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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疑惑的是，督抚们的连续入奏，清廷均未议复，1901年8月竟然出现了拟增科举名额的传闻。果真如此，则不但减额之议未见采纳，还与科举改革的呼声反其道而行之。一些趋新督抚惊愕之余，对清廷改革的诚意产生了怀疑。端方认为“政府既言广额科举，即无意更张，一切法皆难变”；张之洞则函告刘坤一、陶模，表明自己的态度：“广额尚无碍，但使朝廷肯照江、楚会奏，拨科举额为学堂额，分科递减，准将学堂所取之士作为举人、生员，则中额学额既多，分拨之额亦必多，是所广之额，乃旧科举与新学堂共之者也。十年以后，原额、广额全归学堂矣”。他还劝解陶模和刘坤一道：“此时广额未见明文，无从争阻。或者政府有意开学堂，拨中额，而又虑旧日八股秀才、童生出路较隘，故以广额调停之，亦未可定。总须俟准开学堂分拨旧额之旨既下，方可相机陈奏。如学堂人才实多，届时未尝不可奏请多拨数名。凡事入门最难，入门以后再图进步较易。此时似不宜操之过急，致顽固者忧惧护持。如两公与政府通信、通电时，能力劝设学堂，拨旧额，即大有裨益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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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拨科举额为学堂额”的设想，本为有利于科举与学堂并存的稳妥渐进方案，不仅可让应考士子有更多的比较选择余地，且无疑有助于新学的推广传播。令人遗憾的是，此后科举改革并未沿此趋向发展。尽管其后清廷迫于众多督抚的恳请呼吁，不得不相应变通，谕令将对江楚会奏所陈“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32]但对科举减额之议一直未置可否。[33]在取向上，仍然选择变动幅度最小的方案，即：一方面调整考试内容，增加时事策论，简化苛繁程序；另一方面对学堂优等毕业生分别给予科举出身作为奖励。[34]这些措施尽管与群臣的建议相去甚远，但毕竟重新迈出了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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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沉寂，促使清廷表态，两广总督陶模锲而不舍，于1902年6月再次与广东巡抚德寿联衔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分析了清政府迭令兴办学堂而“建设者甚属寥寥”的种种原因，抓住科举与学堂不能并存的症结，指出反对废科举者借口学堂尚未普及，实则科举存在已成为学堂不能发展的主要障碍。所以，“欲开学堂，必先去其阻碍学堂者。窃谓阻碍学堂者莫如科举”。继而陈述了科举考试对兴学大业的负面影响，反对待学堂大兴之后再议停废，断言“科举一日不废，学堂即一日不能大兴”，“拟请旨饬下政务处、礼部及管学大臣详细筹议，竟将科举停废，以收学堂实效”。估计到立停科举阻力太大，陶模以退为进，要求先“将乡会中额、各学学额量裁其半，以为学堂学生出身。更请谕告天下，以十年或十五年之后即永停科举”，用催促公布废止科举时间表的形式，向清廷施加压力。并在附片中提出：“将各府学学额先行裁去，留备新设学堂学生将来考拔之阶”，且将府学教官一并裁汰，“向隶府学之廪增附生可回隶原籍各州县学。其府学、文庙、衙署、斋舍、学田概归新设各府中学堂经理。如此一转移间，于旧制无甚妨碍，于新学大有禆益”。[35]此计涉及科举学额、学官、学田，上述意见如果完全实行，无异于对科举釜底抽薪，将大大有利于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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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再次请废科举，枢廷有过议论。军机大臣鹿传霖在日记中透露：“陶模奏大学堂办法，照办。并请停科举，勿庸议”。[36]可见办学堂虽未见异议，停科举阻力依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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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虽然没有采纳陶模的意见，此举的社会反响却相当广泛。《申报》认为这是“停止科举，振兴学校之先声”，赞许为“柱石名臣所见”，并且指出：“顾科举方改定新章，骤然而欲请停，措词诚不易易。陶公筹之熟计之深，乃先请将各府学生员概归本州县学，所有各府学、文庙、衙署、斋舍、学田，概归学堂经理，使人尽知学堂之获益，而科举中未尝有真才……何莫非陶公此奏导其先哉！且夫需者事之贼，而其进太锐，亦不免废于半途……陶公鉴及前车，因思事必由渐而来，不以立时废科举、兴学堂为事，惟先撤府学，以觇士人之意向。苟多士皆心悦诚服，则或渐减各州县学额，选诸生入学堂，或展缓乡会试之期，使诸生咸致其力于实学，种种善后之策，宜皆有成竹在胸”。[37]《选报》则充分肯定陶模力争废科举的努力：“大哉制军之言也！吾国学业之衰，人材之靡，则皆科举贻之害矣，积重难返，莫知其非。科举不废，虽条例数更，庸有济乎？呜呼，言虽未用，其言大矣”。[38]皮锡瑞阅报载陶模奏折，称赞陶模触及废科举与兴学堂的要害，“此皆理极易明，而人多詈之，亦正为此”。