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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的科举改革，渐停定议仅一年多，便迅速跳跃到立停，并非全国学务发展成效彰显，与科举的比较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以兴学为急务的部分督抚与朝臣上下联络沟通，为扫除学务阻力障碍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当时形势而论，一方面，尽管兴学堂、崇实学已是既定国策，但士子犹豫观望的情形还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各地学务急速推行的弊端逐渐显现，新式学堂教育的适应性及其成效越来越受到批评质疑。京师贡院倘若修复，十年三科减额渐停的成议能否继续实行，确实变数甚多。尤其是1904年上谕批准十年三科渐停之议时，对于科举制的寿命最终是否以十年为限，已经留有余地：“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209]则科举终结的进程与结局，还要视学务发展的状况及成效而定。前引潘庆澜所上请罢斥张之洞的奏折便特意祭出圣旨：“恭读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所称递减科举一节，著自丙午科为始，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届时候旨遵行……大哉王言，似学堂之流弊，科举之不可议停，早在圣明洞鉴，钦佩莫名。”[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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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妨碍学务为名立停科举，则学堂成效是否优于科举即须向世人验证，以正视听。尽管主张者竭力回避这一问题，反对者还是不断提出质疑。在立停科举的诏令颁布之后，陕西道御史王步瀛专折具奏：“八股可废，科举万不可停。即由学堂出身卒业时，亦宜分场考试”。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清廷决心已定，该折奉旨留中。[211]如果不是清廷接受六督抚联衔入奏的主张，以乾纲独断排除阻力，则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终极趋势固然不会改变，至于能否以立停方式为最终归宿，以及是否在丙午年即告结束，的确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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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科举减额之议定谳不久，内阁吏科掌印给事中熙麟曾具折陈说利害：“今中国书院既已悉改学堂，学堂科举本可相辅而行，两不相悖，而必废此举彼，专重学堂，斥绝科举，是自仇其士，自斗其人也，使激而变，或生于此，祸尤甚于民教，此亦不可不思患预防者也”，希望当政为避祸考虑而收回成命。[212]几天后，浙江道监察御史瑞璐亦奏劝清廷：“学堂今始创行，人才尚未一见。设九年后科举全废，而人才未得，士心已失……可否请旨饬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科道会议具奏，抑或出自乾断，明降谕旨，一俟学堂果有人才杰出，实能为国家裕国安民，折冲御侮，著有实效，再行逐渐停止科举。”[213]两折均强调学堂成效未显，骤废科举不利于国家稳定。尽管这些意见未能改变清廷关于科举减额缓停的决定，但却无法消弭对学堂成效与前景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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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在1904年科举减额渐停至1905年的骤然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进程，尚存在诸多变数，前景并不明朗。正是由于修复京师贡院的讨论，传达了来自各部院主修者为数众多的信息，使得主停科举的一方意识到危机重重，事态严重，为了避免科举改革出现大的逆转，在学堂教育成效未彰的情况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不仅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学成效，制造舆论，促成军机与政务处的人事变动，造成有利于改革的议政环境，更通过面圣的机会多方说服两宫，得到默许后，以阵容强大的督抚联衔入奏方式震慑朝野，最终以非常规的决策程序绕过部院讨论，直接催生了立停科举的诏令。因此，科举制的终结，并非事物发展瓜熟蒂落的自然进程，而是反对维系科举的官员在危机意识主导下，运用权谋趋利避害，人为策划推动的产物，就此而言，可谓清末新政改革阵痛的“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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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科举存废，系于自身抡才和学堂培才机制的优劣高下，结局也许是双方各自胜任，各得其所，或一方无力承担，便遭淘汰。然而，由于两者比较竞争的时间很短，在外力的冲击压迫下，尤其是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于亚洲新强日本，令国人普遍感到时不我待，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科举与学堂并存期间，学堂学生较多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使人们大多认同科举有碍于学堂，并据此为废科举的理由。这在事实上已悄然改变了科举与学堂竞争的规则，即在学堂育人成效尚未得到验证之时，预先认定学堂优于科举。[214]既然科举影响士子学生的趋向，为了学堂发展，只能迅速废止科举。至于学堂在此期间是否已经消除自身弊病，[215]显示出培才的成效，以及科举与学堂能否在抡才与培才方面各自完善，互相配合，似乎均不予考虑。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清朝君臣感到时不我待，而学堂与科举并行，士子钟情科考，敷衍学务，依违两可，亦系实情。立停科举的奏章上谕，旨在排除干扰，加速学堂发展和新式人才培养，以免缓不济急，符合趋新舆论的期待，也是力图振作的表现。只是立停科举既然并非水到渠成，而是简化程序，强制终结，就难免留下后患，产生翻案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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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科举与学堂竞争的最后阶段，即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尚未显示出自我调整效应的科举已经被遗弃，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未能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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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将科举与近代西式教育制度简单对应，而对科举的其他主要功能及其制度关联不加考虑，确为当局者迷。科举与学堂，一为抡才大典，一为培才机制，各司其职，并行不悖。尽管鸦片战后长达60多年未能将西学与实学纳入科目，但减额渐停期间，一方面科举可以继续深入改革，并等待世人验证成效；另一方面划出西学专才名额，可促进学堂积极改善，培养合格人才，两者相辅相成，优劣互补。而骤停科举，表面上将科举与学堂熔于一炉，实则由于癸卯学制颁定后，中学已在课程安排中由昔日的主导而变成分科，经学失去了既往的垄断地位，不仅不能维系中体，连中学也支离破碎。所授名为新学，实则当时西学教育的学生程度既很不中国，又不能西洋，两处茫茫皆不见：“今之所谓通人者，其病大率有二：一知今而不知古，一知外而不知中。去岁友人自东方来，述日本五尺之童，类能读中国王高邮、戴东原之书，而中国学生有休宁人者，告以东原而不知也。若是者谓之不知古，不知古则顽。语必柏林、言称彼得，而问以十八省之风俗民情，不能举其一、二者比比也。若是者谓之不知中，不知中则固。顽固者，彼之所挟为诋人之新名词者也。”