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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张、袁会奏渐停科举后，都察院户科掌印给事中潘庆澜先后于1903年3月23日及1904年1月21日两次具疏奏参，以“误国之罪”，“拟请旨先将湖广总督张之洞罢斥，俾天下知请废科举之人已去，不致纷更”。潘庆澜声称，科举乃“士心之所系，大局之所关”，顺治以来，历朝在平定匪乱之后，均以开科取士安定人心。而“近年以筹款加税，官吏只知利己，烦征苛敛，民心渐离，加以再失士心，世变日非，何堪设想”。因此，不但科举渐停并非其时，对于动议此事的张之洞还应以“疆臣空负虚名贻误大局请旨罢斥”。[194]潘氏所上两折奉旨留中，在京城耳目甚多的张之洞当有所闻。以其为人个性，罢斥之议无须理会，“误国”的罪名却不能不有所忌惮。坊间传闻，此前因张之洞与袁世凯请停科举，王文韶曾严词相向，张不得不引咎自责。[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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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不少人对学堂能否取代科举心存疑虑，减额渐停正好留出余地，验证两者是非优劣。新政之初，恽毓鼎上《复陈新政折》，“请于京师、省会、府州县皆立学堂”，“本三代学校之制，参泰西学堂之规”，改革学校制度。如此，则是继以科举纳西学之外，提出以旧学体系容纳学堂之议。同时强调：“科举为取士之途，一时未可遽停，八股与策论亦不相上下，应俟学堂成效昭然，用人有方，然后议裁议改可也。”[196]坚持在学堂确著成效后，再议停科举。朝野上下看法与此相同相近者为数不少。安徽巡抚王之春认为，“科举、学校当逐渐变通，不宜骤行偏废”，反对过激之举，且建议对学堂学生的毕业及资格认定，应“与旧攻举业诸生同时分别取中，暂予并行不悖”。[197]恽毓鼎对南北洋联衔奏请渐停科举十分愤懑，矛头直指以科举入仕且曾任学政的张之洞：“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198]张之洞好为士林领袖，其耳目遍布京城，于此类清议当然不大可能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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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对减额渐停方案情有独钟，与其持论严密、办事谨慎的风格相吻合。在他看来，十年时间，足以使人们辨清并检验科举与学堂的利弊，且可以妥善安置旧学士子，操之过急，反而百弊丛生。他在1903年9月及12月致瞿鸿的两封信中，甚至先后提出过两个取向较十年三科减额渐停更为保守的方案：其一，不待三科减额完毕，若在第一科减额至第二科应减届期之间的六年时间里，学堂成效未彰或流弊过多，尽可复科举停办学堂；其二，若十年三科期限过短，可以增至四科共十二年，以昭郑重。[199]因此，张之洞虽然对修复贡院之事颇为警觉，但所欲防止的应是减额成议的倒退，而非进一步加速科举停废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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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透露，张之洞于联衔入奏前，曾单独秘密入奏，重申坚持十年三科减额渐停的主张：“略谓学堂尚未遍设，科举势难遽停，以阻多士进身之阶，所请应勿庸议。仍照前奏分科递减中额云云。”[200]类似传闻不止见诸一家报刊，且消息来自武昌。如《汇报》称：“二十日北京电云：闻政府有废科举之议，系端中丞到京后主持此事甚力。武昌电云：鄂督两上密折，一论立宪先开通下等社会；一论科举不宜遽裁，请仍用递减之议。”[201]上述报道时间均在清廷批准六督抚联衔奏章之前，其时科举立停尚未定谳，空穴来风，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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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策动督抚联衔后，媒体注意到张之洞的态度有所转变，并预计“惟事关公共，陈奏谅不至独持异议也”。[202]诚然，张之洞顾全大局，最终复电同意列衔入奏，对于清廷准奏当有推动作用，但此前的犹疑保留已经引起关注。立停科举上谕颁布数日，《香港华字日报》发表评论，对袁世凯、张之洞的不同表现有所评点：“以明白大局之张之洞，犹屡为科举保全而只持三科后递减乃裁之说。夫裁一无用之科举尚阻挠抗拒如此……快哉，乃有袁世凯此一奏而中廷即行明谕停止也，王文韶不能再争，张之洞不能缓办，疾雷迅发，积翳全消”。[203]对张之洞的举动不无遗憾。其实，张之洞的老成慎重未必毫无道理，激进变革的为害后患，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大于守成，此不幸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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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立停科举留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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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修复贡院的奏议，以及部院众多主修京闱的说帖，引起主张停科举的部分督抚及朝臣的高度警觉，他们担忧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可能动摇两宫的决心，使原已获准的减额渐停方案在京师各衙门朝官强大的反对声浪下出现逆转，因此在修复贡院的议论告一段落后，断然采取矫枉过正的措施，加快促使科举制度终结的步伐，并不惜以联衔入奏的方式扩张声势，耸动天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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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清季新政以来的成例，重大决策颁行之前，要经过相关部院的广泛讨论和复议，各部院主事以上官员，均可拟具说帖表示意见或提出修正方案，以便集思广益，权衡利弊，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科举制由渐停改为立停，无疑牵涉国本，依例应当交由部院会议。