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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复奏也是一波三折，据说曾因主修之议呼声甚高且急，打算“拟以各衙门堂官所议之占多数者为断，定于本月二十日后具折复奏，即请筹款估价，修复贡院，明年丙午科仍在北京应试，以存体制而惠士林”。嗣后因张、荣两位管学大臣到政务处明确表态，学堂科举不能并存，修贡院虚费十余万金为害尚少，影响所及，致学生界阻力为害甚大，拟专折力争。此时又风传两宫之意，似不主修，“故政务处亦仰承意旨，拟奏请缓修”。[157]另据报载：“政务处第一次会议系议修贡院一事，目下各衙门堂官竞上说帖，主修者占多数，主不修者占少数，政务处拟奏请估修，俾明年丙午科乡试可在北京举行。惟张、荣两尚书颇反对，决计不修，故政务处尚徬徨歧路也。”[158]则政务处最后的表态，其实也是折中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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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说，除张百熙、荣庆“力主缓修”外，军机大臣瞿鸿也是缓修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尽管大多数部院主修贡院，在政务处会议上，三人均强调科举前既奉旨逐渐减额，“自无庸虚糜数十万巨款而修造不急之工”。由于三人的力争，最后定议暂缓修复京师贡院。还有一种传闻，“因景陵被灾，拟将贡院之款移作修陵之用，故如此决议”。[159]景陵隆恩殿火灾，初步修复估算需180万两，若全面翻修，则所需银子还要增加。[160]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缓修之议。因此，户部堂官虽然同递缓修说帖，迫于库款奇绌，并不积极。“赵大司农语人曰：‘贡院修亦可，不修亦可，我均听之。若因修贡院而向户部筹款，则我户部实无款可筹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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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京师贡院的讨论，京官参与的层级与人数，均超越以往议政多限于当事部门堂官或六部九卿的范围，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人似乎意犹未尽，希望召集会议当面讨论。给事中熙麟片奏：“至会议事，固重在议实，重在会议。乃此次议修贡院，止由政务处开具礼部原奏，分送各衙门会具说帖，是分议非会议矣，是竟以说帖代议且即以陆续汇齐矣……应请饬下政务处妥议更正，以昭责实而杜流弊”。[162]熙麟的说法，表明部院官员们对此郑重其事，而贡院修复对科举存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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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京师贡院引起如此大的动静，陈夔龙等人的苦心筹划，部院官员的人心所向，意味着留恋科举制的势力依然相当强大。周馥直指此事为“有意规复科举”，而端方也致函张之洞，暗示此为军机大臣王文韶与鹿传霖主谋。有传闻称王文韶还个人捐廉，为修复贡院筹集款项，[163]周、端两督抚因而要求张之洞“运动阻止此事”。[164]这令一向老成持重的张之洞惊骇不已。张本人曾历任数省学政，主管科举事务，深知贡院与科举的关系非同寻常。他感到这绝非一项普通的建筑修葺工程，很可能对科举减额成议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惊呼：“如此则天下学堂不必办矣，自强永无望矣”。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他立即致函管学大臣张百熙：若因朝中科举减额之议阻力太大，可协商转圜，必要时考虑做些让步，但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少减、缓减则可……若修复贡院，则万万不可”。[165]因为陈夔龙虽称科举和学堂均可利用贡院，各方面阐述的修复贡院理由则多涉及科举进退，足以使为渐停不懈努力者心生疑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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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害怕反对新学者可能借修复京师贡院之机，使已成定论的渐停之议再起波折，最终导致举步维艰的科举改革功亏一篑。他赶紧致函张百熙，指出工程需款甚巨，而身为河南巡抚的陈夔龙出此建议不无私心，目的可能在于减轻借闱河南给当地造成的财政负担。为此，张之洞提出：可由各省分摊河南因借闱而增加的相关经费，所谓“方今搜刮已穷，乃糜数十万金为此阻学抑才之举，实为非计。闻汴抚请修京师贡院，不过为汴闱代顺天乡会试，繁费过多，力难独任耳。