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79410
对三场考试程序调整的效果有质疑者不乏其人。1903年1月中旬，御史杨士燮专折奏请变通科举新章，认为头场改试五论，对于认真应试者“实患忽迫”，请于头场试题中出五经论一篇、本朝掌故一篇，“意在尊重经术”，防止偏重西学。给事中熙麟则具折要求乡会试仍用誊录，内廉监试请派京堂科道。换言之，两折均针对政务处、礼部会奏的科举改章12条。政务处在议复时申辩：乡会试三场考试次序虽有变化，但考官必须合校三场试卷才能定弃取，并无偏重之弊。四书五经义虽置于第三场，考生若前两场顺利过关，第三场无法通过仍将前功尽弃。故第三场“实寓始求博通，终归纯正之意”。考官如能“悉心披阅，合校三场，秉公去取，自不致启重末轻本之渐。易义为论，似属无甚区别”。政务处强调，“改章伊始，甫行一科，遽行纷更，殊非正体。该御史所请试题移改之处，应请无庸置议”。抡才大典不宜朝令夕改。对熙麟要求不废誊录，政务处回复此乃刘坤一、张之洞的主张，只是试办而已，且该年乡试尚未见流弊，会试亦暂试行。今后是否恢复誊录，礼部可根据实际情形再行具奏。[181]这些情况表明，即使清廷已下决心，科举改章仍有阻力。
1703079411
1703079412
此外，恽毓鼎对科举改章后拔擢人才的不信任也并非个例。军机大臣鹿传霖与王文韶，竟利用职权之便，对癸卯科新进士录用上下其手，以至于被录用为庶常的61人中，前10名亦有未入选者。癸卯会试考官之一的荣庆，为自己无力改变这一结局深为内疚。[182]
1703079413
1703079414
1703079415
由此可见，科举改章，由于重视经济、经史和西学，士子备考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引导士子崇尚西学的设想大致可以实现；而置于第三场的四书五经义，在应试者“草草了事”和阅卷者“稍予宽容”的交相作用下，必然导致张之洞等人精心谋划的三场并重，以求“精通中西学且宗旨纯正之人才”的初衷难以贯彻。趋新者仍然心有不甘，守成者却已难容忍，顾此失彼，进退失据，难求两全。科举改章，因自祁以来长达60年以增科目方式为老树接新枝争执不下，拆旧房建新屋便成为情非得已之选择。
1703079416
1703079417
除癸卯科乡会试外，因慈禧七旬庆寿增开的甲辰恩科会试，亦给士子增多了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原癸卯、甲辰正科乡会试，则顺延归并到丙午、丁未科举行。[183]由于1905年（丙午年）9月袁世凯等奏准立停科举，丙午、丁未乡会试均未举行，甲辰恩科会试便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会试。该科会试，钦点正考官裕德，张百熙、陆润庠、戴鸿慈为副考官，同考官吴荫培、刘廷琛等18人，[184]与癸卯会试相比，考官趋新程度似乎略胜一筹。
1703079418
1703079419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5]
1703079420
第七节 一波三折的经济特科考试
1703079421
1703079422
新政复行后，庚子年酝酿科举改章的同时，清廷为表明变法求才的决心，将搁置多年的经济特科重新提上日程。经济特科的奏准与开考，乃晚清科举改革朝野关注之焦点。
1703079423
1703079424
前述戊戌变法期间，严修所奏开经济特科的建议已经获准，然因“百日维新”夭折，经济特科并未举行。1901年6月3日，为了纾缓《辛丑条约》若干地区禁试所带来的紧张，清廷颁布了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的懿旨：“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择才的标准确定为“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程序方面，要求各部院堂官和各省督抚、学政，为应试者出具考语，即行保荐。并著政务处大臣拟定考试章程。耐人寻味的是，该懿旨有意强调破格求才问题上帝后态度的一致，表明清廷对经济特科的重视与期待，试图化解戊戌后朝臣疆吏小心翼翼地揣摩上意，依违两可，以免动辄得咎的忐忑：“朝廷振兴百度，母子一心，惩往日之因循，望贤才之辅治。尔诸臣当详加延揽，各举所知，共济艰难，以维邦本。使中兴人才之盛，再见于今，则深宫所祷祀求之者也。”[185]
