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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之春：《复议新政疏》，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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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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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3—8554页。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此有所论及，见《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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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1901年8月22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19—8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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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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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减额之议何以未被清廷采纳，目前未见直接资料说明。有研究者指出，咸同以来各府州县学额的增广，与乾隆时期为“崇儒重道”、嘉惠士林的做法迥异，往往作为各地赋税征收，捐输军饷、团练、船炮，捐修城工、文庙等匡助清廷的奖励措施（参见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第187—208页）。故减少学额不仅难以操作，且易导致各方矛盾。另一方面，此时清廷鼓吹推广新学，也不宜受学额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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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一日《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1901年12月5日）上谕，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81—4782、4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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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粤督陶粤抚德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万国公报》第165册，1902年10月，第23—24页，原文未注日期。是年7月2日陶模因病乞休，3日德寿署两广总督，该折似在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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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鹿传霖日记》，1902年7月17日，《文物春秋》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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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论粤督陶公奏裁府学生员以兴学堂事》，《申报》190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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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请废科举》，《选报》第21期，1902年7月5日，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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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5册，1902年9月24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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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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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论粤督陶公奏裁府学生员以兴学堂事》，《申报》190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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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论改科举当急设学堂》，《选报》第5期，1901年12月21日，论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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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第735—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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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胡钧撰《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卷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5辑之04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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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议废科举汇述》，《选报》第47期，1903年4月12日，教育言，第9页。御史们的提议均为立停科举后的追述报道，瞿鸿所提方案具体如何，尚无资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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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书直督袁慰帅署江督张香帅奏请递减中额折后》，《申报》190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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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时事要闻》，《大公报》190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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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时事要闻》，《大公报》1903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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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时事要闻》，《大公报》190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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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奏废科举述闻》，《万国公报》第171册，1903年4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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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高树：《金銮琐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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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辜鸿铭、孟森等著《清代野史》第2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8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