此项汴闱经费，每次不过五六万，尽可派各省协解，并不为难。公主持学务，深悉时艰，务望切商止斋诸公，力筹阻止，天下幸甚”。[166]止斋即瞿鸿，由于维护科举的阵容依然强大，必须由张百熙运动军机重臣瞿鸿，阻止修复贡院才可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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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机处所辑录的档案来看，张之洞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分科减额渐停科举的朝旨颁布后，官员中坚决要求更改渐停成议者仍不乏其人。浙江道监察御史瑞璐的奏陈颇具代表性：“学堂尚无成效，科举不宜递减，请俟明效大著，再行渐停科举，以收士心而免觖望”。该折指名痛斥袁世凯、张之洞“以国为戏”，咄咄逼人地质问道：“科举行之已久，英才间亦有人。学堂今始创行，人才尚未一见。设九年后科举全废，而人才未得，士心已失，误国之咎，该督将何词以解？”并特别强调“停止科举，事体重大，办理不厌详慎，稍或失宜，误国匪细”，要求朝廷饬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科道对减额渐停科举之事会议具奏。[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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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京师部院讨论修复贡院的倾向更具指标意义，可见即使在朝官的层面，学堂与科举的博弈也不容乐观。一旦京师贡院修复，不仅天下士子更加心向科举，已经进入学堂的生徒也难免心襟摇曳，不能自持，学堂教育的成效必定大受影响。十年渐停期间，各省学堂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授人口实，横生枝节，导致前功尽弃。因此，阻止修复贡院，以防科举改革倒退，就成为张之洞和张百熙等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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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前幕后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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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奏准缓修贡院，客观上使得坚持改革科举的官员们能相对从容地展开活动，获得筹划“运动阻止”的宝贵时间。为了防止减额渐停定议变生不测，决定京师贡院缓修后的几个月里，张百熙与端方配合默契，一方面利用进宫面圣的机会，反复灌输科举误国、兴学救国的观念，积极鼓吹直隶等地学堂兴办的成效，要求嘉奖袁世凯，并树为成效卓著的兴学先锋[168]；另一方面则私下频繁联络，争取各方支持，以减少阻力。面对部院各级官员多数倾向于保留科举制的情势，他们知道只有直接争取中枢和最高当政者的明确表态支持，才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掌握中枢实权的军机处、政务处，成为他们力争的关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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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30日，上谕以体恤王文韶年迈体弱为由，开去其军机大臣差使，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铁良则先后入值军机并充任政务大臣。[169]此番军机与政务处的人事变动，绝非偶然，而是出于刻意布局。[170]如前所述，王文韶反对废科举最力，又是军机老臣，此前减额渐停之议，即遭其抵拒，讨论修复京师贡院，王又极为活跃，且以捐廉号召筹款，若不设法排去，肯定成为科举改革的最大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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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阁野乘·瞿鸿排去王仁和》条记：“善化瞿子玖与仁和王夔石同值军机。善化实为仁和门生，其入军机也，仁和实援引之。向例大臣初入军机，除画诺外，不敢妄建一议，若在师门，此例尤严。瞿欲排去仁和，即可居汉军机领袖，苦不得间。会仁和有耳疾，又年迈，拜跪稍艰。瞿当同入召见时，于仁和步履，扶掖备至，及退出时，又挽之使起，故显其老态于两宫之前。瞿又以其间语仁和曰：‘师患耳疾，设上以要政询问者，门生右顾可勿答，左顾则诺。’仁和然之，方私幸为门生之关切也。会北洋筹练新军，两宫以仁和曾任北洋，召询可否，仁和见瞿右顾，不以应。