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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吕珮芬：《湘轺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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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吕珮芬：《湘轺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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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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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紧要奏折·徐御史士佳奏请乡会试增设洋文中额折》，《鹭江报》第34册，1903年6月16日，第12页。另见《外事·乡会试请增设洋文中额》，《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第1559号，1903年7月12日。据上谕档，徐士佳此折上奏时间为1901年10月，上谕要求政务处、外务部议复此折（《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96页），其后议复缘何延宕，报刊为何此时才登载该折，须进一步考证，感谢朱贞博士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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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7，光绪二十七年九月甲戌（1901年10月23日），《清实录》第58册，第439页。科举中的翻译乡会试，主要针对满洲蒙古的满蒙语译为汉语，并非外国语。乾隆时设，规定五年举行一次。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84，选举一，第8424—8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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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6，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丁未（1902年3月25日），《清实录》第58册，第549页；《光绪朝上谕档》第28册，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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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杨凤藻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通论（下），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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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道光中叶至光绪末年，以增开实科或开设特科为内容的正式奏章至少有18份，奏请者包括：道光朝祁；咸丰朝王茂荫；同治朝黎庶昌、英桂、沈葆桢；光绪朝薛福成、李鸿章、沈葆桢、宝廷、陈启泰、潘衍桐、官文、陈琇莹、陶模、孙家鼐、盛宣怀、严修、徐佳士、陈庆桂、袁世凯。实际情况当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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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筹议海防折·附议复条陈》，《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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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洋务运动》第1册，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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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李鸿章：《复署赣抚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1875年2月13日），《李鸿章全集》第31册，信函3，第173—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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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已提出变革方案，新政伊始，又与刘坤一联名上《江楚会奏》第一折，重申和强调相关建议。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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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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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二章 立停科举与清末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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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改革的探索，贯穿于戊戌与新政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时期。前者重在内容变通，以科举接纳包容西学与实学为目标，办法是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地进行舆论鼓动并利用皇权乾纲独断，促动与推进改革；后者以学堂合并科举为旨归，观念层面的社会认同（指积极兴学及为其扫除障碍）基本达成，主要矛盾开始转向上层决策的具体运作，即实施方案的内容、时间、程序、途径和效果预测的行政决断。清廷中枢的观念异同及人事变动，直接影响改革进度与成效。媒体关注的角度也由对维新派主张的宣传，转为对朝臣疆吏活动的报道。[1]这一既往不被注意的变法模式的转变，表明新政期间重大决策的酝酿，统治集团内部仍需要自下而上的复杂运作。否则即使是恢复戊戌变法的措施，也并非轻而易举。而新政在复行变法的同时，也自觉与不自觉地模仿了戊戌的观念乃至运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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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政初督抚的变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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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权谋变科举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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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谋促变科举的酝酿与活动，在举国上下对甲午战败原因深刻反省的背景下出现，戊戌与新政时期一脉相承、各具特点。其滥觞始于维新派，却对新政时期的督抚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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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2年祁奏请广设科目、调整科考内容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议改科举，均以朝臣疆吏的奏章为主要表现形式。由于每个奏章的上奏者各自独立，相互间隔时间较长，既缺少具体操作的详细建议，也无法形成庙堂之上的舆论压力，结果如同李鸿章所概括：“今自殿廷以至郡县之试，旁及书院之课，皆就其已成之业而进退高下之，则有举而无教矣，而所学又非所用。论者咸知时文试帖之无用，又不敢倡言废科举，辄欲调停其间，于是艺科、算学之说迭见条陈，或搁置不行，或暂行辄止。盖事无两胜，此优则彼绌，数百年积重之势，非偶然更置一二所能转移。”[2]其基本态势，可谓议论不断，成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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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新途径、采取新方法更为有效地推动科举改革，颇费思量。戊戌期间，维新派寄希望于政府变法，已意识到疆吏与枢臣的态度对于变法成败至关重要。1897年，唐才常撰文猛烈抨击科举流弊，并对“枢要诸臣与夫封疆大吏，则无有抉其弊，危其词，为我皇上言之者”的现状感到痛心疾首。[3]因为思想家与民众的呼声，虽然可能为改革提供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土壤，却难以直接催生变法措施的出台。那些实权在手、掌握各种政治资源的“枢要诸臣”和“封疆大吏”一旦接受改革的主张，从内部发动，倒是更容易影响变革的速度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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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后梁启超对于以权谋促变科举一事相当积极且信心满满，在他看来，“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他深知其事不易为，尤其是“天听隔绝，廷臣守旧，难望丕变”，仅按官场文书呈递的一般正常程序，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走完过场，只能看到官样文章。突破重重阻挠，直接面圣以耸动天听，至为关键。为此，他突发奇想，提出“若得言官十余人共昌斯义，连牍入陈，雷厉风行，或见采纳。昔胡文忠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则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此议乍看不择手段，有失君子之风，而梁启超绝非戏言，认真付诸实行。不久，他函告康广仁和徐勤：“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办之”。[4]后来宋伯鲁和徐致靖以言官身份呈递的奏折，实则出自康有为之手，[5]与此似不无关系。可见维新派坐言之后要想起行，也不得不遵循权力角逐的胜负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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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买言官意在耸动天听，立志图新的光绪帝果然从善如流，力排众议，毅然诏废八股改试策论，[6]令康、梁等人喜出望外。在此之前，维新派并不敢奢望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除上达天听外，主要精力放在尝试与赞成变法的疆臣合作推进维新事业上面。张之洞在变科举方面与维新派不乏共识。他曾经对梁启超说：“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7]所撰《劝学篇》，第八即为变科举，虽“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8]主张却与维新派的要求大体相同。他随即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合奏《妥议科举新章折》，步调也与康、梁等人一致。[9]1898年5月，梁启超致函夏穗卿，提及运动变科举一事：“瓜分之局已成，而人情闭塞如昨，至可忧耳。香帅到京，恐未必大用，位次太末，用亦未必有权……顷专意办变科举事，成否未可知，虽知其无及，不能不略为说法”。[10]由此来看，维新派当在科举改革等问题上与张之洞或其他官员有过接触磋商，希望通过有权势的官员影响朝廷决策，开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另一途径。这与新政期间群臣的谋划竟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