[39]郑孝胥则在日记中论道：“有陶模奏办大学堂及武备学堂二折，请罢科举以免学堂之阻碍。其论甚当”。[40]可见陶模所奏虽未能获准，却表达了趋新人士的共识，引起社会舆论的积极反应。[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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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至1902年间诸多督抚的奏议，在科举改革过程中承上启下，不仅将因变法流产而中断的变科举重新提出，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将其置于新政的重要位置，推进了科举改革的进程，而且将废科举的议题，以渐停和立停两种方式提上议程，促使清政府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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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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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疆臣、枢机的分歧与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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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科举改革方面的谨慎与迟缓，显然难以满足社会对于变革振兴的普遍企盼，舆论纷纷指责之余，还“翘首企踵而望之”。[42]此时学堂与科举并存，形成了相互制约与影响的局面，为打破胶着状态，一些趋新督抚不得不继续酝酿新的行动，将议改科举推入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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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3月11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呈《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要求“今纵不能骤废，亦宜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催促清廷将科举录取之额均分后“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43]此次会奏，时称南北洋会奏，有关科举改革的主要内容与《江楚会奏》第一折基本相同，袁、张两人均为参预政务大臣，虽系重议前事，遣词语气之坚定却胜于前，对清廷造成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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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之洞幕僚记载，袁世凯不仅领衔会奏，而且是事实上的发起者与主稿人。张之洞曾想串联更多的督抚联衔会奏，袁世凯并未照办。[44]袁、张联衔的原因，当是仿“江楚会奏”故事，希望能够耸动朝野，促成科举减额。此时刘坤一已故，袁世凯则升任直隶总督，并任参预政务大臣。袁、张联衔，较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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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张会奏减额渐停科举，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朝野上下，多有响应。在两位重要疆臣奏请递减停科举的同时，御史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先后有10年减额渐停、即停常科留特科、暂停5年科考以观学堂成效、缩短渐停期限次年恩正并科后立停等四种意见。虽然各有不同考虑，基本取向都是变科举以利学务。似有先见之明的瞿鸿，据说提出另一方案，即将减额渐停期限缩短，次年恩正科同时并行，一年了清。只是鉴于停废科举为重大国策，建议“当集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律画诺，而后下诏，以免日后议论参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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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对袁、张会奏予以极大关注，揣度两督因朝廷诏举恩科，“不敢径行请废，故先奏请递减中额耳”；[46]并对其后清政府的反应追踪报道：奏折“交政务处妥议”，两宫示意“妥慎筹议，宁失之迟缓，不可失之操切”；[47]政务处方面，也打起了官腔：“此次会议张、袁两制军会奏停罢科举一折，均拟照准。惟原奏所称为举贡生员等宽筹出路一节，其中头绪甚多，不易酌定，必须与大学堂暨吏部彼此筹商，方能斟酌尽善其事，万非一时所能定议。