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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对于戊戌政变后的清政权深恶痛绝，基本是一概骂倒，可是《清议报》所刊载的时论，也肯定废除八股之上谕，是“新学问新智慧”风行的起点，乃中国变法的曙光。由此可以预见中国的现在及将来。[137]与科举改章相适应，1901年9月14日上谕采纳了李端棻、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宣布：“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在强调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教法之大义的同时，要求“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并希望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筹举办，在慎延师长、妥定教规及学生卒业应如何选举鼓励方面，准备进一步“悉心酌议”，[138]表明清廷于新政伊始，便决意贯彻科举改革与促兴学堂并重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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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后，政务处、礼部会议出身办法，以使各级学堂相互衔接。[139]虽未将学堂学生纳入科举系统，但也考虑给予相应的出身，且未设置任何数额及比例的限制。取士以新学与旧学殊途同归，这是选材观念变化后，具体落实于学堂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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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省学堂受限于不同的基础和条件，未必能同时遍举，该折拟采用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办法，要求先在各地省城设置学堂，“分斋督课”，其余则依据条件循序渐进，仿照科举考试的基本程序，由学政和督抚、京师大学堂分别主持考试，按成绩分别等第后由礼部奏派大臣考试，等待对学堂学生的录用。[140]如此，则科举改革与学堂兴办并重，在辛丑之后已成为既定国策，只是新旧学兼容并蓄，抡才与培才仍沿袭唐以来的传统分为两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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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后改科举与兴学堂并重，本为培养与选拔人才相辅相成之正道，但在新政复行、时不我待的特定环境中，人们急于观验改革成效，急于拔擢匡时济世之才以救亡图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比较两者优劣，并以是否“有用”抑或“无用”于时进行简单化判断，对于此后科举的命运起到莫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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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壬寅、癸卯、甲辰科乡会试与科举改章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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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4年，由于《辛丑条约》规定部分地区禁试，以及科举改章两个重要事件，明清以来已成定例的科举童、乡、会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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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1月《政务处奏遵旨妥议变通乡会试事宜折》提出，因战乱影响，根据1900年刘坤一等督抚奏请，将辛丑、壬寅乡试恩正并科举行，会试归并壬寅年举行，已被允准。后来考虑到庚子年乡试如期举办的仅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省，其余十二省则于1902年（壬寅）举行，若于当年举行会试，“其未经乡试各省士子，未免向隅”。且经济特科原已批准定在会试前考试，恐准备不及。所以唯有将壬寅会试推后至癸卯年举行。至于借闱考试的地点，毗连直隶的河南较为适中。有鉴于上述，“所有顺天乡试，著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著于十月间举行。次年会试仍暂就河南贡院办理。其乡会试内外场各事宜，著礼部一并妥议具奏”。[141]按照这一变动，1903年（癸卯）将罕见地出现乡试、会试同年举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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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癸卯年的科举考试顺利进行，礼部行文各省，因本届顺天乡试借闱河南，为避免人满为患，规定凡南省贡、增各生，均着在各本省录科，乡试唯监生听其南北自便，不加限制。[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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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闱河南给各地监生带来诸多不便，旅费亦大增。云南考生由云龙，壬寅年十一月下旬自姚安县启程，车船步行兼用，癸卯三月初抵开封，耗时3个多月，路途艰辛可想而知。[143]江苏考生由苏至豫，风雨兼程仍要2个多月才抵达，还需购置西学新书备考，所幸宾兴银两该科倍给，藩司补贴达90两之多，“寒士得此，不无小补”。[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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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面，礼部对借闱事宜提出方案，顺天贡院原有号舍16400多间，河南开封贡院只有14900多间，不敷之数由河南巡抚扩建。