孝钦后曰：‘汝于此等事，竟不置可否耶？’瞿即在旁婉奏曰：‘王某近患耳疾，且已衰迈，恳两宫恕之。’孝钦又询王曰：‘汝耳疾若是其甚耶？’仁和未闻所以，第见瞿左顾也，遽对曰：‘然。’孝钦怫然，即命起去。未五日而开去军机差使之命下。”[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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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虽系坊间传闻，却有蛛丝马迹可寻。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905年6月30日）的上谕，提及开去王文韶军机的原因：“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172]上谕虽未提耳疾，但起跪艰难则与年迈体衰对应，似可与传闻相印证。王去后，按资历当由鹿传霖接掌汉军机领班，后者虽亦反对停废科举，但态度不似王文韶顽固，且为张之洞姻亲。因此，王文韶退出军机，立停科举扫除了人事方面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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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开去王文韶当日，颁布上谕：“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73]徐世昌以兵部左侍郎入膺军机大臣，当属殊荣，间接表明最高决策者的态度。这一进一出，科举改革的人事布局明显倾斜。徐世昌为袁世凯私人，与荣庆私交甚洽，此时进入军机，无疑使议停科举一方增添了筹码。据徐世昌日记，他本人在宣布入军机前20天里，先后与袁世凯晤谈5次，与铁良晤谈6次，与荣庆晤谈4次，拜谒奕劻8次，访问瞿鸿2次。其任命为军机当天，即与荣庆、铁良一道谒见奕劻与瞿鸿。[174]而在王文韶开去军机前一日（1905年6月29日），上谕“铁良着调补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约两个月后（1905年8月26日），“内阁奉上谕，署兵部尚书、户部右侍郎铁良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时隔一日（8月27日），又奉上谕，“铁良着派充政务处大臣”。[175]两日内连发上谕，使铁良刚入军机，接着便成为新政中枢的政务处大臣，乍看只是常规人事变动，可是时间恰在六督抚奏请立停科举前后，[176]而铁良本人不久前又曾单独奏请即停科举，[177]奉旨入军机的当天，便与荣庆、端方、徐世昌一起吃晚饭庆贺。[178]上谕颁布后的种种传言及相关人物的活动表明，这些重要的人事变动，暗中大有乾坤。[179]以慈禧的老谋深算，其态度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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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敏锐的《东京朝日新闻》在王文韶出军机三天后便刊载了这一消息。据该报派驻北京的记者探闻：徐世昌进入军机是由于“庆亲王奕劻的极力援引”，而王文韶开去军机的原因，则是与奕劻及荣庆“意见冲突”，鹿传霖则与王文韶意见相同。[180]尽管该报道未言明导致冲突的具体原因，但鹿、王两人均为废科举的阻挠者，[181]荣庆、奕劻、徐世昌则在科举及官制改革方面意见一致，已是朝野皆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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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端方异常活跃。1905年8月8日、16日，端方连续两次到天津与袁世凯“会商要政”，后一次同行者还有那桐、张百熙、铁良等人。[182]这几位政务处和军机大员，向来力持科举改革主张，端方、袁世凯又是其后六督抚联衔电奏的主角，可见科举兴废这场大戏，台前幕后的精心策划与配合默契，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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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疆吏与朝臣之间积极奔走联络，端方以出洋游历大臣身份陛辞面奏时，还特别强调：“此时不决意即停科举，学堂终不能兴，人才终不能出。盖各省内地观望科举，有学问者不入学堂，有资力者不肯兴学，是以奉谕数年，其兴学处寥寥无几，纵有学堂，科学亦不完备。”[183]两宫因此许令疆臣议复，为此后袁世凯等人的奏停科举提供了契机。据说对于端方立废科举的建议，“上意颇以为然，惟云须另有人条陈方能降旨”，暗示若要改变已经颁行的十年三科减额渐停谕旨，必须师出有名，且其人的声望与名衔须在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之上，才能名正言顺。