此番会议复奏，拟先与礼部详订大纲节目，再行请旨办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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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官样文章的背后，首先是清廷枢机对科举改革的深刻分歧。《大公报》首先披露：“袁、张两宫保会奏递减科举中额一折，三军机皆愿议准，惟某公一人极力阻止，是真别有见解者矣”。[49]消息灵通的《万国公报》记者则直接捅破内幕：“近日政府诸公颇有以废科举之事为然者。惟事关改革，往往彼此推诿，无人决定。此次袁慰帅、张香帅会奏分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一折，政务处商之军机大臣，事已多日，迄无一定主见。前日两宫催询此事，荣相及鹿、瞿两尚书始议定准行，意见从同，惟王中堂竭力反对，以为如此办理，足以灰士林进取之心，召中国无穷之乱”。[50]关于此事，笔记野史所述与传媒的报道颇为吻合：“袁世凯与张南皮请停科，王相曰：国家大典，应交内外臣工议，岂能由二臣请停？”[51]“王文韶在枢府，慈眷始终不衰。为人透亮圆到，以其遇事不持己见，故有琉璃球之号。然独于废科举一事，则坚持到底，人多以为异……时当国为荣文忠，自以为非科举出身，不敢极力主废。文勤乃谓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之洞无术以易之，太息而已”。[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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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传闻掌故，并非无稽之谈。1903年4月8日张之洞致电袁世凯，显得忧心忡忡：“科举减额议，都下之驳难者，乃诸翰林虑失试差生计，群起作梗，并无深意，当道亦未必真以为不然也。惟思科举不能包学堂，学堂仍可包科举……此事关系甚大，科举不改，学堂终无成效。趁公扈跸时，以此意与政府熟商，或可挽救”。[53]当局者心存侥幸，旁观者却看出个中乾坤：“兹闻某中堂近仍执意不允，此举恐难邀议准”。[54]由于低估了阻力，此番南北洋两位“参预政务大臣”会奏，重蹈“江楚会奏”的覆辙，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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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缜密的张之洞对守旧当道的阻挠并非没有戒心，早在1901年8月“江楚会奏”不久，便对刘坤一和陶模披露其韬略，主张先入门再图进步，不宜操之过急，以致顽固者忧惧护持。但袁世凯急于求成，仓促出奏，使得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明朗化了。1903年3、4月间，御史李灼华、给事中潘庆澜先后上奏，“力陈学堂之弊，万不足以得人才”，坚持科举不可废，[55]并“劾张、袁二宫保不应奏废科举，摘其原奏中科举为二百年弊政一语为得罪列祖列宗，意谓祖宗法制，臣下擅行谤为弊政，是祖宗所行皆弊政矣。上意颇动，亦交政务处并议”。[56]所以《大公报》将顽固、贪私、因循三者视为阻挠新政的魔鬼，真是切中时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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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王文韶从中作梗外，导致袁、张联衔会奏未得议复的还有其他原因：一是清廷举办恩科之年，减额渐停之议触犯忌讳；[58]二是慈禧本人对科举停废一事始终顾虑重重，召见张之洞时询问：“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将如之何”，担心因此招致内乱；[59]三是科举制涉及学校、选举、用人诸多方面，相关部门如大学堂、吏部、礼部需要彼此磋商协调，[60]而南北洋会奏在新旧衔接的措施方面也未能尽善。一言以蔽之，天时、地利、人和皆不足，焉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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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新政科举改章，曲折甚多，绝不似过去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时局一变，舆论鼎沸，折上立准，水到渠成。庚子乱后，尽管有识之士已经清楚看到，废八股而不废科举，学堂教育只能在夹缝中求存，废科举势在必行，但具体进程仍然受制于政府决策。在体制仍旧的情况下，权力核心的人事变动和决策过程的暗中操作，至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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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学制颁布后，科举与学堂的矛盾凸现，举业耗费大量资源，阻碍学堂发展，科考提供仕进正途，影响士子乃至学生向学。