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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应，过去将捐纳视为异途，不屑一顾的情况有所改变。刘大鹏以否定的眼光记录了人情冷暖的变化：“顷闻太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余，先捐一道员，改捐某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歆然倾慕。”[34]这种状况不仅使以科举为中心的旧学备受冲击，方兴未艾的新学也受到威胁。直至停罢科举后，传媒对于这种反常状况仍然忧心忡忡。[35]正途入仕本来就僧多粥少，需按班次等候轮转，加上清中叶后异途的膨胀，周期势必大为延长，某种意义上甚至造成了正途的旁支化，科举考试对于士子的吸引力自然大为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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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弃举业就他途者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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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科场实态的压力日增，士子们的观念不断改变，读书不再仅仅追求“学而优则仕”，多样化的取向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山西商业发达，票号垄断全国半壁江山。长期以来，虽然晋商子弟仍以读书求功名为正道，却不以商为末业。乡村士子亦早已将参与经商视为退路。既然异途入仕较易，何须困顿科场？异途冲击成为停废科举不可忽略的要因。面对仕途艰难的现实情况，不少士子纷纷改弦易辙，有的干脆放弃科考。戊戌前，山西“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36]晋省经商之风行之久远，但清季商人与士子地位的此升彼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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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乡村士子虽无经商的便利，但读书的目标也首在救贫而非求官。朱峙三曾经表示：“予正少年，脑力能记，以冀早青一衿，庶几寒士家有出路而已。”所以后来他说：“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救贫，至于作官则在第二步。”[37]科举竟可救贫，寒门子弟借此养身养家，满足自己最现实的生存需求。诚然，科举功名还是地方精英权力资源的要项，因而只要科举考试继续举行，成功与否仍然是乡村社会广泛关注的大事。只不过既然求富的追求多于得官，也就变得与其他同样可以致富的途径难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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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围绕科举考试展开的各类教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成为士子们的一份产业，许多寒士含辛茹苦入读儒学书院，求取功名和做官固然是其心仪的目标，更为现实的诱惑却是可以获得膏火银子，以便养家糊口。清中叶以后，迭经战乱，旧学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加上朝野上下逐渐提倡西学，多有减旧学膏火以增设新式学堂之意。山西自1896年“书院大减膏火以来，士子之心率多散涣”。省垣有晋阳、崇修、令德堂三所书院，而以前者最负盛名。“晋阳书院每当科年，七月月膏火以外，正奖并奖超等第一名，共得二十来金，其余十数金、七八金、五六金不等，极少三金。此次膏火极其肥润，故应课者千余人。”1896年，晋阳书院肄业诸生因巡抚欲将膏火一律减半而拒绝应课，引起风潮。1897年，当局又欲大减膏火，使得人心浮动。“书院肄业生皆言所得膏火无几，且未能得者甚多，盖由裁去膏火之故也。晋阳书院膏火原系一百二十分，去岁胡中丞裁去一半，只留六十分，崇修书院膏火原系七十五分，去岁裁去三十五分，只留四十分”。[38]科举若无法让寒士维持生计，则士子只能顾及眼下实际利益，忍痛舍弃长远目标，改换门庭。到1899年，晋阳、崇修两书院肄业诸生因膏火逐年大幅度递减，“所得膏火不能自给，皆引而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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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政策导向，对于乡村士子的行为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学逐渐压倒中学的趋势，迫使科举考试在朝野的关注下不断变化，增加了一些与西学相关的科目或内容，而每一项改变，都会引起士风的震荡。后来清政府鼓励游学，兴办学堂，更加速了风气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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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29日，清廷宣布变法，刘大鹏在日记中不无悲哀地写道：“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40]他的一位担任塾师的同年，因东主“欲令子弟学西法，嫌守旧学”，只好“力辞其馆就别业”。[41]到1903年，情况更加不利于守旧之人，“自国家变法以来，校士皆以策论考试，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洋各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故当时人士俱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以求速效。间有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效俗趋时者，竟呼之为‘顽固党’，非但屏逐之，而且禁锢之”。[42]在日趋强劲的变法呼声中，科举变革乃至停废科举的传闻不绝于耳，随着相关信息的增多，不少士子逐渐意识到，科举考试乃至整个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早应变，必至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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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情形，使得科举制在清廷宣布停废前已成强弩之末，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在不少地方逐年递减。刘大鹏所在的山西乡村，光绪中叶后以科举博取功名的人已日渐减少，“吾乡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庠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其时在太谷县应桐书院就读者“生有三十余人，童二十余人，尽心作文者不过数人而已。