其余变通之处，主要是将原由顺天府操持的科举事务转移至河南藩司办理，巡抚监临，所需一切支出皆作正开销。[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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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与场次程序方面，1901年12月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将当年8月29日改科举上谕的主旨，具体化为各项可操作的内容，不仅对庚子年清廷宣布科举改革后的各场考试题型、复习参考范围、答题要求、各题型字数、书写范式予以明确规范，对考官选拔与阅卷标准、违纪惩处等亦均予以阐明。主要内容包括：[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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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场论题五道，顺天乡试及会试仍请钦命题目；各省乡试由考官拟出。”列出了改章首场中国政治及史事的出题范围（含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乾隆朝官修《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以及《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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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乡会试二、三场所考的内容和标准予以规定，各国政治部分即“以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公法、刑律、天文、地理为大纲，推之格致、制造、声光电化诸学，亦宜研究入微、各求心得”。考虑到“边远省分风气尚未大开，翻译诸书亦未必流传悉遍，拟于近一二科考试，先以外国政治切于实用明白易解者命题，迨数年后振兴鼓舞造就有成，再由典试者酌度文风高下、由浅入深，俾士子有渐进之功，朝廷收得人之效”。第三场所考的四书五经义，强调出题与答题俱与既往有别，不出怪题偏题，对四书五经“均宜书写原文，不得删改增减及截搭虚缩，以免割裂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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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了改试策论的体裁和答题标准：“论策义体例，固应较八股文律从宽。惟考官衡文，亦不得不限以程式。头场五论，士子切题发挥，必须上下古今、指陈得失。策则每举一事，亦必穷原竟委，议论详明。总期各抒己见，不蹈空言。四书义、（五）经义尤宜朴实说理，参取讲义、经说之意阐发无遗。其厘正文体之法，均不得涂泽浮艳做骈俪体，钩章棘句做怪涩体。仍不准阑如周秦诸子谬论、释老二氏妄辩、异域方言、报刊琐语，一切离经畔道之言，悉当严加屏黜。考官选刻魁卷、每场试艺，应择优刊刻，以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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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防止空疏的学风，革除科场积弊，对传统的科考程式做了以下五点重要改革：（1）对书写格式及审阅的一些环节做出调整，如答题时不仅无须再抄题，只写第几问，规定“此后策士命题，每道约举一二事，字句无多，即可书写全题”；（2）废除了既往的默写环节；（3）基于三场题型内容均有较大改动，考生答卷程式又较往时宽松，客观上难有合适人手大量誊写，为防止滋生新弊，裁撤了誊录对读；（4）对既往乡会试之磨勘过苛予以改革，“除有关弊窦及文理悖谬，剿袭雷同诸大端仍照例磨勘外，其稍有不谙例禁，无关紧要者，概从宽免”。（5）考官在考试后阅卷的甄别取录，不得仿从前以小楷定优劣。强调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殿试，也推及散馆、考差、优拔生朝考、中书、教习、誊录等考试，馆阁中若有需要拟应奉文字的职务，再专设加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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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来生童岁科两考，经古考否，由生童自愿选择，现更改为一律必考，且经古与正场并重，为论一篇、策一道。优贡、拔贡及其余乡会试复试（含宗室乡会试复试）、录科及考试汉教习，翻译会试头场均有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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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适应科举改章后考试内容的变化调整，必须广泛搜集储备各种新书，由礼部开单，要求两江、两湖、两广等督抚在该辖区内各书局提取所需书籍咨送到部。各地学堂所藏书籍，允许乡会试闱场随时调阅。对改章后参加典试的考官，则要求其“阅卷务当悉心评定，总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于时用者为准。倘仍有剿袭荒谬之文滥行入选，一经磨勘签出，定当从重议处，以为奉行不力者戒”。[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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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方面（共12条）规定，将新政开始后清廷改革科举的若干重要举措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办法和步骤，有利于庚子年科举改章的贯彻落实。其相关内容表明，就清代科举的历史而言，此次改革力度之大，空前未有。其特点至少有三：其一，乡会试首场与二场出题的范围与要求，体现了对西学与西政的接纳，以及期待学用结合的明确趋向；其二，改革范围由科举常科的各级考试（童、乡、会试与殿试），扩展至朝考、优贡、拔贡考试，散馆、考差、中书、教习、誊录等项，标志以科举改章为嚆矢，清廷在用人行政方面开始有较大变化；其三，摒弃以楷法定优劣，以文字较长短，要求答题应“各抒己见，不蹈空言”“指陈得失”，取士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于时用者为准”，即以求实通达为学风转变的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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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安排逐渐落实到各级科举考试中。