1703079425
1703079426
清廷阐明旨意，加之政务处的督催，群臣不仅消除了顾虑，而且竞相表现，陆续推荐者达四百多人，以至保荐过滥，为当政始料未及。御史周树模以保荐太滥，特上条陈，指在京各大臣所保人员多为部曹京官，“而举贡生监以及布衣，寥寥无几”。特科之设，原为求取真才，许多潜心中外政事之才，或因家道贫寒，“欲展经济而未得其路”，清廷开设此科，并非为专考京官，“既已服官，无论何署，均自有可见经济之处，岂必俟一考哉。拟请将所有列保之京官，照翰詹大考例，其优等者予以不次超擢，其不取者不仅处分原保大臣，即将该员严议，其举贡等不在此例。为是严定章程，庶可有裨实用”。[186]要求被保者先在吏部考试，严加淘汰。所奏未获允准。[187]原因是与周树模上奏的同时，御史陈秉崧也有条陈指经济特科保荐过滥，清廷采纳其建议，并已为此专拟一道谕旨，要求朝臣保荐务必求实，倘若所保非人，则保举者须负相应责任。[188]
1703079427
1703079428
面对官场夤缘滥保的乱象，清廷不得不撤销有滥保嫌疑者，借以惩戒。1903年1月20日“谕内阁……近来京卿纷纷奏保……此端一开，必至漫无限制。隆恩所保著毋庸议，并将太常寺少卿李擢英前保，一并撤销”。[189]
1703079429
1703079430
朝中有人私下传出消息，可与上谕的意思相互印证：“此次特科当三月间时本有罢而不举之意。嗣因既奉明诏举行，若竟罢废，又非政体；惟以人数太多，将来无从位置。近日政府之意，拟考取后赏给编检、中书各衔，庶不至开躁进之风，亦不至有乖朝廷求才之本意。目下保荐各员因无甚好处，故多不愿应考，此投到者不踊跃之原因也。”[190]可见，各级官员的担心并非无因，清廷进退维谷之间，已流露出敷衍之意。
1703079431
1703079432
经济特科报考的实际人数，各说不一，《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被保荐者370余人，实际报到者122人，[191]一说最终报考者共193人，江苏至48人之多，点名时有1人未到。[192]据考生许宝蘅见闻，最初报到的确实只有120余人，但1903年7月10日正式开考时，则增至180余人，报考者中湖南人最多。[193]张之洞主持阅卷，见一考生试卷中有卢梭二字，已被另一阅卷大臣评列一等，张极不满，径黜之，批词中有“奈何”字样。出榜后，“某君自吟曰：‘博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考试用卢梭’”。报道称：“盖卢梭主张民权者，故斥之”。[194]可见张之洞作为科举改革的主持者，对西学的态度亦只限于“有用”之内容，对涉及西学之本的自由平等学说，往往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
1703079433
1703079434
经济特科考试的考题为：（1）大戴礼保保其身体，传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2）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如此出题，在表现出融通新旧中西之意图的同时，自然助长了附会中西的风气。而特科阅卷，“满汉大臣多不愿列名，多有请假者”。[195]
1703079435
1703079436
特科试卷验收官记，张之洞复勘试卷后（张为总阅卷大臣），初拟一等48人，二等79人，备取59人。[196]据《新民丛报》报道，此次特科，太后本拟徇张之洞之请而从宽取录，但据说先是樊增祥在召见时“痛诋此次经济特科，多系新党，万不可收用，以为异日之患”，继之吴逢甲具折奏参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为革命党，并指控梁士诒为梁启超的胞侄，其后魏光焘又“叠电奏两次历指所取之某某等为革命党，与上海通同一气”，所以，最后所取之卷，“太后亲自拆阅，即将所有被参之名概行撤去”。[197]这一传闻难以确证，不过，围绕经济特科的人员推荐和考试取录，朝中明争暗斗，波涛汹涌，为了平息纷争，避免贻笑大方，慈禧亲自过问并最终敲定人选，合乎情理及其个性。
1703079437
1703079438
于式枚对人谈起经济特科成效不彰的原因乃“太后之意，不喜新学，而经济特科皆言新学者”，因头场录取超过百人，故复试后大加淘汰。于氏本人曾上奏建议对“举而不应者宜悉存记其名，以备异日因材器使之用；其试而不录者，宜优以礼文，赐束帛而遣之。政府不可其议，遂格”。[198]可见特科虽开，当道敷衍之意显而易见。
