实学、不废经书之宗旨揭明，其详细章程俟定议后，再行颁谕通行，则诸事皆无窒碍。”[124]希望减少社会震荡，将暂停科考转化为有利于科举改革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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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辛丑和议中关于如何停考以示惩罚的内容，仍成为谈判双方争执纠结的焦点。奕劻、李鸿章报告清廷，作为对所谓滋事地区士子的严惩措施，列强强硬坚持停止京师等地五年文武各级科考。在列强压力下，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901年6月11日），清廷所颁上谕列出了和议所涉停考的地区，范围涉及直隶、山西、河南、浙江、陕西、湖南、奉天、黑龙江八省的若干地区。要求督抚与学政在上述地区告示士子，并将原因归咎于“轻信拳匪及闹教滋事者”。[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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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显然深知科举考试对于四民之首的士子前途命运的重要性，而士子的动向与情绪又足以影响社会各层面，清廷更加明白惩罚之举将严重危及其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双方都将此事视为至关重要，不肯让步。李鸿章与各国公使几度僵持，不得已，只能向清廷提出：“揆度情形，会试难在京城举行，将来只可由礼部另筹变通之法”。[126]七月上旬（1901年8月），李鸿章致电军机处，告知各国公使磋商情况：“英使萨道义犹坚执，外省获咎人员及停止考试二事未经办完，断难许有全数撤兵之望。”李鸿章害怕因此另生枝节，希望最高决策者“迅赐宸断，俯准照议画押”。[127]双方在科举问题上的胶着，显然已成为和议通过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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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过程中，英国公使萨道义固执坚持两点不肯通融：一是京师不能举行会试，二是有教案发生的地区，均必须在五年内同时停止乡会两试。由于京师会试关系全国举子的命运，且大部分地区并未有教案出现，停止会试势必连累无辜，经过李鸿章等人的多次磋商，“各使颇有允意”，原以为英使萨道义不会因此触犯众怒，不料其绝不妥协，事情始终难见转机。李鸿章只得回复清廷：“今各使已将条款签字，断难再与商议。此次明降谕旨，请将日前片奏内所陈商明免停之河南陈州府、郑州、河内县三处扣除，会试仍不必提。庶条款画押不至因此延迟”。[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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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与谈判的周馥回忆，他曾用避开一意孤行的英国公使，迂回与法、美、俄各使沟通的办法，取得了一定成效：“议和诸款，惟停考试、惩祸员并觐见仪节，商议赔费，余曾出力磋商。得将停考减去十余县”。[129]张之洞也曾为此而居间斡旋。[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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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在议和大纲拟定时在科举停考问题上的纠结，无非是想通过停考鼓动士子对清廷的不满，故如何安定士子情绪的浮动至为关键。既然在谈判桌上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设法协调各方争取补救。此时，顺天学政陆宝忠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即通过岁科并考和借棚调考的方式，解决因条约禁考而造成的民心浮动。1901年7月19日，陆宝忠奏称：“和议已定，洋兵不日撤退，亟宜举行考试，以安人心。惟停考已及一年，若照章岁科分试，万赶不及。且士子流离，资斧艰窘，宜变通体恤，将顺直所属一律改为岁科并考，其条款所开停考各府州县，从权借棚调考，亦不以一邑滋事之故，致令合属向隅。”这一变通办法，既不违犯《辛丑条约》的禁令，又使相关地区的士子免于向隅，虽系权宜之计，却能左右逢源，清廷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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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关注到停考地区的反应，由于毗邻府县未有停考，部分停考地区士子确有群情激昂的情形：“安徽省婺源县去年亦有闹教情事，故此次亦在停试五年之列。近日绵宗师按临徽郡，将各县次第考试毕，惟婺源县停试，该县文武生童数千人咸抱不平，齐集府城，势甚汹汹，谓若不考试，婺邑决不许宗师起节而去云云。又湖南长沙府属衡州地方百姓，因闻将该府各属停止考试五年，众情哄动，行将揭竿事起，目下已聚集有四万余人，议定不日再行焚杀衡州各处教堂教士云。”[132]1901年11月，江苏学政考试通州文试后，遵旨停考武场。“各武童闻之大哗。纠约多人拥入贡院滋闹。”后经学政请示刘坤一，刘指示以违旨论，才渐趋平息。[133]所幸督抚们已有准备，故因停考而引起的波动并未对清廷造成严重威胁。