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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科举与学堂竞争的最后阶段，即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尚未显示出自我调整效应的科举已经被遗弃，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未能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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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将科举与近代西式教育制度简单对应，而对科举的其他主要功能及其制度关联不加考虑，确为当局者迷。科举与学堂，一为抡才大典，一为培才机制，各司其职，并行不悖。尽管鸦片战后长达60多年未能将西学与实学纳入科目，但减额渐停期间，一方面科举可以继续深入改革，并等待世人验证成效；另一方面划出西学专才名额，可促进学堂积极改善，培养合格人才，两者相辅相成，优劣互补。而骤停科举，表面上将科举与学堂熔于一炉，实则由于癸卯学制颁定后，中学已在课程安排中由昔日的主导而变成分科，经学失去了既往的垄断地位，不仅不能维系中体，连中学也支离破碎。所授名为新学，实则当时西学教育的学生程度既很不中国，又不能西洋，两处茫茫皆不见：“今之所谓通人者，其病大率有二：一知今而不知古，一知外而不知中。去岁友人自东方来，述日本五尺之童，类能读中国王高邮、戴东原之书，而中国学生有休宁人者，告以东原而不知也。若是者谓之不知古，不知古则顽。语必柏林、言称彼得，而问以十八省之风俗民情，不能举其一、二者比比也。若是者谓之不知中，不知中则固。顽固者，彼之所挟为诋人之新名词者也。”[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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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黻宸在科举停罢当年给学部尚书荣庆的信中指出：“夫科举之弊，非科举之弊，奉行科举者之弊也”。“而以昔之办科举者办今之学堂可乎？昔之办科举而犹不能胜任者，今使之办学堂可乎？办学堂之功十倍科举，办学堂之未易胜任实百倍于科举，科举得一良主司足矣，学堂自督办以至听差等辈，无一不在学堂规则之中，自学科以及饮食、起居诸事，无一不为学堂精神所系”。“然观于今之学堂，大率崇虚文而略实行，其弊究与科举等。夫因科举之弊，而天下有望于学堂。至学堂兴矣，而其弊如故，天下更将何望，此大可为寒心者也。”[217]对学堂的精神与规制均不熟悉掌握，能办好学堂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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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西学的分科教育，着重培养专才（本来未必如此，而清季国人大都如此认识），与科举选才的标准用途相去甚远，单靠学堂考试，一味强调专业知识与办事能力，不可能选拔出适合做官的人才。废掉科举的现成机制，复杂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迟迟不能建立推广，仕途变得毫无规则，吏治官声更加败坏，政治退步。据说张之洞后来对于立停科举的莽撞颇有悔意，[218]清人笔记所传递的某些信息，似可与张本人奏章中的寓意相互印证：“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不忍睹见闻。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尤不胜洪水猛兽之忧。谨于湖北省城设立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而以普通科学辅之，庶经训不坠，以保国粹而息乱源。”[219]其所维护者，乃中体不坠、中学不辍，及为学、选官均需重人品。张之洞以“学堂风气嚣张、不守礼法”，要求学部“制定冠服程序，以遏乱萌”，[220]却难以遏止士风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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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伦理社会的中国，对于为官者至少要求其为道德楷模，而中学能否为体，于此至关重要。况且，猝然更改十年渐停成议，立停科举虽有善后安排，却难以全面兼顾，使得众多士子，尤其是年龄在40岁以上以举业为生计者，仓皇之间难以改弦易辙，又没有预留足够的心理适应期，新式学堂教育则是费钱而不能赚钱，读书与生计相脱离，产生种种难以消除的制度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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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东方杂志》《万国公报》《政艺通报》《选报》《时报》《大公报》《申报》《警钟日报》《岭东日报》等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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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鸿章：《复皖幕陈》，《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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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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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启超书牍（六）》，《戊戌变法》第2册，第546、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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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64、285、296页。但具折上奏者是否因贿买而有此举，除前述梁启超的信外，尚未有直接证据，只能存疑，有待新资料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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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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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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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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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04—1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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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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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袁抚台来电并致刘制台、盛大臣》，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1年1月13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0—8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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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大臣》，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1年1月14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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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1901年3月24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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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陶模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901年2月7日，见其《到粤任事日期折》，《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45辑之4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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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9，第2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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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大臣》，1901年1月14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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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民国丛书》第2编第4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据中华书局1933年版影印，第100—101页。是折的日期，舒新城仅注为1901年。《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陶模传》记为光绪二十七年正月（1901年2—3月）奏陈（《陶勤肃公奏议遗稿》，第40页）。李细珠指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的变法上谕所定两个月内复奏的期限已过，而各省督抚大臣尚未上奏，故清廷再度颁发谕旨，催促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若《陶模传》所说不误，则在清廷新政上谕要求的两个月限期内，陶模和德寿已经联衔出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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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早在1896年10月，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科举》，就提出变科举为兴学育人第一义，办法分为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即取法三代和泰西，“合科举于学校”，以学校考试代替科举；中、下策分别为多设诸科和考试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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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时务报》第7、8册，1898年10月7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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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71、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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