1703079439
1703079440
1903年8月2日，经济特科取录一等袁嘉谷等九名，二等冯善徵等十八名，考取者引见并授职，详情参见表1-2。
1703079441
1703079442
由是表可见，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者确如言官所说，已服官者居三分之二，举贡生监仅占三分之一。至于引见后的安排，与历科进士相比，对经济特科人才并无特殊优待，甚至与咸同时期的一般保举案相比，其拔擢程度也没有显示出优势，令人感觉不到多少“破格”优待的意思（将表1-2所列取录者考前的身份，与其引见后拔擢的情况对应比勘，便一目了然），连癸卯乡试考官吕珮芬闻之亦坦言“录用均不优异”。[199]对比此前朝野上下一片破格求才的呼声，以及举国对于设经济特科以改变科举学非所用状况的期待，录用结果反差极大。而且，所谓特科即非常科，开科时间不定，何时举行，以何种名目及什么条件举行，基本以当政者的意志为转移。
1703079443
1703079444
经济特科的开设及举行，对于那些期待清廷呼应改革的人士而言，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而对于科举制改革而言，并不具备推广应用的现实性与持续性。由于此次经济特科对应试资格的规定过于狭隘，限制相对严格，更有诸多官场倾轧等难以为人所知的内幕，使人望而却步。因此，很难真正起到趋新人士所冀望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1703079445
1703079446
表1-2 经济特科引见考取人员所授职衔*
1703079447
1703079448
1703079449
1703079450
1703079451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6]
1703079452
第八节 老树难以接新枝
1703079453
1703079454
在经济特科已获准开科却尚未开考期间，增广科目以推进科举改革的建议仍不断呈报清廷。1901年，袁世凯奏请“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该折奉旨留中。[200]同年10月，都察院兵科给事中徐士佳奏请顺天乡会试，“增设兼通洋文中额，以广造就，而应急需”。其具体办法是：“凡应试士子有兼通洋文者，于试前一月由外务部出示，招考该生，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将兼通何国文字先期由该部定期考试，点名时出结……酌照大考同文馆学生之法，当堂考试弥封试卷”，名曰译生。[201]此奏实际上是继经济特科之后，提出另一改革方案，即通过在常科会试增设“译生”名额，拓展取才途径，逐步改变科举考试单凭文字诗赋经义取才的定式思维，解决翻译人才急需的困难。
1703079455
1703079456
然而，有关部门奉旨议复，竟然怀疑徐士佳动机不纯：“该御史请定洋文中额，恐中学未深，粗通洋文，借此希图幸获，所请应毋庸议。至举人有通习洋文者，拟请于每届会试场后，报明礼部，如未中式，即将此项举人，咨送外务部扃试录用。庶中学译学，两无偏废。依议行。”[202]清廷的答复，否决了增设译生的呈请，不准在科考之中给予此类考生以对口检测而获得出身的机会，只是应允有外语特长的举人，在会试之后可报呈礼部，未中进士者即送外务部考试录用。对于考生，是用其所长而对出身方面不予优惠，对于科举，则是不给西文以专门科目的拓展空间。
1703079457
1703079458
继徐士佳请增译生中额之后，御史陈庆桂亦想借经济特科开科取士的东风，促使清廷在纳学堂于科举方面更进一步，其《奏请慎择出使随员折》提出了在科举考试中设置外交特科的建议。也许基于经济特科引发清廷内部政争的前车之鉴，政务处否决了这一提议，并在议复时强调：“现在科举改章，专重时务。京师复奏设仕学馆，讲求内政外交之学。数年以后，自不乏可用之才。若再另设特科，转致纷歧。出使保奖，本有限制，各该员远涉重洋，同系奉差，若分别异常寻常，似不足以示鼓励。所请均毋庸议”。清廷同意了政务处的意见，否决了设置外交特科的建议。[203]
1703079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