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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新民丛报》有消息称：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召对时请停罢科举，沥陈学堂储才为要图，请饬妥速会议。然“上意未甚决，但言学堂出路较科举为易，办理得法，自有舍彼就此之效，科举不减而自废。命遵前旨会同原奏大臣详细集议，不得操切”。[140]可见最终为打破学堂科举并存互碍的僵持，采纳减额渐停之议，实为当政者情非得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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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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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月清廷正式批准减额渐停科举的奏章，意味着千年科举开始进入终结的倒计时。然而，减额成议历时虽已一年多，却因科考未届丙午年之期而未及实施。1905年春季，《辛丑条约》规定的京师五年禁考期限行将解禁，乡会试将恢复举行，荒置数年的京师贡院重修事宜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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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贡院始建于明代永乐乙未年，据说是元代礼部旧基，明神宗万历年间重修。[141]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京师贡院主要堂屋多被拆毁，修复工程所需资金甚巨。因辛丑和约停止五年科考的规定，以及巨额赔款使库帑异常支绌的现实，清廷暂缓修葺，作为变通之策，决定京师地区的乡会试借闱河南。[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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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存废息息相关，不仅因为京师贡院是清廷举行会试之所，千万士子心中的圣地，更由于修复京师贡院的动议与讨论，正值清廷批准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请十年三科渐停科举的次年，时间点相当微妙敏感。只是持续半个世纪以来诸多补天的动议（即增开科目、容纳西学），最终无奈演化为拆庙，成为压垮科举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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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修复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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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修复京师贡院的是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礼部每届举办科目前，均需预先考虑安排科考的场地，并通知各省。1906年8月25日是《辛丑条约》规定五年停考的解禁日，是否继续借闱河南，不仅关系到科举考试的统筹安排，更关系到各省成千上万应试举子赶考的路程与盘缠，必须尽早决断。1905年2月27日，军机处钞交礼部《停考限满，丙午乡试、丁未会试是否在京举行抑仍借闱河南折》，奉旨政务处查照奏定会议章程后再行具奏。[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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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奏定会议章程，是指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户部右侍郎戴鸿慈上折提出：因时艰日亟，内外政务百端待举，为集思广益，“嗣后凡内政外交其有建革之大、疑难之端，由各衙门请旨饬下政务处摘录事由，标明要领，行知阁部九卿翰林科道定期会议”，“各抒所见，别纸录陈，并令传知属官，咸得论列”。其时清廷内外交困，希望借此广开言路，采集众议，凝聚人心，为决策拓展思路，故下旨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两个月后，政务处根据戴鸿慈所奏，就部院百官议政的内容、范围等问题，拟出七条会议章程。不仅将参与议政官员的品级，由原来的京员三品以上，推广至五六品科道、司员一并与议，而且对需要讨论的“内政外交建革之大疑难”做了具体规定，包括建造工程在百万以上，官制之增裁等诸多方面，而“科举之兴废”赫然明文列载其中。[144]将京师各部院议政范围扩大至普通司员，是继设政务处为新政中枢机构后，清廷在改进决策咨询方面的又一重要举措。“大小京员会议政务已见本报。经政务处议复后并拟章程七条，均奉旨允准，现已将各项会议章程刊发各部院衙门，定于本年二月起为实行会议政务日期。”[145]恰在此时，修复京师贡院问题进入了议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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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3月，政务处查照章程，正式咨行各部院征求对修复京师贡院一事的意见。部院的反应十分热烈，不少部院的堂官联名具帖，表明态度一致；也有的部门因堂官意见相左而各自具帖；同一部院内若堂官与司员的看法参差，说帖的数量自然多于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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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部院议修贡院的意见分为主修、缓修、反对三派。