可是，前述讨论贡院修复时，京师各衙门主修意见远过半数，且堂官大都赞成修复，显示京官中希望保留科举，对学堂成效尚心存疑虑者势力甚大。最具危险的是，这种阻力竟来自清廷内部，随时可能左右并动摇两宫视听。面对不容乐观的形势和种种变数，倘若将督抚联衔所奏立停科举之事再交由部院讨论，骤然将科举停废的时间表由原定十年缩短九年，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浪必定更为强烈，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堂与科举的博弈不仅胜算甚微，停止科举的具体时间，则极可能再度引发激烈争议，甚至是否停废也极易出现反复，导致既定的渐停决策彻底翻盘，使得此前科举改革已取得的成效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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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政务处当初所定七条会议章程，虽将不少内外建革的重大疑难列诸会议内容，却不忘强调君权至上的准则，以切实保障上意的有效发挥，“以上各条由各该衙门审度事理重轻，临时请旨会议或转降谕旨举行，其有事关秘密，或立待施行，由各该衙门请旨或奉特旨径行者，廷臣仍不得干预”，客观上为其后科举存废出自乾纲独断预留了伏笔。[204]为了防止议修贡院的故事重现，六督抚的联衔电奏，没有经过部院会议大范围讨论，只是在政务处会议上走走过场。由于此前人事变动已经完成，形势与讨论渐停科举时大相径庭，媒体获悉：停止科举一事，奉旨着政务处会议，“闻各大员用报票法，愿停者占其多数云”。[205]由于骤停科举系暗中筹划运作，向来嗅觉灵敏的各大报刊，只在上谕颁布前几日得到些许消息，对其过程的报道，大多只能事后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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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停废科举如此重大的决策，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居然事先并未与闻，难怪熟悉内情者无不惊诧，责以逾规乱政：“前朝用人有廷推，行政有封驳……曩时军国大政，犹交六部九卿会议。迩来变乱成宪，多由一二人主谋。废刑讯而刑部不知，废科举而学臣不知，礼部亦不知”。[206]所谓“学臣不知”，显然并非事实，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皆为政务处大臣，不仅均为知情人，而且还是积极推动者。而未交礼部等相关部院议复，当鉴于礼部极力主张修葺京师贡院，担心维护科举一派兴风作浪，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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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者对此追踪探源，发现确有乾坤转移的内幕：“探闻此次科举倏停之上谕，其原因系端中丞、铁军机、袁制军、周玉帅、赵将军、岑云帅之奏请，某大军机等不以为然，请按会议新章，交部院各署会议，各抒所见，再行酌核。嗣某尚书以各部院多守旧士，若交会议，徒乱是非，致阻新机，故未交议，即请降谕停罢。”[207]因此，立停科举的决策，最终绕开部院会议等重要程序，直接发布谕旨，表明最高执政在朝臣和督抚相互配合，反复进言，以及再三联衔入奏的推动下，对科举改革的态度，已由渐停转为立停，所以决心力排众议，断然强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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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日，清廷批准了袁世凯等六位督抚联衔会奏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谕令：“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08]至此，延续一千三百多年、与无数士子的前程命运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由清廷正式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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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的科举改革，渐停定议仅一年多，便迅速跳跃到立停，并非全国学务发展成效彰显，与科举的比较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以兴学为急务的部分督抚与朝臣上下联络沟通，为扫除学务阻力障碍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当时形势而论，一方面，尽管兴学堂、崇实学已是既定国策，但士子犹豫观望的情形还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各地学务急速推行的弊端逐渐显现，新式学堂教育的适应性及其成效越来越受到批评质疑。