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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27岁的王锡彤在家授徒，远道来投之学生，“每年脩金外，出麦米三石，由师供食”。“是时余为教读师，余妻为灶下妇。贫儒岁月，夫妇共同之担负如此”。因当时人工贱，家中学生多，请一老仆帮忙做饭，“每月铜钱三百枚而已”。1896年，年已31岁的王锡彤在学政院试时获取拔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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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士子赶考所需的盘缠，多为亲朋好友的馈赠或借贷。尽管河南距京师较近，举人会试亦需银五十两，至于拔贡赴京所需之费用，包括礼部投文、报到、买卷、团拜等，更在百两开外。王锡彤拔贡赴京朝考，“知府曾与九先生为张罗五十两，友人崔凤梧独送五十两，盐商共送四十两，本处亲友约计钱百千”。[17]在一些地方，置有乡村公产资助科举赴考者的专项经费——宾兴，1903年6月初，朱峙三参加府试，“领得小宾兴钱二串文”。[18]所以设立这样的资助，主要是科举功名可为族人及乡里争光，增加其乡与族在当地的权势，形成共同利益场。有功名者可以成为乡村争讼的仲裁者、童生应试的担保人以及官府与乡村事务的重要中介，士子与乡村社会，借此种种联系纽带而牢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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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读，虽然前途未必光明，倒有不少实惠。两相比较，舍虚名以就实利者不乏其人。江苏宿迁的叶道源1870年乡试中举，其父之友为云贵总督，“承诺荐举他出任一个重要的官职”，他不愿出仕，因其教馆所入“足给吾衣食所需，间有余者，以赡亲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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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在其步入科场前后，可通过做幕友、塾师等方式维持生计，而教读身份并不妨碍其同时在书院课读，获取膏火，赡养老幼。各方面的收入叠加，或许无法与经商行医相比，较之务农、帮工、学徒，则有过之无不及（如王锡彤自述的收入，较帮忙煮饭的老仆多十数倍），起码可以维持一般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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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士子的举业生涯多以舌耕为主要方式，他们怀抱“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梦想，与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升官发财梦大同小异，而且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可以获得受人尊重的身份地位。即使是在不断接近目标的努力过程中，锲而不舍的精神也能够赢得亲朋邻里和乡间社会的敬重，并且借由种种方式与途径得到收入，以维持生计、赡养家口，实际上成为一种艰苦辛劳却较为固定体面的职业，形成士子与乡村社会稳定结合的可靠保障。后来向往反清革命的朱峙三反省自己在废科举过程中“尚甘心应科举者，则是谋生、求出路、显亲三项累之”。[20]以举业为生，确为乡村士子们的一般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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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考弊端及异途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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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科举考试是乡村士子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和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不过，科举考试虽然为乡村士子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出路，却并非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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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科场困顿，早已为失意士人深恶痛绝，《儒林外史》便是生动的写照。其中描写的种种情形，到清季更甚。在迫不得已皓首穷经的苦读中，乡村士子切身体验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无论高中抑或落第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抱怨甚至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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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独木桥狭窄难行。癸卯府试未中，朱峙三便有了宿命的感叹：“至各亲友处略坐谈，均说科名迟早有定数。噫！科举取士，寒士可以出头，然老死其间未能得青一衿者，盖十分之九也”。[21]与之同场考试的洪子卿，年已59岁，尚为童生。另一位准备到省应考的“程师”，做过朱峙三的塾师，还创办民立小学堂，担任堂长，已经年逾花甲，十四届应考不中，仍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决心第十五次赴考。[22]对于多数乡村士子，科举考试与其说是成名捷径，毋宁说是谋生之道，有时甚至异变成对抗命运的惯性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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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朱峙三的怨而无奈，刘大鹏对于科举可谓情有独钟，视其为人间正道，但私下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科举的公平也是相对而言，学问好不一定就可以高中杏榜：“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23]这样的情况在明确指“科举为误人之政策”的朱峙三看来，更是通病。因为府试落第，他翻检上年直省闱墨，认为本省解元聪明但无实学，亚元则抄袭陈文子书太多，倒是第三名文字老练近古，可以学习。据说“江浙人取科名者，熟读陈文腔调，即得科举之诀也”。进一步阅读，还是觉得“均不足取也。蕲水三陈及汤化龙之文，均非佳作。江西闱墨解元龙元勋所作十三篇全刻，不但不成文，且不成话，似初明白之童生。如‘孝弟力田论’首云木有本而枝叶茂，人有本而风俗敦，孝弟者立生之本，力田者治生之本也。