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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形使得以下现象变得容易理解，即除了像刘大鹏之类自嘲的“顽固者”外，一般而言，科举停废在当时各个社会阶层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翻阅这一时期的报刊和相关文献，除了不多的几篇评论外，反应之平静与今人的重视反差明显。[80]目前所见各种亲历其事者的日记或毫无所记，或一笔带过，不加评论，显然没有当成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所记稍详，也有所议：“有诏废科举，专以学堂取士。科举在今日诚可罢，唯各省学堂未能全立，从前奏定章程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其所举唐宋至元代科举制兴废的史实，表明他对学校取士不无担忧，至于停废科举，也认为是水到渠成。[81]究其原因，一方面兴学是大势所趋，而新式学堂毕业生通过各种奖励章程，已经成为清廷取士的正式来源，实现了由科举向学堂的转换，就业渠道也更加广泛；另一方面，科举停废前不少士子多作“识时务”的选择，纷纷变换观念，改弦易辙，不再死守科考一条路，而是寻求多元化的职业取向与路径，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更多的机会。对于他们而言，科举考试纵然不能说可有可无，却也不是非此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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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科举停废后乡村士子命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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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对乡村士子最为直接的影响，莫过于生计与出路的重新考虑和选择。面对不同的机会，如何选择及其结果怎样，往往取决于环境的优劣和适应能力的强弱。分居南北乡村的朱峙三和刘大鹏的日记，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从中可以观察科举停废所引起的反应变化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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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乡村士子可选择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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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传统重商，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下，不少学童离开私塾，从而切断了部分以授馆为业者的生计来源。刘大鹏日记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在乡村开设蒙馆、以舌耕为业的老师宿儒，因国政改革，“读书之士俱弃孔孟之学而从事洋夷之学，凡讲说孔孟者莫不群焉咻之，目为顽固，指为腐败，并訾以不达时务，为当时弃才”。[82]科举停废，令这些“弃才”“惶惶然不知措手足”，[83]只能坐困家中，“仰屋而叹无米为炊”。科举停废所造成的社会风气变化，使得士人面临脱胎换骨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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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国闻备乘》中，以翰林回乡为例，说明科举停废前后社会对科举功名的态度全然不同，反差之大，令其万分感慨。[84]而从刘大鹏、朱峙三日记所见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尽管晚清功名正途的光辉已大不如前，由于科举制实行多年，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故其进行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相应的习俗和礼仪。庚子以后已成强弩之末的科举考试，在这些习俗礼仪的配合下，看起来还是相当热闹。相比之下，新进外来的学堂与中国社会各方面还须经历一段磨合期，因而暂时显得有些冷清。科举与学堂并行期间，一旦面临科考，师生相率下场，学堂只好停课。而举业的成败，也聚焦了人情冷暖与利益的厚薄。所以时人断言“学堂与科举势不两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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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弃举业而向他途，究竟是重生还是就死，观念趋向不同的人看来全然两样。即使依据刘大鹏日记，当时乡村士子中与之年龄相仿而态度境遇相似的人也为数不多。倘若将刘大鹏的个案当成清末全国乡村士子情况的一般，未免有以偏赅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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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制度变革，由于年龄、经历与家庭负担等原因，中年人的适应及选择能力相对较差。