科举与学堂共存并行，对学堂有着毋庸置疑的负面影响，极大地妨碍了举国上下视为生死存亡攸关的兴学大业。补天不成，只好拆庙，既然纳学堂于科举举步维艰，成效甚微，那么，梁启超当年提出的纳科举于学堂，将抡才与培才统一，便成为改革者最为可行的选择。何况，列强争霸的隆隆炮声，已经不允许他们按部就班地继续思考和试验其他方案了。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坚信：“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并屡次向张百熙恳求：“此事终望鼎力主持”。[61]而舆论也急切呼吁：“愿中国熟谙时局之众大臣，虽遇此等竭力阻止，亦当百折不回，认真办理，期于有成”。[62]由此，1903年以后，议改科举的主流已由在科举中增加科目、容纳实学，逐渐转为对科考名额减额渐停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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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军机处与政务处的人事出现大变动，给阻力重重的科举改革带来了希望。1901年8月以来，军机处原有四位大臣，即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同时各兼政务大臣。首辅荣禄，对科举改章并不积极，整体上甚至对新政疑虑甚深；[63]王文韶则坚决反对废科举。鹿传霖虽是张之洞的姻亲，废科举一事反而与王文韶意见相同，[64]只是不便公开作对。剩下瞿鸿一人，孤掌难鸣。两次科举递减和两次立停科举的奏章均未获得通过，与此人事格局关系甚大。1903年4月11日，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劻于4月12日入直，[65]户部尚书荣庆则为军机大臣学习行走。政务处方面，除四军机外，昆冈于8月31日乞休，荣庆、孙家鼐、张百熙则先后受命进入，[66]枢廷中赞成科举改革的力量明显增加，反对势力大为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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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很快成为实现科举停废的契机。1903年5月，张之洞奉命入京觐见，参与修订《奏定学堂章程》，借机再次酝酿促成科举减额，并试图将减额折片与学堂章程一并提出。9月，张之洞从各方面打探消息，将军机处和政务处各大臣对待科举改革的态度仔细分析排列，揣测其中动向：“试办科举减额一节，前闻邸意尚不以为非，当有可商之机。惟夔相夙有成见，窃恐不无挑剔”。为此，他函嘱瞿鸿：“务恳鼎力主持，于邸座前力赞其成，则此后人材蔚兴，胥出大钧转移之力。”[67]邸，奕劻；夔相，即王文韶。作为首辅，奕劻对于废科举虽不甚积极，还不至于反对，阻力主要来自王文韶。此番运作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稿本及折片稿送政务处、军机大臣覆阅，而意见参差，于递减科举事尤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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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廷迟迟不予表态，1903年11月，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蒋式埕向相关责任者兴师问罪，认为拖延不决是大臣“未能称职并政治阙失”的表现：“徒以王文韶从中牵掣，迟回不上。夫王文韶不过有心见好于门生亲故之可以得差者耳，非为国谋也。臣已于本年五月间附片陈之矣。今言者必曰惧失士心，不可废也。夫使果以失士心为惧，则何以武乡会试、岁试戛然停止，王文韶曾无异议，而各省亦不闻有武生童聚众滋闹等事……然则以武生童例之，所谓惧失士心者，诚诸臣之饰说，徒以枢臣中无武科出身人员，又无侍卫充学试差之例，故漠不相关，遂一废一不废耳”。[69]文武科举存废的差异及其内幕，是否仅如上述，另当别论，蒋式埕立说的目的旨在促请当朝乾纲独断，力排众议。《新民丛报》所披露的消息，可以与之印证：“南北洋大臣联衔请废科举，内阁会议，政府诸公咸赞成之，独王文韶慷慨力争，期期以为不可，语僚属曰：‘科举安可废？若会议，吾必不与议。诸公虽决议，吾亦必力争。吾老矣，今日力争此举，即吾之所以报国也。’”[70]无独有偶，枢廷之外，御史瑞璐也指责停止科举、专办学堂实属孤注一掷：“请俟学堂办有成效，再行渐停科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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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各方对于停废科举之事态度积极，吸取再次失利的教训，为了减少人为阻力，张之洞于正式出奏前，设法调动各种关系，频繁地在枢臣间串联沟通，并恳请支持变革的政要居中斡旋，首先全力争取政务处大臣的一致赞成，以防横生枝节，“总期预商妥协，免致奏上后又多周折，是所感祷。若非先行商妥，断不敢入告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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