简直如小儿口气矣。浙江解元刘焜、福建解元林传甲乃称能手，予一一读之，以练笔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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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湖北士人张知本，12岁时中秀才，17岁以湖北优贡第一名（1897年）入京朝考，因“试桌高不及一尺，又无坐椅，众皆匍匐于地，监考者戴红蓝顶，眈眈逼视”，虽取为二等以知县用，却并未赴任，且“深感科举之无意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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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考改革虽加试策论，年轻的乡村士子一面摘抄背诵经史时策闱墨以备应考，一面还是对改革后的科考能否拔取真才抱有怀疑，因为考官也由八股出身，对时务的了解未必比应试者更多：“科举本无真本领，亦从前习八股者多读程墨，致阅卷者只能阅其抑扬词藻”。[26]科举改章只是改革考试内容而不改考官与阅卷，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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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科举入仕日趋艰难。清中叶前科举考试一旦通过万众争先的隘路，就可以平步青云，因此在贫寒子弟眼中，简直就是登天的云梯。然而，晚清社会丕变之下，杂途人数激增，导致正途的旁支化日益加剧，对士子的心理乃至生计选择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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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选官首重正途出身，咸同以降，捐纳、保举冗滥，吏治腐败日甚一日，造成仕途壅阻不堪。曾任吏部官员的何刚德描述：“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于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27]原为取士选官正途的科举，虽然仍照常运作，但获得功名而能入仕的比率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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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明曾统计，太平天国以前捐官的总人数为3.5万人，而19世纪最后30年中，捐官人数达到53.4万人。1860年以后，捐纳而来的四至七品官员多于科举正途得官的人数。有职衔者中，捐纳比例竟然高达66%。以咸丰元年（1851）为例，中举后授予实官和取得候补资格者共计25.3%，“尚有74.4%仍处于‘社会沉淀’状态”。对刘大鹏所在的山西太谷、安泽、虞乡等三县科举所做的统计也表明，在咸丰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间（1860—1905），“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28]这种状况势必导致士子对科举向心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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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途功名极为看重的刘大鹏在日记中不无悲哀地写道：“当此之时，名器甚滥，所到之处，有顶戴者甚多。或金顶，或砗磲石顶，或水晶顶。究其顶戴之来历，彼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吁！名器如斯，宜乎读书者之少也。”[29]由于仕途人满为患，作为科举考试和选官重要补充的举人大挑，在一些省份甚至被迫暂停。1898年1月，刘大鹏到县城，“闻礼房书判言：前数月自京来文，来年挑选暂行停止，下一科再挑。盖因仕途壅塞，凡候补人员不得补缺故也。然未闻停止捐纳一途耳”。[30]正杂二途乾坤颠倒，让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如陷冰窖。《清史稿》记：光绪“七年，御史叶荫昉复言：‘近年大八成各项银捐班次，无论选、补，得缺最易，统压正途、劳绩各班。今捐例已停，请改订章程，银捐人员，只列捐班之前’。疏下部议。然积重难返，进士即用知县，非加捐花样，则补缺綦难，他无论已”。[31]贵为进士，全国平均每届仅有230—240人，此时却须用钱才能疏通仕途，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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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礼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后，各省获得绅士身份的新进者比例高达40%—56%，“他们大多是通过捐纳而进入绅士行列的”。“‘异途’出身者的比例越来越大，许多捐纳者能获实授，而许多由‘正途’而得宦阶者欲获实授却不得不候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自捐纳制度中涌出的官吏人数日增，传统的由考试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更不复存在”。[32]通过捐纳、保举而涌入官吏队伍人数的激增，给各省带来巨大压力。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山东、安徽、湖北、河南、浙江、江苏、甘肃、云南、江西等省先后以本省“候补各官异常拥挤，恳恩暂停分发，以冀疏通”上奏朝廷，分别要求以一年或两年为期，停止捐纳保举和劳绩的分发。[33]这些情况表明，清初以来选官多重正途的传统，逐渐为捐纳滥行的社会现状所改变，严重者竟然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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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应，过去将捐纳视为异途，不屑一顾的情况有所改变。刘大鹏以否定的眼光记录了人情冷暖的变化：“顷闻太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余，先捐一道员，改捐某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歆然倾慕。”[34]这种状况不仅使以科举为中心的旧学备受冲击，方兴未艾的新学也受到威胁。直至停罢科举后，传媒对于这种反常状况仍然忧心忡忡。