时为湖北学政的王同愈，向清廷奏报科试情形：“计通省科试现已一律完竣……经古场内，试以经史算学，果有心得，仍从优奖拔，以励实学。”[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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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廷在科举改章方面有较大动作，但《辛丑条约》对科举考试仍产生了较大干扰。由于山西乃条约规定的禁试之地，两届乡试均为秦晋两省合闱。[149]府县试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01年11月28日刘大鹏记：“今岁因洋夷之扰，晋省考试亦皆错乱。太原府属向在五、六月间岁考，顷闻十二月间才考，尚不准在省垣学院开棚，移到徐沟书院作考棚。太原府知府考试童生，亦不准在省，亦将考棚移在榆次书院……且不准凡诛洋夷之州县一切生童应试。共停二十余州县考试，九月考平定州，只考三处（平定、盂县、乐平乡）”。[150]最使士子们感到丧气的不仅是考试延期，更重要的是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自晋抚迎洋夷入晋以来，考试事遂停，太原府试童生期亦不闻矣。学台岁考大典亦不举行，由洋夷阻止故也。去年乡试移于今年，亦因省垣诛戮洋夷，不准乡试。考试大典，官不能自主，一任洋夷之言为行止，士气不亦沮丧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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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考不仅打乱了乡村士子们平静的生活和科考日程，也给寒贫之士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由于要长途跋涉赶考，有人不得不到处告贷，甚至有人因告贷无着而不能成行。刘大鹏记：“吾晋因戕洋夷，停考五年，遂将乡试事移于秦省，晋士苦于资斧缺乏，皆裹足不前，未闻晋省官吏筹划士子资斧，即有志观光之士，亦徒坐而自叹，无可如何也。”赴河南参加乡试的“山西士子不及二千”，[152]远不符应有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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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情况亦有类似，虽然该省不在停考名单之中，但关于是否停考的消息不断传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子们的应考计划。福建漳州府七县，除龙溪、海澄、诏安三县各有考生八九百人外，“其余各县文童生仅三四百名”。[153]福建闽县、侯官县童试，既往每届“报考者各有二千四、五百名，本届仅有一千三百余名，较之从前减去一倍也”。媒体推测其原因：“盖新政将开，八股将废，有志之士别有所营，不屑以此争长也”。[154]对于士子趋新取向的估计似乎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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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科举改章上谕颁布将近四个月之后，政务处与礼部才会奏确定改革的具体操作办法，举行乡试的时间已经临近，且因科举改章，往日的八股应试之书只能束之高阁，故采买时务书成为士子的大宗支出，占用了赶考的盘缠，许多人要靠借贷才能前往。福建应试士子，因此联名廪请府县官员派官轮解决赶考者的交通问题。[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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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试展期与科举改章给士子应试带来不便，而趋新督抚希望借此推广学堂。1903年初，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展缓癸卯科乡试，或暂阙二三成中额，以为推广学校之方。下政务处会同礼部议。寻奏：该抚所请，意在鼓励学校，不为无见。本年恩科中额，拟请照旧。俟下届乡试，学堂办齐、成效大著，再行奏明办理。[156]清廷唯恐大乱之后再让士子惶恐不安，并未直接采纳上述建议。同时又肯定其发展方向，为日后的进一步改革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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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政初期科举改章的重新启动，作为科举初阶的童生试，考试内容与程序均有较大变化，各地官府及士子皆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山东青州某县，辛丑年正月中旬已试文童，十一月，知县崔焕文据改章后的科举要求“再试文童，以初改经义策论，应试者少至五百五十余人，正场榜亦全录，是为考试变法之始。癸卯府属各县考试，以府院试期迫，率在十二月，乐安尤晚。二十五日初复，甲辰正月六日二复，知府曹允源复试，原期于正月下旬，既而以院试期迫，改十六日正场，而补经古场于十七日（向章在正场前）。至期应试此场者，多至二千数百人。既点名偕入矣，以座不能容，复令诸安应试者出，改期再试，几酿事端。”[157]由辛丑县试应试者减少，到两年后府试考生增至“座不能容”，表明士子对科举改章经历了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而各地落实改章显然有先后之别。亲历光绪壬寅、癸卯（1902、1903）河南县试和乡试的魏少游，谈及当年科举考试的改革：庚子年参加的县试还是一派科举旧章，共分为五场，第一场各作八股文两篇，五言六韵诗一首，命题均出自四书。第二场作四书文两篇，第三场作四书文一篇，第四场作五经文一篇，第五场只作短篇文一篇。“到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及各县院试，就废除了八股，考试策论、经义了”，“改试头场历史论五篇、二场时事策五篇、三场经义三篇”。[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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