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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52 与壬寅有别,癸卯恩科乡试风气已经大变,各省简派主考前,有御史鉴于“去岁各省主司守旧,不知所变者不少,以至中卷各省纯驳不一,外间传为笑柄。若不认真拔擢,匪徒无以得真材、绝倖进,且将来入大学堂肄业,非已具高等普通基础,必至程途紊乱,混杂无归,出仕……率非慎简主司不可”。[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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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54 从表2-1所列人选来看,趋新者确实不少,李家驹、唐景崇、周树模、齐忠甲、绍昌等人更是其后新政宪政中的要角,表明清廷对科举改章的重视,并试图贯彻开科学风气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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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56 1903年10月的《鹭江报》第47册登载了癸卯科各省乡试的试题,从中可见较多为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内容,并有与时务结合的明显倾向。[110]一些新的名词、新的知识与概念均通过试题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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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58 经过癸卯乡试,书院考课也有了模仿的范型,朱峙三抄录的本县书院题目,已将经史与时务结合,对古今中外改革关注甚多:其一,“法积久而弊生,去其太甚,足以图治。宋神宗希高慕远,尽变祖宗制度,效法周官,元祐时又反安石所为,绍圣初又变元祐之政,反复无定,国本动摇,论世者遂以金秋之灾归辠安石。试持平论之”。其二,“英、法、德、奥,世为仇雠,结会联盟,近数年相安无事。中国自通商以后屡持衅端,欲弥外患而固邦交,究以何者为善策”。四书义题为“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111]这些题目不仅与时务关系密切,也反映了变动时期中国社会对改革路径取向犹豫彷徨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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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60 表2-1 癸卯乡试清廷钦定部分地区考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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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65 尽管疑虑重重,改试策论最终还是显示出趋新意向。美国学者艾尔曼注意到:“在帝制后期的科举考试里已经体现了诸如自然和历史学科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出朝廷和士人考官的双重影响。朝廷出于政治原因,可以拓宽或限制测试的内容,并选用那些既接受过经典文化教育又能跟上时代步伐的考官。”[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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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67 至甲辰科,停科举风声渐紧,科举考试的改革也持续进行。朱峙三所在县试头场首题:“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义。”二题:“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疑之义。”二场首题:“秦始皇、拿破仑合论”;二题:“欧洲行义务教育,人皆向学,国日以强。今中国之人,不知应尽之义务为何事,将用何法以兴此教育策。”三场首题:“拟修武昌县学堂记”;二题:“南楼怀古”。府试头场首题:“此谓唯仁人惟能爱人能恶人义”。二场首题:“现在世界大势,日俄战争已起,中国宜守中立说”。三场首题:“明太祖罢中书省以政事归六部论”;二题:“元代疆域雄跨亚、欧两洲,其在欧洲者是今何国何地考略。”复试文一篇,叙范蠡策;终复题为“移风易俗奠于乐论”。院试改为先试正场,次试经古,头场首题:“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义”;次题:“不兴其艺不能乐学义”。二场首题:“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起朝仪论”;次题:“德人理斯特论理财诫洲中勿战论”。复试题:“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义。”大复试题:“欲得不屑不洁指事而与之义。”