[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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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黻宸在科举停罢当年给学部尚书荣庆的信中指出：“夫科举之弊，非科举之弊，奉行科举者之弊也”。“而以昔之办科举者办今之学堂可乎？昔之办科举而犹不能胜任者，今使之办学堂可乎？办学堂之功十倍科举，办学堂之未易胜任实百倍于科举，科举得一良主司足矣，学堂自督办以至听差等辈，无一不在学堂规则之中，自学科以及饮食、起居诸事，无一不为学堂精神所系”。“然观于今之学堂，大率崇虚文而略实行，其弊究与科举等。夫因科举之弊，而天下有望于学堂。至学堂兴矣，而其弊如故，天下更将何望，此大可为寒心者也。”[217]对学堂的精神与规制均不熟悉掌握，能办好学堂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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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西学的分科教育，着重培养专才（本来未必如此，而清季国人大都如此认识），与科举选才的标准用途相去甚远，单靠学堂考试，一味强调专业知识与办事能力，不可能选拔出适合做官的人才。废掉科举的现成机制，复杂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迟迟不能建立推广，仕途变得毫无规则，吏治官声更加败坏，政治退步。据说张之洞后来对于立停科举的莽撞颇有悔意，[218]清人笔记所传递的某些信息，似可与张本人奏章中的寓意相互印证：“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不忍睹见闻。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尤不胜洪水猛兽之忧。谨于湖北省城设立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而以普通科学辅之，庶经训不坠，以保国粹而息乱源。”[219]其所维护者，乃中体不坠、中学不辍，及为学、选官均需重人品。张之洞以“学堂风气嚣张、不守礼法”，要求学部“制定冠服程序，以遏乱萌”，[220]却难以遏止士风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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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伦理社会的中国，对于为官者至少要求其为道德楷模，而中学能否为体，于此至关重要。况且，猝然更改十年渐停成议，立停科举虽有善后安排，却难以全面兼顾，使得众多士子，尤其是年龄在40岁以上以举业为生计者，仓皇之间难以改弦易辙，又没有预留足够的心理适应期，新式学堂教育则是费钱而不能赚钱，读书与生计相脱离，产生种种难以消除的制度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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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东方杂志》《万国公报》《政艺通报》《选报》《时报》《大公报》《申报》《警钟日报》《岭东日报》等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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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鸿章：《复皖幕陈》，《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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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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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启超书牍（六）》，《戊戌变法》第2册，第546、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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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64、285、296页。但具折上奏者是否因贿买而有此举，除前述梁启超的信外，尚未有直接证据，只能存疑，有待新资料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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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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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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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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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04—1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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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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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袁抚台来电并致刘制台、盛大臣》，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1年1月13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0—8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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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大臣》，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1年1月14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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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1901年3月24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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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陶模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901年2月7日，见其《到粤任事日期折》，《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45辑之4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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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9，第2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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