此外，端方为满人，由其主衔或单独提议停科目，易生阻滞。端方心领神会，即“退又告之枢廷诸公”，并“电告袁世凯请其奏请也”。[184]因此，立停科举这一震动中外、影响深远的奏章，虽然积极促成者是端方，领衔出奏的却是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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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张之洞的迟疑与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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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衔具奏各督抚及枢臣的不同作用，众说纷纭。《申报》称：“此议实发端于端午帅，张冶秋尚书、袁慰庭宫保实附和之，赵次帅不过电商列衔而已。”[185]张之洞的幕僚则肯定袁世凯为发动者，“袁督部会公（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切要办法数端……七月，端忠敏在京，与袁督部俱有电来，议立停科举，公电复之，文甚长。今此稿已佚。盖此议发于北洋而忠敏促成之，其奏折则北洋主稿”。[186]有学人根据袁世凯家书及其女袁静雪的回忆，指出袁世凯年轻时虽重视功名，但举业不遂，进而痛恨科举，是其始终不懈致力于废科举的思想基础。[187]其后主政直隶，又受严修、卢靖等人的影响，积极推广新式学堂，故对科举改革十分执着。[188]赵尔巽在1903年山西巡抚任内，已提出晋省暂停恩科乡试的要求。[189]岑春煊和端方，在督抚中较为趋新时尚，对于科举停废态度坚决。两人曾于1903年分别上奏提出延迟癸卯乡试，改为丙午年并科考试的建议，“则丙午以前可以在学堂卒业，丙午以后科举不废自废”，据说“皇上甚为许可”。[190]张百熙则刚好在端方被两宫召见后不久由直隶查学归来，屡称直隶兴学成绩有目共睹，大大增强了两宫对新式学堂的信心。[191]两江总督周馥复奏时，更有倘“机会一失，阻力横生”等语。加之联衔入奏者为直隶、两广、湖广、两江总督等重要方面大员，素为慈禧所器重，“故两宫意亦随之而决”。[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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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成说有异，作为疆臣重镇的张之洞，地位影响足以与袁世凯匹敌，重订学堂章程由其领衔，被公认为全国新式学务之翘首，议改科举也是其一贯立场，可是于如此关系重大的立停科举出奏反而显得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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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因张之洞曾力持科举改革，自“江楚会奏”至学臣联衔奏请科举渐停，均为主角，立停科举折又列名联衔，故误以为此事必由张之洞主持。其实就立停科举而言，张之洞虽然列名联衔入奏，本意却有较多保留，不仅不是发端鼓动者，而且一度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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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向以老成持重著称，积极推动科举改革，主要从改变考试内容和形式着眼，希望科举包容西学。减额渐停之议最早并非由他提出，只不过“江楚会奏”时已经接受相关主张，并作为变革新政的重要内容予以坚持。[193]等到立停之议起，张之洞颇为踌躇，甚至传言有呈递密折反对之举。所迟疑忌讳者，似与反对势力指斥的“误国”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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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张、袁会奏渐停科举后，都察院户科掌印给事中潘庆澜先后于1903年3月23日及1904年1月21日两次具疏奏参，以“误国之罪”，“拟请旨先将湖广总督张之洞罢斥，俾天下知请废科举之人已去，不致纷更”。潘庆澜声称，科举乃“士心之所系，大局之所关”，顺治以来，历朝在平定匪乱之后，均以开科取士安定人心。而“近年以筹款加税，官吏只知利己，烦征苛敛，民心渐离，加以再失士心，世变日非，何堪设想”。因此，不但科举渐停并非其时，对于动议此事的张之洞还应以“疆臣空负虚名贻误大局请旨罢斥”。[194]潘氏所上两折奉旨留中，在京城耳目甚多的张之洞当有所闻。以其为人个性，罢斥之议无须理会，“误国”的罪名却不能不有所忌惮。坊间传闻，此前因张之洞与袁世凯请停科举，王文韶曾严词相向，张不得不引咎自责。[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