坚决主修者，有内阁、翰林院、理藩院、刑部、礼部、工部、大理寺、光禄寺、国子监、太常寺等近半数部院，声势逼人；户部、兵部、商部的堂官则一致主张缓修；持反对意见的，只有外务部众堂官，吏部孙中堂、张尚书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司员，显得势单力薄。吏部的意见分歧最为严重，持反对意见的满汉尚书，与主修的各侍郎尖锐对立。都察院情形复杂，其堂官主修，属下科道御史则各具说帖，主修者十之六七，主不修者十之二三。媒体注意到：“合观以上各衙门堂官，曾议主修者占多数，主不修者占少数。至各衙门司官所呈说帖，主不修者十之二，主修者十之八”。[146]显而易见，主修阵营竟占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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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在给军机处的咨文中提出：条约限制停考的地方系于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1906年8月25日）限满，修复贡院事宜，已经迫在眉睫。站在科举事务主管者的立场，自然希望尽快修复。[147]几年前因京师贡院被焚及顺天禁考而借闱河南，实属情非得已。国子监则从贡院用途立论，认为无论对于旧学或新学，考试均须宽敞固定的场所，“查贡院考试，乡会试为大宗，其他项考试亦均在贡院，况新定大学堂章程内有‘于贡院内帘考之，或于地方宽大而门户严密公所考之’之语，与其另择处所，何若兴修贡院，较之借闱河南，可免许多窒碍”。[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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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的说帖，对科考与贡院关系的考虑思路更广，所持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科举并非只是搜罗人才，还同时具有“维系人心”的作用。京师贡院正是国家对文化重视的象征，由于《辛丑条约》规定顺天停考扣至丙午已满五年，“畿辅士民咸怀观光之志，以为国家必将重建文闱，以重大典。若仍借闱河南，士气不免沮抑，且乡曲愚民妄生疑惴，此不可不详计者也”。其二，借闱河南，本属权宜之计。顺天各属士子大多贫寒，既往来京应试者半数是徒步抵达，京师至河南虽有火车之便，“所用旅费必数倍于旧，彻寒之士恐不支”。朝廷应体恤寒士，免其向隅。其三，即使在十年三科减额渐停科举之后，所修贡院亦可留备学堂之用。翰林院的说帖还特别提及，《大学堂奏定章程》规定：“生徒卒业后尚应钦派大臣考试”，而考试场所需关防严密，“是今日所费亦未可尽以为虚糜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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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说帖的不同意见尖锐交锋：“此次会议修贡院之事，御史潘庆澜之说帖寥寥数行，但言科举万不可废之理而已。御史李灼华曾力参各学堂有百弊而无一利”。[150]主张缓修者则立意有别，一部分主要着眼于经费困难，认为库帑支绌，或由各省摊派解决，或待经费稍充裕时再行修葺，暂时仍可继续借闱河南，以为缓冲；另一部分则承认经费固然难以解决，但着重考虑根据学堂发展的状况来衡量是否值得重修，实际是以科举、学堂的优劣判别作为重修贡院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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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陈夔龙的化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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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修意见似乎占了上风，可是反对者的两大论据，即修复贡院妨碍学务和筹款艰难，确实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令当局左右为难。议修京师贡院之事正在部院广求说帖之时，由顺天府尹升任河南巡抚的陈夔龙旧事重提，于3月24日呈递《请修复京师贡院折》，30日该折奉朱批政务处归并会议案内议奏。[151]1901年，陈夔龙在顺天府尹任上曾议及京师贡院的修复问题，因需款巨大而主张缓修。时隔四年，陈虽已调离当事之地顺天府，成为借闱之地的河南巡抚，态度却明显改变，由数年前力主缓修转为坚决主修，强调“京师贡院亟宜筹款估修，春秋两闱仍规复旧章，以维士心而崇体制”。他指出：“借闱豫省原系权宜办法”，考官和应考士子都有舟车往返之劳，远道驰骋之苦。转眼之间，五年限停考试之期届满，若不从长计议，难以对海内外舆论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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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朝廷，陈夔龙列举了修复贡院的四个有利因素：一是考官及主持其事的礼部、国子监大臣，无须再往返河南，一切事宜就近办理，可以节省旅费开支，以免增加部院的财政负担；二是有利于沿江沿海省份应试者入京赶考，西北各省赴京的应试士子，也不致因路途不便而耽误行程，而会试中式者，可在京等候殿试，免去再度往返之劳；三是贡院修复后气象更新，“于学堂得积分之文凭，于科场验平日之学业，学校科举并行不悖”；四是由于顺天乡试借闱河南，河南本省试期只能向后展期至十月，秋冬之交，天寒日短，且雨雪交加，应考的士子倍加艰辛。倘修复京师贡院，顺天乡试仍在京举行，“则豫闱自可按照常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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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局的两大顾虑，陈夔龙一方面提出具体的修葺方案，即以建材工程责之部院，“以筹款济用责之疆臣”，按照大省出资2万、中省出1.5万、小省分摊1万银两的比例，由各省共同承担所需20万两白银的工程预算。