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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光绪朝上谕档》第31册，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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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上谕，《光绪朝上谕档》第29册，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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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巡视西城户科掌印给事中潘庆澜奏为特参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议废科举贻误大局请旨先将张之洞罢斥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1904年1月21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宗，文教类，7205-134，胶片号：537-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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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要闻·侍御保全科举》，《大公报》，“要闻”，190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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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熙麟奏为科举递减祸无异于立停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1904年1月29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宗，7205-137，胶片号：537-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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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瑞璐为学堂尚无成效，科举不宜递减，请俟明效大著，再行渐停科举，以收士心而免觖望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1904年2月3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宗，7205-141，胶片号：537-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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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时人皆据西方宪政国家发达富强之例，认为近代西方教育是其国家强盛的要因，与之对比，中国此时的积弱不振，则因科举无法得人。但更改科举考试的内容，以西方教育为模范，是否可以振兴中国，则尚未得到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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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此期学堂的无系统状态和学堂教育在教学、经费、人格塑造、社会适应性等方面存在的各种弊病，尚未充分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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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上某尚书第二书》，胡珠生编《温州文献丛书·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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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上某尚书第二书》，胡珠生编《温州文献丛书·东瓯三先生集补编》，第372—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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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国闻备乘·张之洞抑郁而死》：“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拟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何必是’。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揉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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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5，《清实录》第59册，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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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2，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己丑（1907年6月9日），《清实录》第59册，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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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三章 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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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延续千年，曾经惠及千百万人的制度，科举制改革乃至停废，势必深刻影响诸多士子及其家庭的命运，由此对政局和王朝兴衰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自戊戌废八股后，清廷对众多科举改革方案迟迟不予表态，在存废之间犹疑不决，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尚无周全可行的善后方案。可以说，如何善后，成为制约科举改革继续前行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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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众多以举业为生的士子而言，原已据十年三科减额的诏令筹划准备，遽然宣布立停科考，对他们的前途命运，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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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宽筹出路的科举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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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新政前的60余年间，科举改革的方案林林总总，均以纳实学于科举为取向，不存在科举善后问题。甲午战后至庚子年的改科举，虽然建议主张较为多样，改革过程相当曲折，但科举本身去留存废仍很少触及。改革者最初关注的重心在于如何衔接科举与学堂，通过相关政策规定促使士子进入学堂。由于科举始终未能顺利嫁接西学的新枝，1901年新政伊始，刘坤一、张之洞奏呈《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正式提出减额渐停、学堂与科举并归一途的主张，与此相应，科举善后的方案也在预设安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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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举善后的酝酿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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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楚会奏》第一折所提方案，以减额渐停、学堂与科举并归一途为目标，因此有长达十年左右的过渡交替时期。在此期间，科举考试所减少的名额，可以作为学堂取士之用，估计“十数年以后，奋勉改业者日多，株守沉沦者日少，且仍可为小学堂、中学堂、经书、词章之师。其衰老者可从优赏给职衔。总之，但宜多设其途，以恤中才之寒畯，而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1]照此办法，实际上拟采用三种方式分流旧学士子：一是在十年内被科举考试录取或学堂吸收；二是在各级学堂担任文史类教员；三是年龄偏大者优先录职或授予荣誉虚衔，予以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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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的基本思路来自张謇的《变法平议》，不过在对年长士子的具体安排上，两者有明显差异。张謇认为，旧学士子的不同年龄，决定了他们对科举变革的反应有别。具体来说，年龄在25岁以下的，天资颖异，凡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者，一定能适应学堂教学并在各科学业中成才。26岁以上至40岁的，可到师范学堂学习，将来作为小学师资，在家乡教学；或者可以参加各地府州县的中低级官吏的选拔。张謇主张对年龄在30—40岁的诸生，取学堂文理科之书，令其各选其中一门学科，学习后应试，第一场以九经义为题，第二场以西学之十二学科分试。“试中者分门注籍，由考官咨送各专管之部，以凭京外各衙门辟举任用。断以十年为限，限满即停，中额减半，略依嘉道间旧例。是亦移花接木之近方，吐故纳新之渐径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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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的最大优长，在于将旧学士子按年龄分层，并将30—40岁的诸生作为善后重点，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年轻者不必过虑，年长者难以转变，只要解决好这一年龄段士子的出路，科举善后便大体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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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废科举的传言纷起，事关千百万人的前途生计，下列以对话形式的议论，反映出当时士子们的担忧：“甲则曰：科举废矣，吾辈何从谋生，讵盛世而宜有此？乙曰：是无虑，科举废而吾辈已得之功名不可废，朝廷必有以处吾。丙曰：科举废则学堂兴，书院且悉数改学堂。彼少年既入学堂，觅馆无从，书院又废，朝廷安有余财以资吾辈哉？丁曰：既设学堂，学堂亦需教习，若足下之门第、之文名，何患不能谋一席！吾辈寒士，素无交游，斯为难耳。戊曰：科举诚宜废，然学堂中亦安有真才！且考取既无关防，徒令世家子得意耳。己曰：是固未必然，特学生必童冠左右人，吾辈行年三四十，则终无指望。庚曰：除非学堂悉归外国人经办，方无私弊，否则必弊端百出，只存情面而已。辛曰：科举诚无用，然国家三百年以来，名公巨卿，皆出于此；开学堂之说亦已数十年于兹，何尝有立大功、跻台辅者！可见变法之说，总是愈说愈坏。壬曰：将来学堂之弊显，必仍复科举。不惟是已也”。[3]这些角色各异的对话表明，不同年龄层的士子对科举革废的反应明显不同，持乐观与悲观态度者皆有，但对学堂成效与自身出路并不看好。因此能否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士子，分别予以不同安排并切实贯彻，对于善后措施能否收效至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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