只是一度以借停考之机发展学堂的建议被搁置，对此后的科举改革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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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政以戊戌科举改章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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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乱与《辛丑条约》的屈辱，使慈禧在颠沛流离中意识到不变法不足以应变局、救时艰，于西安行在便发布新政上谕，广泛搜求征集中外官员的变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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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之洞、刘坤一《江楚会奏》第一折的建议，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力促之下，重新启用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妥议科举新章原奏的内容，即重新恢复改试策论，且对考试三场的内容与次序进行调整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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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1901年7月12日），张之洞、刘坤一联衔具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提出了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劝游学以育才兴学的四项建议。其中酌改文科的内容，首以恢复其与陈宝箴戊戌时“所奏变通科举奏旨允准之案酌办……不过原本旧章力求核实而已”。另有改革科举“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可递减科举取士额，为学堂取士之额”的建议。[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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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的条陈，进一步将变通科举与广建学堂综合统筹，且有具体措施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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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通科举。……今国事日棘，欲救时艰，以求人才，有为荐举之所未赅，学堂之不及造者，则变科举其至要矣。应请略用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妥议科举新章原奏，于乡会试头场，（试）以本国政治及国朝掌故论五道；二场试以各国政学策五道，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以及种植、开采、制造、格致等学，许其自注专门应试；三场试以四书五经大义三篇，仍定为分场发榜递减人数之法。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或定例先试经古一场，如乡试头二场；再试四书五经大义，如乡会试第三场，皆可以例推之。至武科应改试枪炮，近年中外臣工条奏多以为言，大学士荣禄发端于前，湖广总督张之洞详议于后，于一切取人防弊之法，已属妥议周详。亦请饬下兵部，将光绪二十四年该部议复各大臣陈奏改试武科一折查照，酌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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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建学堂。科举与学堂相表里，科举能求才，学堂能育才；科举收急效，所以待成材，学堂以幼成，所以求实学。惟学堂者所以变举国之风气，广天下之教育。兹事体大用宏，断非支节为之、方隅限之所能得益。即以创始为难，亦应于各省遍设一中学堂，而议整顿京师大学堂，另立专官以董理之，大要约有六事，以一广筹经费，每一省学堂至少有十万元方能敷用；二妥议章程，应参考西制，详定办法；三编定功课，应斟酌古今中外，详议以闻；四妥议教习，大抵政治、法律等学，宜用华人，格致、工艺等学，宜用西人；五资遣游历，学成之后，每学酌派数人游历欧美，助其资斧；六优予出路，应以小学堂卒业者比生员，中学大学卒业者比举人进士。仿日本法别设大学院，令进士入学其中，不加限制，俾其优游餍饫，以求深理，三年考成，比翰林。如此而人才不兴，治道不立者，未有之也。[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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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刘坤一、张百熙等人的主张，看似科举学堂截然分途，其实已隐含过渡衔接之意，改科举只是应急和兼顾现状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即逐步走向学堂育才与求才一体化的形式。如此，则新政伊始，科举改革虽以恢复戊戌成案为起点，目标却不再限于科举本身的调整，而是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科举与学堂相表里”，促使抡才与培才两者结合，学堂与科举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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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8月29日，清廷相继颁布两道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正式宣布停止武科，文科举部分则须因时变通：“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136]上谕不仅重新采纳了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的大部分内容，即通过考试内容与场次的调整，遏止空疏无用的学风，而且较戊戌更进一步，明确所有与科考相关的考试，乃至吏部选录官员的考试，均一律废弃八股程式改用策论，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时事，以求真务实。只是上谕并未吸收张之洞等原奏关于乡会试三场分别录取发榜的建议，更改为“合校三场，以定去取”，对此后科举改章的效果似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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