另一方面，陈夔龙特别提示，科举与学堂的优劣存废尚未定论：“论者谓明诏各直省建设学堂，科举分年递减矣。不知递减之说，原只因时变通，尚待徐推，并非旧日规模概行全废也。况多年积学之士，或年齿已长未能取入学堂，留此以为进身之阶，俾皓首穷经，得以操刀一试，不至稍生觖望，则修复贡院非徒因仍旧贯，实足以广登进而系人心”。[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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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夔龙看来，递减科举只是“因时变通”的权宜之策，要与学堂比较竞争后方可定其优劣，而科举对“多年积学之士”以及因年龄限制未能进入学堂的士子命运仍有重要价值。对于朝野上下，修复贡院均非一般的房屋修缮，于皇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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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减缓来自兴学支持者的压力，陈夔龙声明修复贡院并非排斥抵制新学之举，反而对新式学堂有积极作用：“是修复以后，可备学堂毕业各生届期简放考官、会同考试之地，且该处地势轩敞，修葺院中屋宇，除号舍外不妨变通旧式，略加开拓，即使将来科举尽废，并可改作京师添建学堂之用，亦属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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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夔龙的上述方案，不仅设法将修复京师贡院的具体障碍和疑难予以化解，且对一年前批准的十年三科渐停科举的定议提出不同看法，强调科举具有“广登进而系人心”的作用，尤其是可以为积学之士及年长士子留作“进身之阶”，[153]有利于稳定笼络士子之心。而这一点正是慈禧对于科举存废问题最为犹豫与关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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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夔龙的意见截然相反，参与讨论的一位工部刘主事，直言修复贡院可能对学堂发展造成阻碍，其说帖对主修、缓修者所持理由逐条予以驳斥：“今为数次即停止之科举，鸠工糜费，重修贡院，似可不必”；应试者借闱河南，火车畅行，往返便捷，毫无窒碍，“是为科举计，固无庸修贡院也”。对所谓贡院之修不专为科举，将来科举废止，学堂毕业生仍可在贡院考试的论点，刘主事认为：“为此说者，意见模棱，持议甚巧，阳庇学堂，阴阻科举，所谓弥近理而弥乱真者也。”他强调，贡院用于学堂考试，不仅与西方各国学制及相关章程不合，而且以“向来考试科举之法考试学堂，讳科举之名称，蹈科举之蹊径，弃实业，尚空谈，本属无谓”。若必须再加考试，大学堂规模阔大，尽可容坐，即使人数过多，亦可分省分期考试，而不必合校棘闱，所以“为学堂尤无庸修贡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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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主事进一步阐述，由于贡院乃科举的标志象征，而科举为学务发展的严重障碍。近年学堂推广迟迟难见成效，皆因科举尚存，浅识之士因循自误。如果此时修复贡院，影响十分恶劣，首先将直接妨碍学务，“人特谓科举不必停，学堂不足重，其已设者，既各有懈心，其未设者，亦群怀观望”；其次则失信于各国，让国外舆论因此误会清廷“宗旨不一，谋事不专，相与匿笑”。结论不言而喻：“是故欲植人才，必兴学堂，欲兴学堂，必停科举，欲停科举，必不复修贡院”。[154]此项说帖，表达了反对修复贡院者的主要观点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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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说者将科举与学堂置于势不两立的地位，科举的存废，已经不必待辨明学堂优劣，而是凡有碍学务，即当废止。停修贡院不仅可表示清廷推行新式学堂的决心，也可破除学堂发展的阻力。此一看法与主张的转换相当关键，成为后来立停科举的重要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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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议复时，首先综述了各部院讨论的情形：“兹据各衙门先后各具说帖咨送前来，臣等详加检核说帖，主修京闱者，共七十二件；主修京闱仍暂借汴闱者，共一十九件；主借汴闱不修京闱者，共二十九件。所议均不为无见”。进而表示，京城贡院既为各省士子集试之地，也可在科举停罢后做各省毕业生送京汇试之地，新旧学皆可利用，“自应仍就贡院旧基变通修建”。至于修建方案的具体细节和经费来源，因库款支绌，清廷难以支付，故而采纳了陈夔龙的建议，“应饬各省筹集款项，方能兴此大工”。由于建设规制未定，工程款项尚未落实，“明年丙午科乡试，恐赶不及，仍请借闱河南，以免贻误。其丁未会试，则视贡院能否修竣，再行酌定”。至于京城贡院应如何改修，使学堂和科举均可适用，请交学务大臣、礼部、顺天府查勘妥议后奏明请旨遵行。该折奉旨依议。[155]据此，京师贡院的修复最终以缓修为定论，只是具体实施办法，如工程设计和筹款用款方面的细节，尚须会同相关各方勘察后妥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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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攻为守促立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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