或直录成文窃取奖赏，或抄袭旧文幸得膏火”。[43]自1894年起，刘大鹏日记中屡有“太原府属应童生试者甚少”之类的记载，[44]新政实行之后，这种情况骤然加剧。壬寅科考，“吾邑于本月初四日开棚考试童生，应童生试者才二十三人，较前锐减太甚，去日考试完竣。余初应童试时尚百数十人（光绪三年），是岁晋大祲，光绪四年，余入泮，应童试者尚八十余人，自是而后，屡年递减，去岁犹垂四十人，今岁则减之太锐，学校衰微至是已极，良可浩叹”。[45]一年后，该县应考童生试者仅剩18人。[46]1904年春，朱峙三也记录了武昌县试应试人数减少的情况。[47]这一年《鹭江报》发表的社评提及：“各府州县每遇岁科两试，报名与考之人数与曩时作比例，仅存三分之一。”[48]说明此类现象并非个别偶然，应考人数锐减已成趋势。在越来越多的乡村士子心中，科举考试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不甘的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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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科举由改至停的反响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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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村士子来说，科考成名意味着家庭生计与个人出路的改善，因此科举制改革与其命运休戚相关。1901—1905年间，变革科举的步伐逐渐加快，刘大鹏和朱峙三均密切注视着相关动向，只是两人关注的方面和反应有所分别。乡村士子对于科举制改革的耳闻目睹和实际感受，明显带有因生活习性、文化传承和切身利害所决定的选择倾向，关注点与当时各界的看法及后来的学人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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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努力适应改试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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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部分趋新学政努力适应改科举的变化，但在一些应考士子看来，清廷改制初衷尚好，而成效则颇可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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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峙三的记述颇为详细，反映出他本人及南方乡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而且快，几乎与清廷的变革进程同步，可以根据科举制改革的进程及时地不断做出相应调适，其自身的适应能力也相对较强。1901年8月29日，清廷下诏停八股，9月13日，朱峙三的塾师便将科举考试要废八股改试策论的消息传达给他，并表示：“如有上谕，我邑各私塾不授八比文矣。”三周后，朱在日记中确定了上述消息，“朝廷近日已下诏改科举制度，不用八股诗赋取士，师命以后每夕读《古文观止》”。“今日正课，师教予作论，出题曰：中国易于富强论。师云以后俱做义论，不做八股文，讲求时务，须知吾国大势也。出题：‘练兵论’，以后所作俱为整篇，非如八股分半篇、中股、完篇也”。从此，师徒两人均停读八股文，开始关心时局，“借阅报章尤注意宫门抄及变法新闻”。因“师喜看新书，讲求时务之学。城内教书者，无不乐与谈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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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科举改革不断推出的新变化，即使是同一地区的不同士子亦反应不一。1902年3月下旬，朱峙三记：“八股已废止，老儒多有慨叹者，谓朝廷不应废制艺改策论云云。老儒盖中八股之毒者。”[50]可见年龄较大的“老儒”对社会变化的适应力比年轻士子要差，对旧制的习惯与依恋更强烈。当然，中年以上的士子也有不少与时俱进者，同年10月，朱峙三的塾师便结合报纸中的时事，给生徒出题作文：“泰西何为君主之国，何为民主之国，何为君民共主之国，试举各国之所在。”[51]其趋时之速，似成竹在胸，已有应对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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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京城的翰林院编修梁士诒，1903年3月致信其弟，“近日张香帅、袁慰帅具折请裁减乡会科岁试中额，限三科以内尽行裁废，奉旨交政务处会议，大约必依张、袁二公之议矣。平心而论，考试但凭一日之短长，试官走马看花，亦无成见，诚不如学堂之切实。现初办学堂，虽未见成效，然五六年后必有可观。今日青年学子，纵终日闭户潜修，仍不如入学堂之获益。现在学堂科学分门别类，兼习之则各业博通。且政治之学，日新月异，亦非伏处岩谷者所可妄测……兄千思万虑，皆愿两弟入学堂，毋拘于成见，无安于小就”。[52]此时科举改革如何走向，朝中尚未有定议，而梁士诒却料到大势所趋，学堂取代科举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苦心劝说其弟从速弃旧学改习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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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章后，趋新固然是大方向，可是考试内容范围较既往宽泛得多，不似八股程式那么固定与相对熟悉，士子们的确一度迷茫彷徨。朱峙三属于努力适应调整的一类，1903年初，他将从邻居家借来的《新民丛报》《中国魂》作为模拟范本，“一一阅读之，习其文体，是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53]随后又找到壬寅顺天试题“东西洋商务日兴，其要何在策”为自修内容，“熟读而深思之”。8天后，该县知县所出观风题中，恰好有“振兴商务以何者为急策”一题，因为押宝正确，朱本人喜不自禁。其赴县礼房交卷时“问之，城内交卷者不多，盖八股初停，义论策试，士顽固者不愿考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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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们适应程度因人而异，改试策论后，各省应试者情况不一，山西除定州外，其余府县皆“应试人不满额”；“阳曲县月课生卷只三四十本，童卷仅十余本，尚复文不对题。离省八十里之徐沟县，今年县试只有九人”。“福建漳州县试有算学代数题，数百童生竟无一知代数为何事者，间有童生称明珠算，竟以珠算算就写于卷中”。