[35]正途入仕本来就僧多粥少，需按班次等候轮转，加上清中叶后异途的膨胀，周期势必大为延长，某种意义上甚至造成了正途的旁支化，科举考试对于士子的吸引力自然大为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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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弃举业就他途者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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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科场实态的压力日增，士子们的观念不断改变，读书不再仅仅追求“学而优则仕”，多样化的取向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山西商业发达，票号垄断全国半壁江山。长期以来，虽然晋商子弟仍以读书求功名为正道，却不以商为末业。乡村士子亦早已将参与经商视为退路。既然异途入仕较易，何须困顿科场？异途冲击成为停废科举不可忽略的要因。面对仕途艰难的现实情况，不少士子纷纷改弦易辙，有的干脆放弃科考。戊戌前，山西“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36]晋省经商之风行之久远，但清季商人与士子地位的此升彼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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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乡村士子虽无经商的便利，但读书的目标也首在救贫而非求官。朱峙三曾经表示：“予正少年，脑力能记，以冀早青一衿，庶几寒士家有出路而已。”所以后来他说：“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救贫，至于作官则在第二步。”[37]科举竟可救贫，寒门子弟借此养身养家，满足自己最现实的生存需求。诚然，科举功名还是地方精英权力资源的要项，因而只要科举考试继续举行，成功与否仍然是乡村社会广泛关注的大事。只不过既然求富的追求多于得官，也就变得与其他同样可以致富的途径难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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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围绕科举考试展开的各类教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成为士子们的一份产业，许多寒士含辛茹苦入读儒学书院，求取功名和做官固然是其心仪的目标，更为现实的诱惑却是可以获得膏火银子，以便养家糊口。清中叶以后，迭经战乱，旧学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加上朝野上下逐渐提倡西学，多有减旧学膏火以增设新式学堂之意。山西自1896年“书院大减膏火以来，士子之心率多散涣”。省垣有晋阳、崇修、令德堂三所书院，而以前者最负盛名。“晋阳书院每当科年，七月月膏火以外，正奖并奖超等第一名，共得二十来金，其余十数金、七八金、五六金不等，极少三金。此次膏火极其肥润，故应课者千余人。”1896年，晋阳书院肄业诸生因巡抚欲将膏火一律减半而拒绝应课，引起风潮。1897年，当局又欲大减膏火，使得人心浮动。“书院肄业生皆言所得膏火无几，且未能得者甚多，盖由裁去膏火之故也。晋阳书院膏火原系一百二十分，去岁胡中丞裁去一半，只留六十分，崇修书院膏火原系七十五分，去岁裁去三十五分，只留四十分”。[38]科举若无法让寒士维持生计，则士子只能顾及眼下实际利益，忍痛舍弃长远目标，改换门庭。到1899年，晋阳、崇修两书院肄业诸生因膏火逐年大幅度递减，“所得膏火不能自给，皆引而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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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政策导向，对于乡村士子的行为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学逐渐压倒中学的趋势，迫使科举考试在朝野的关注下不断变化，增加了一些与西学相关的科目或内容，而每一项改变，都会引起士风的震荡。后来清政府鼓励游学，兴办学堂，更加速了风气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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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29日，清廷宣布变法，刘大鹏在日记中不无悲哀地写道：“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40]他的一位担任塾师的同年，因东主“欲令子弟学西法，嫌守旧学”，只好“力辞其馆就别业”。[41]到1903年，情况更加不利于守旧之人，“自国家变法以来，校士皆以策论考试，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洋各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故当时人士俱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以求速效。间有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效俗趋时者，竟呼之为‘顽固党’，非但屏逐之，而且禁锢之”。[42]在日趋强劲的变法呼声中，科举变革乃至停废科举的传闻不绝于耳，随着相关信息的增多，不少士子逐渐意识到，科举考试乃至整个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早应变，必至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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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情形，使得科举制在清廷宣布停废前已成强弩之末，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在不少地方逐年递减。刘大鹏所在的山西乡村，光绪中叶后以科举博取功名的人已日渐减少，“吾乡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庠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其时在太谷县应桐书院就读者“生有三十余人，童二十余人，尽心作文者不过数人而已。或直录成文窃取奖赏，或抄袭旧文幸得膏火”。[43]自1894年起，刘大鹏日记中屡有“太原府属应童生试者甚少”之类的记载，[44]新政实行之后，这种情况骤然加剧。壬寅科考，“吾邑于本月初四日开棚考试童生，应童生试者才二十三人，较前锐减太甚，去日考试完竣。余初应童试时尚百数十人（光绪三年），是岁晋大祲，光绪四年，余入泮，应童试者尚八十余人，自是而后，屡年递减，去岁犹垂四十人，今岁则减之太锐，学校衰微至是已极，良可浩叹”。[45]一年后，该县应考童生试者仅剩18人。[46]1904年春，朱峙三也记录了武昌县试应试人数减少的情况。[47]这一年《鹭江报》发表的社评提及：“各府州县每遇岁科两试，报名与考之人数与曩时作比例，仅存三分之一。”[48]说明此类现象并非个别偶然，应考人数锐减已成趋势。在越来越多的乡村士子心中，科举考试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不甘的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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