京师贡院倘若修复，十年三科减额渐停的成议能否继续实行，确实变数甚多。尤其是1904年上谕批准十年三科渐停之议时，对于科举制的寿命最终是否以十年为限，已经留有余地：“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209]则科举终结的进程与结局，还要视学务发展的状况及成效而定。前引潘庆澜所上请罢斥张之洞的奏折便特意祭出圣旨：“恭读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所称递减科举一节，著自丙午科为始，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届时候旨遵行……大哉王言，似学堂之流弊，科举之不可议停，早在圣明洞鉴，钦佩莫名。”[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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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妨碍学务为名立停科举，则学堂成效是否优于科举即须向世人验证，以正视听。尽管主张者竭力回避这一问题，反对者还是不断提出质疑。在立停科举的诏令颁布之后，陕西道御史王步瀛专折具奏：“八股可废，科举万不可停。即由学堂出身卒业时，亦宜分场考试”。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清廷决心已定，该折奉旨留中。[211]如果不是清廷接受六督抚联衔入奏的主张，以乾纲独断排除阻力，则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终极趋势固然不会改变，至于能否以立停方式为最终归宿，以及是否在丙午年即告结束，的确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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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科举减额之议定谳不久，内阁吏科掌印给事中熙麟曾具折陈说利害：“今中国书院既已悉改学堂，学堂科举本可相辅而行，两不相悖，而必废此举彼，专重学堂，斥绝科举，是自仇其士，自斗其人也，使激而变，或生于此，祸尤甚于民教，此亦不可不思患预防者也”，希望当政为避祸考虑而收回成命。[212]几天后，浙江道监察御史瑞璐亦奏劝清廷：“学堂今始创行，人才尚未一见。设九年后科举全废，而人才未得，士心已失……可否请旨饬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科道会议具奏，抑或出自乾断，明降谕旨，一俟学堂果有人才杰出，实能为国家裕国安民，折冲御侮，著有实效，再行逐渐停止科举。”[213]两折均强调学堂成效未显，骤废科举不利于国家稳定。尽管这些意见未能改变清廷关于科举减额缓停的决定，但却无法消弭对学堂成效与前景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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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在1904年科举减额渐停至1905年的骤然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进程，尚存在诸多变数，前景并不明朗。正是由于修复京师贡院的讨论，传达了来自各部院主修者为数众多的信息，使得主停科举的一方意识到危机重重，事态严重，为了避免科举改革出现大的逆转，在学堂教育成效未彰的情况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不仅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学成效，制造舆论，促成军机与政务处的人事变动，造成有利于改革的议政环境，更通过面圣的机会多方说服两宫，得到默许后，以阵容强大的督抚联衔入奏方式震慑朝野，最终以非常规的决策程序绕过部院讨论，直接催生了立停科举的诏令。因此，科举制的终结，并非事物发展瓜熟蒂落的自然进程，而是反对维系科举的官员在危机意识主导下，运用权谋趋利避害，人为策划推动的产物，就此而言，可谓清末新政改革阵痛的“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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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科举存废，系于自身抡才和学堂培才机制的优劣高下，结局也许是双方各自胜任，各得其所，或一方无力承担，便遭淘汰。然而，由于两者比较竞争的时间很短，在外力的冲击压迫下，尤其是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于亚洲新强日本，令国人普遍感到时不我待，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科举与学堂并存期间，学堂学生较多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使人们大多认同科举有碍于学堂，并据此为废科举的理由。这在事实上已悄然改变了科举与学堂竞争的规则，即在学堂育人成效尚未得到验证之时，预先认定学堂优于科举。[214]既然科举影响士子学生的趋向，为了学堂发展，只能迅速废止科举。至于学堂在此期间是否已经消除自身弊病，[215]显示出培才的成效，以及科举与学堂能否在抡才与培才方面各自完善，互相配合，似乎均不予考虑。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清朝君臣感到时不我待，而学堂与科举并行，士子钟情科考，敷衍学务，依违两可，亦系实情。立停科举的奏章上谕，旨在排除干扰，加速学堂发展和新式人才培养，以免缓不济急，符合趋新舆论的期待，也是力图振作的表现。