[113]这些试题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士林对世界的关注,期待教育救亡,以实现强国之梦,并试图在传统文化的人伦道义中寻求解惑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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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69 1904年5月末,山西举人刘大鹏从《邸抄》上看到甲辰会试的头二场题,切实贯彻了戊戌以来的改革要求,在考试场次与内容方面都有调整。[114]这些试题既含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虔诚,也有稽古求治的急切,以及对国民教育、振兴实业、变法图强的重视,表现了清季学堂与科举并存期间,中西杂糅、新旧并蓄的特征。试题所涉内容广博,古今中外、史实与时事、外交与内政均有,若能真正融会贯通,而非单纯应试,则学识学力必然大为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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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71 与癸卯会试相比,甲辰科会试考生对于西方历史与时事的掌握明显增强,思考也有所深入。如在“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的答卷中,江苏吴县考生张茂炯列举了亚历山大王、成吉思汗、拿破仑、威灵顿等名将纵横欧亚的历史,以证明战争与外交及疆域扩展的关系。而在以日本、埃及为例,探讨聘用西人对国家利弊的另一策论中,张茂炯详细列举了两国在不同情形下聘用外国人的得失,日本只是聘用雇员,埃及则被英法把持操纵其航运与财政,故“二国者,其仿西法也同,其用西人也同,而一强一弱,收效相反者,无他,亦视其主权之得失而已”。[115]在命题为“泰西学堂之设其旨有三……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实业教育三者孰为(中国现时教育)最急策”的策问中,福建闽县考生王鸿珗的回答,不仅对近代西方教育的历史进行了简单回顾,而且对当时国内各省学堂开办中面临的问题做了概括,指出“陶铸国民之教育,保国之政策也;造就人才之教育,治国之政策也;振兴实业之教育,富国之政策也。三者皆国家所当急,欲于三者求急,无已。其以国民教育为首急,振兴实业为次急,人才教育为缓。何也?受完全教育之国民,人人皆人才也,有所执业之国民,则国民可保其国民之资格也,故急二者而缓人才之教育,此就三者求其急”。并要求学部将未善之章程、未备之规范补订之,遍发教科书于全国、优厚学堂出身。[116]对上述同一试题,考生沈钧儒答题则以对各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尤其是日本明治以来教育情况的熟悉见长,他主张在当时情况下提倡尚武教育。[117]两人回答问题的角度与立论均有区别,但均被阅卷官取录,说明科举改章对士子学以致用,仍不无裨益。而甲辰恩科会试的试卷与癸卯科相比,趋新与趋实的程度的确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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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73 考官方面,甲辰科会试对所阅试卷的立论与所据结合十分重视,浙江湖州考生章祖申,本房原荐批,“第二场纵谈中外时事,缕析条分、洞中窾要,是究心经世之学者”。借闱河南文明堂原批“第二场以论事体对策,极能运用,非板滞者可比。用笔亦有分风擘流之妙”。[118]不拘答案统一,但求论事与论理相辅相成,运用分析与综合概括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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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76 随着科举改章已成定局,街头售卖的各种应试复习资料,也以策论为主要内容。如经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陆润庠鉴定的《中外策问大观》,癸卯年春已印售,其将治道与学术列之于卷首,而后以内政、外交、时事、财政、变法、官制、科举、国法、法律、政体、议院、天文、地学、兵政、工政、商政、农政、格致、路矿、中史、西史等分类列为28卷。每卷策问题皆试图贯通中西历史与时务知识,如变法卷对英法德奥日各国变法原因、情况均有设问;政体卷则涉及俄国、英国、欧洲等君主国、民主国、立宪制、共和制的不同类型与内容。只是有关天文、地理、声光电化等学科,仍多以原理或释词发问(如“问电学之原”“问重学命名之义”“化学六十四原质,其中气质、流质、定质各居几何?金类与非金类如何辨别?中国所有者凡几?”等)。[119]有利考生掌握新知的同时,导致新学渐有“洋八股”趋向。癸卯会试中,有考生在答卷时已指出了随中学与西学的此消彼长,引进学堂的西学,出现被科考与浮躁世风诱导下的变异趋势:“今日西学有必兴之势,中学有将晦之忧……夫信西学非可异,可异者习西学而忘中学,甚者且将反攻中学焉,岂中学之误,利禄之见误之也,且今之所谓西学仍利禄之途使然,声光化电知之乎?各国文言知之乎?立国精神知之乎?军民质性知之乎?举无一知,犹然曰是西学也,亦适成为求利禄之西学而已。”[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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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78 以上情况说明,新政初期,各地不同层级的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三场考试分中西经史时事轮换的谕旨基本得到贯彻,各种策论试题,反映出鼓励学习时务、实学的趋向。