[55]由此可见，其时等待观望的士子不在少数，调适的情形尚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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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与科举此升彼降的趋势，通过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显现出来。1899年2月，学政王同愈在湖北各府按临时，就出题：“国家设科取士，其意安在？士子所学何事，以应国家之需？试各抒所见。”[56]1903年武昌府试，该省学政有意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作为试题，题曰：“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57]停废科举，约束学生，正是清政府挽救危机的应变之道。而二者取向相悖，一旦科举废止，学生数量激增，更加难以控制，这让当道很难痛下决心在科举与学堂之间做出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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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中旬，当看到报刊上登出《奏定学堂章程》时，朱峙三敏锐地意识到：“观其意似欲废科举，办学堂”。[58]一个多月后，他的家乡便盛传“废科举，专办学堂”的消息。朱峙三根据各省学堂逐渐兴办，尤其是简易师范一年毕业即可派充小学教员，月薪30元的情况，又托人联系，准备投考省城的新式学堂。[59]是年8月至12月，正当疆臣合谋并通过枢府促动变革科举之际，科举变法也成为乡村士绅谈论的话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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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曾任朱峙三老师的程姓塾师，年龄与刘大鹏相仿，曾经历过14次乡试，[61]看到清廷与督抚均有告示，提倡私人办学堂，便积极响应，不再开塾教徒，转而开办民立小学，招考五十名学生。入学考试请该县教谕主试，“一切弥缝礼节，扃门放炮，均如学宪考云云”。所出考题为四书文“君子学以致其道义”。该学堂教学的所有程式，与科考无异，开始主要是配合准备应考的生徒，出题考课，如“宋向戌欲弭诸侯之兵论”“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真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义”“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善教得民心”等等。虽然增设了地理课，但教地理的孟姓老师，所教内容则不止地理，如课堂随考题目为“地球为行星之一说”“理财练兵于中国孰急说”“驳平权议”，显然是综合时事与政治的内容，以因应科举改章后试策论之需。县考届期，民立小学不但允许学生参加科考，堂长还亲自送学生至考棚。[62]既不放弃科考的机会，也不拒绝跟随改革的步伐做趋新的尝试，应为此时大多数士子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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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条约》签订后是否暂停科考一事清廷始终犹豫不决，“迭次提倡学堂、废科举，但现在仍并重”。[63]其态度的摇摆不定影响了士子们的取向，在新学与旧学之间脚踏两只船的人为数不少，一方面新学堂入学者踊跃，“每一学堂招考，挂牌一、二天即收去……虽在省住候者，闻讯稍迟而不及试者，又非学务公所有人照挂，先递名条上去，仍不得取”[64]；另一方面，学堂学生又心系科考，而不能专心向学。朱峙三虽然考入民办小学，学习了一些新知识，但每当县考府考期近，在家长的督促和改善家境的自觉下，还是将主要精力倾注于科考上面，甚至停学在家，准备科举考试。[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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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上海开明书店的王维泰趁科考之机，到开封贩书，以开风气，并了解士风民情。当时各省公车五六千人聚集开封，据他的观察，除江浙闽粤等省直接赴上海购书外，其余各省“选择精当者以直隶、两湖为最，山东、陕西、四川次之，江西、贵州又次之，甘肃、广西、安徽、山西、云南竟寥寥无几，河南为尤甚”。[66]与九省通衢的湖北相比，刘大鹏的家乡山西相对闭塞。由于信息不畅，刘大鹏得知科举停止的消息，已是在报刊公布的一个多月之后。不过，早在十年前，科举停废问题就成为刘大鹏的一块心病。1896年5、6月间，山西传闻废学校、裁科考，稍后又具体化为“风闻有意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尽管不知是否真切，已是“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凡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盖士子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法）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谣之起真耶假耶，不得而知也，真令人二三其心”。[67]《辛丑条约》签订，作为列强要求的惩罚，山西等省的科举考试被迫停止。十年之中，刘大鹏虽然不停地指责、抱怨，内心也明知大势所趋，难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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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甲辰会试二场的题目之一，是论述设学堂的要旨即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项孰为最急策。[68]让举子纵论兴学大计，虽是对科举制的极大讽刺，却暗示着改弦更张之意。故乡村士子对于科举的最终结局与大致走向，已经心知肚明。尽管如此，壬寅至甲辰，连续三年举行或补行科考，对于士子乃至学生影响巨大，这也是一部分封疆大吏力主立停科举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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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兴学毕竟是新鲜事物，各地短时间需觅众多学堂主持与教员，很难找到合适人选。于是，按照科举模式办学堂的情形屡见不鲜。朱峙三所在的湖北鄂城县创办师范学堂，招考学生，应考者有生、监、童约一千人，在考棚举行考试，由肖县令出题：“蒙以养正圣功也”。这一看便是科考的经学题目，朱峙三觉得有些怪，还特地标明“并无义字”。复试的题目便写成“师道立则善人多义”，为五经义。新学老师系廪生捐教谕，无甚学问，所出观风题：（1）“天命之谓性三句义”；（2）“博学无方，友视志义”；（3）“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4）“拟重修陶桓公读书堂记”。[69]既非新瓶，亦无新酒，直以旧瓶装老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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