只是立停科举既然并非水到渠成，而是简化程序，强制终结，就难免留下后患，产生翻案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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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科举与学堂竞争的最后阶段，即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尚未显示出自我调整效应的科举已经被遗弃，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未能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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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将科举与近代西式教育制度简单对应，而对科举的其他主要功能及其制度关联不加考虑，确为当局者迷。科举与学堂，一为抡才大典，一为培才机制，各司其职，并行不悖。尽管鸦片战后长达60多年未能将西学与实学纳入科目，但减额渐停期间，一方面科举可以继续深入改革，并等待世人验证成效；另一方面划出西学专才名额，可促进学堂积极改善，培养合格人才，两者相辅相成，优劣互补。而骤停科举，表面上将科举与学堂熔于一炉，实则由于癸卯学制颁定后，中学已在课程安排中由昔日的主导而变成分科，经学失去了既往的垄断地位，不仅不能维系中体，连中学也支离破碎。所授名为新学，实则当时西学教育的学生程度既很不中国，又不能西洋，两处茫茫皆不见：“今之所谓通人者，其病大率有二：一知今而不知古，一知外而不知中。去岁友人自东方来，述日本五尺之童，类能读中国王高邮、戴东原之书，而中国学生有休宁人者，告以东原而不知也。若是者谓之不知古，不知古则顽。语必柏林、言称彼得，而问以十八省之风俗民情，不能举其一、二者比比也。若是者谓之不知中，不知中则固。顽固者，彼之所挟为诋人之新名词者也。”[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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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黻宸在科举停罢当年给学部尚书荣庆的信中指出：“夫科举之弊，非科举之弊，奉行科举者之弊也”。“而以昔之办科举者办今之学堂可乎？昔之办科举而犹不能胜任者，今使之办学堂可乎？办学堂之功十倍科举，办学堂之未易胜任实百倍于科举，科举得一良主司足矣，学堂自督办以至听差等辈，无一不在学堂规则之中，自学科以及饮食、起居诸事，无一不为学堂精神所系”。“然观于今之学堂，大率崇虚文而略实行，其弊究与科举等。夫因科举之弊，而天下有望于学堂。至学堂兴矣，而其弊如故，天下更将何望，此大可为寒心者也。”[217]对学堂的精神与规制均不熟悉掌握，能办好学堂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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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西学的分科教育，着重培养专才（本来未必如此，而清季国人大都如此认识），与科举选才的标准用途相去甚远，单靠学堂考试，一味强调专业知识与办事能力，不可能选拔出适合做官的人才。废掉科举的现成机制，复杂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迟迟不能建立推广，仕途变得毫无规则，吏治官声更加败坏，政治退步。据说张之洞后来对于立停科举的莽撞颇有悔意，[218]清人笔记所传递的某些信息，似可与张本人奏章中的寓意相互印证：“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不忍睹见闻。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尤不胜洪水猛兽之忧。谨于湖北省城设立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而以普通科学辅之，庶经训不坠，以保国粹而息乱源。”[219]其所维护者，乃中体不坠、中学不辍，及为学、选官均需重人品。张之洞以“学堂风气嚣张、不守礼法”，要求学部“制定冠服程序，以遏乱萌”，[220]却难以遏止士风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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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伦理社会的中国，对于为官者至少要求其为道德楷模，而中学能否为体，于此至关重要。况且，猝然更改十年渐停成议，立停科举虽有善后安排，却难以全面兼顾，使得众多士子，尤其是年龄在40岁以上以举业为生计者，仓皇之间难以改弦易辙，又没有预留足够的心理适应期，新式学堂教育则是费钱而不能赚钱，读书与生计相脱离，产生种种难以消除的制度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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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东方杂志》《万国公报》《政艺通报》《选报》《时报》《大公报》《申报》《警钟日报》《岭东日报》等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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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鸿章：《复皖幕陈》，《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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