由于主考官自身知识的局限,以及题目类型检验侧重的差异,策论试题所涉历史与时务者仍居多,真正实学类试题较少。此外,策论这种类似问答题的形式,是否能包容检测西学的丰富内容,是否能够选拔出急需的人才,促成学问风气的转变和新式人才层出不穷,尚有待观察和时间检验。况且,这只是开端而非结局,诸事伊始,尚未充分展开,岂能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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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80 二 科考妨碍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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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82 戊戌以来,清廷对兴办学堂一事不可谓不积极,即使政变后一气之下颁布恢复旧制的谕旨,也仍维持鼓励实学与改书院为学堂的做法。[121]新政之初,清廷更是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推广学堂。湖北学政王同愈认为:在新式学堂倡兴之初,风气未开,需要加以劝导与指引。“至于八比时文,家喻户晓,人各有师,固不必官为之劝”。[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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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84 1902年3月黄绍箕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此次变法,与戊戌迥然不同……鄙人在鄂,屡见都中函电及北来诸人所述,两宫召见中外大小臣工,谆谆以讲时务、阅西书,尤以学务为急,戒敷衍,斥阻挠,故各省皆奉行恐后,大吏有兴办学堂刻不容缓之札,省僚有不办学堂难免撤参之信。”[123]可见即使在有识之士眼中,上意显然,各级官员自然不敢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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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86 然而,与各地科考改用策论存在差异相仿,尽管清廷多次力促兴办学堂,不少地区落实的情况仍不尽如人意。“各省各府各州县奉旨广设学堂二年于兹矣,其已设者十仅一、二,询其迟迟之故,则曰无款无田。”[124]湖南巡抚赵尔巽欲将省城诸书院改为学堂,被湘中诸绅竭力劝阻。癸卯乡试湖南副考官“与湘绅谈及学堂之事,众皆谓西学流弊无穷”。[125]故新式学堂所建数量甚少,而改书院为学堂者,除少数地区的师资、经费落实较好,其余大多有名无实抑或名实不符。如河南禹州三峰实业学堂,教学仍仿照旧式书院聘请“山长”,主要课程竟然是讲解《论语》。山长不禁自嘲“盖名曰实业学堂,而所讲并无实业,不足应学务处之调查也”。[126]显然是挂羊头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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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88 比学堂数量不足更令人担忧的,是科考对于学堂学生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导致无心向学者众:“士之伏案埋头,笃志励学者,仍日以应试为务,不乐于从事学堂”的情形十分普遍。[127]京师大学堂开学后,“仕学馆肄业诸生因故不到,及请假赴汴会试者甚多,刻在学者人数较少”。[128]科考期间,“大学堂两馆学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129]安徽芜湖的中小学堂因学生及教员多参加乡试,故各学堂只好“放给考假”,在乡试完毕后才重新开学。[130]甚至有已经确定派赴英国、日本的留学生,也因悄悄赴河南参加会试而被除名。学务大臣为此召开会议,通过“拟扣除学额,追缴学费,并有电致汴闱,扣该生之考,以重学务”的决定。[131]在时人的观感上,造成科举妨碍学堂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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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90 壬寅科考开场,有专门至南京贩书者述其观感:“金陵于近年来,官私立学堂不为少矣。以所知言之:曰陆师学堂、曰水师学堂、曰格致书院、曰高等学堂、曰东文学社。顾当科场时,师生相率而下场,官立学堂一律停课。学堂与科举势不两立盖如此”。[132]日本有评论分析原因道:“学堂虽开,而成就太缓,出仕日迟,有不若三年一次科举之或可以侥幸而较为便捷,是学堂虽开而犹未开,肄业学堂者必将渐少,而专心科举者必犹见其多。”[133]时人认为,科举对学堂的主要妨碍,是学生不安心在校学习而热衷于追逐科举功名,使得已办学堂的教学秩序与课程不断受到干扰,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等运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学堂发展凸显新学成效,展示其优于科举之处,并借此决定科举去留,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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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92 除了科考对士子学生的诱惑外,在不少地区,学堂开办的条件尚不具备,教学质量不高,也直接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尤其突出。1902年6月《万国公报》登载四川学政的奏章,谈及科举与学堂并存的尴尬:“东南数省求师较易,士多乐从。偏瘠之区,风气未开、书籍阙少,教者学者无所折衷,其难一也。或以当务之急偏重西学,而略涉中学,病在舍近而图远;或以西师难致,偏重中学而缓置西学,病在因陋而就简,其难二也。学堂者非为科举而设也,顾朝廷求才于学堂,士子求名于科举,势之所趋,莫能止焉。”各地学堂教程五花八门,深浅不一,不利于学子向学,必须划一课程,使“各省学堂有一定之条规,兼有一定之课程,斟酌中西学有准的”,便于聘请教习和预备书籍,即使是偏僻地区及私塾,也可遵章而开学,以预防流弊。[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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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94 《万国公报》发表的评论曾列举了当时新学面临的多重阻力:(1)经费之不足;(2)良师之难得;(3)山长之谋充教习;(4)老儒之乞留膏火;(5)延请之教习不当;(6)中西课本之未定(所有课本皆教习以意编之),一些地方,不过添一二西文教习,“即号为学堂”;(7)师长之严厉,将学生当囚犯管辖,师长如狱吏,与西学要求不相符;(8)官吏因循,府县有能力行新政者寥寥无几,某首府县,“只将书院匾额改为学堂,借以塞责而已”,“朝野官吏,多由八股而得功名,其人亦多不喜新学”;(9)官绅之见识未精;(10)臣僚之顾虑偏多,“不欲骤然更革,恐蹈戊戌覆辙”;(11)已废八股犹冀或复;(12)学堂对在华传教士摒弃不用,使精于西学之人未能为兴学贡献力量。书院改设学堂诏下,“各省覆奏折内,多有月课膏火,悉仍其旧,以示体恤等语。某省某学堂,竟有以学堂称为养老堂者”。“书院山长大抵皆疲聋残疾,不知新学之人。乃以迫于情面,必思有以位置之,或为总教,或为副教。但此辈脑质,纯乎八股,谬种流传,贻误非浅。此山长之谋充,更足为新学阻力也。”[135]与客观条件的欠缺相比,观念因循所造成的阻力对学堂的推广更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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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96 新旧递嬗之际,人们对旧事物保持惯性依恋,而在有色眼镜的检验之下,倡行时间不长的新式学堂反而弊病甚多,加上科举考试程式相对完善,应试举子们又是轻车熟路,自然憧憬向往,各级官员的好恶,更加推波助澜,故“实无策可以疏通人情喜易畏难,谁不思争捷径。总之,下所趋向,必视上之用舍为转移”。[136]当道希望通过科举与学堂平行竞争,比较其是非优劣以定去取,似乎成为一厢情愿。可是,先停科举再办学堂,确实存在不小的风险,据说慈禧曾因此左右为难,“意欲竟废科举,则恐扰乱天下士心,不废科举,又恐学堂学生不肯向学”,只好同意减额渐停。[137]毕竟学堂所授内容,是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西学,而维持现状的结果,无法解决学堂增长缓慢、新式人才迟迟未出的忧患,期待新学勃兴以济世救国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科举与学堂并存,孰优孰劣,如何客观判断,是否误国与能否救国,成为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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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098 学堂与科举如何取舍,成为一道相当吊诡的难题。当时不少舆论呼吁当局废除科举,专注学堂,所谓“朝廷知八股之害矣,过此以往,废科举,兴学堂,有传之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不禁翘首企踵而望之”。[138]但这样做确有孤注一掷冒险的成分。如果遽废科举,让学堂一枝独秀,能否完全担当各种类型的育才重任?而两者并存,看似给考生多一个选择机会,实则亦令其无所适从。每当科考届期,各地学堂皆难以维持正常教学,确为不争的事实。前述赵尔巽在湖南改书院为学堂遭遇重重阻力后,便“力诋科举”,坚称“不废则学堂永无成效”。[139]一些督抚们认为,要走出这个科举与学堂相互影响制约的怪圈,唯有以断臂的形式突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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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0100 1903年4月,《新民丛报》有消息称: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召对时请停罢科举,沥陈学堂储才为要图,请饬妥速会议。然“上意未甚决,但言学堂出路较科举为易,办理得法,自有舍彼就此之效,科举不减而自废。命遵前旨会同原奏大臣详细集议,不得操切”。[140]可见最终为打破学堂科举并存互碍的僵持,采纳减额渐停之议,实为当政者情非得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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