对于那些未能主动应变的乡村士子，尤其是中年士人，停废科举后，重新选择的机会有多少，清廷是否给予了适当安置，具体落实的情况如何，是否因为无策善后而导致矛盾激化，这是解读刘、朱两人日记相关语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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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察停罢科举后乡村士子的出路，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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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参与举贡、生员考职和优拔贡考试。[86]前章述及，礼部、吏部和各省纷纷制定相应措施，对举贡、生员的考试与任职给予种种优惠。这些办法大都逐一得到落实，仅优拔贡考试在科举停废之后就继续了三科。科举时代，优贡为三年一考，拔贡则为十二年考一次，且名额鲜少。为善后考虑，每次优拔名额已数倍于前。考职一项，也按预设的三科进行，每科人数接近乡试所取名额，以每次约1500人计算，三次考职所录取的名额共约4500人。举贡会考进行了两次，一是1907年，录取吴承仕等367人，二是1910年，录取陈命官等320人，合计687人，录取者均得到吏部授职。[87]仅此一项，已达到并超过两届会试中额，且授职的情况较平常会试后的进士授职落实更好。[88]从学部档案的相关资料来看，1909年由吏部授职并签分学部的人员，有案可稽的52人中，科举出身者48人，学堂毕业生仅4人。[89]如参加第二次拔贡考试，成绩在二等五名的甘肃考生张维（国钧），即授学部书记官。[90]民国时期的云南宣威地方志特设“疏通旧学”栏目，提及立停科举后，清廷诏令各省督抚报送举贡考试授职，“其廪增附中年事稍长，不能再入学堂者，著各省提学使与优拔两场加倍取录外，设职官考试，分一二两等以巡检、典史试用，（以）上三项考试，皆以三届为限”。[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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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上优、拔、岁贡数倍于前的增加额，在科举停废至清亡的6年中，不仅举贡生员入仕概率之高前所未有，而且优先录用的待遇，在有清一代亦是闻所未闻。其后吏部奏准章程，对举贡与朝考录取优贡两项，均按考试成绩分等后分别予以优待安排。[92]有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在科举时代，三年一届乡试的中举额也只有1500名左右，进士每届236名左右，举人拣选与进士分发还相当困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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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善后措施过于优厚，引起舆论的不满与指责。[94]1909年12月11日，《大公报》载《哀考试》一文抱怨道：“自入春以来，考优考拔应试者每省类不下五、六千人……优拔甫竟，而生员考职者继之，人数期限视优拔而稍杀，其纷纷扰扰则如出一辙。生员考试方竟，而举贡之考职又继之。”[95]疏通旧学士子出路的各种考试此伏彼起、络绎不绝，对于骤然停止科举而前途命运四顾茫然的士子，可能只是一种无奈的补偿或绝处逢生的慰藉，但在时人观感上，却已对新式学堂发展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1911年3月13日《申报》发表时评：“今距停废科举之时，将及十年，各种学堂亦已渐次设立，而考试反日忙一日，优拔恩岁廪增附等，且日多一日……昔日科举时代，优拔恩岁廪增附等，犹有一定之时限，一定之名额，今则车载斗量，更不知其恒河沙数矣。或曰昔日无数优拔恩岁廪增附等，既以考贡考职转入仕途，宜有此数千百后起之人才以补其缺，而衍我国文学一线之传也。呜呼，是为中国之教育。”[96]直至民国时期，还有人将考试过滥斥为科举余毒。这从反面说明过渡时代留给旧士子的机会不少。由此可见，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仅就科举停废后旧学生员的出路安排而言，相关措施不仅充足，甚有过度之嫌。既往认为清政府废科举而没有相应善后措施的判断，似与实情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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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进入省、府、县各级师范学堂及简易科师范。因新学扩展需要大量师资，各级师范学堂纷纷建立，对具有旧学生员资格者优先取录，毕业后即分发中小学堂任教。由于享有优先录取权，士子们大批涌入学堂，湖北“各学堂学生，如五路小学、农务、方言等学堂学生，亦有童生报考者。该堂系中学程度，当时系童监并收者。武普通亦有童生，文普通及省、道、府三师范简易科，则尽秀才也”；[97]两湖师范还有“径冒填诸生混入者”。[98]1906年秋，湖北省城学堂“因近三科二十岁以下秀才录取已尽，改考录二十五以下者”[99]。急需养家糊口的朱峙三最初选择了一年期的速成师范，毕业后即在家乡小学任教。不久，认识到“非求高深学问，以后难于立足新时代矣”，[100]又考入省城的两湖师范学堂继续求学。山西举人刘大鹏虽然对于“学堂设立极要极多，所学者皆洋夷之学，毕业以一年三年为限”的趋新风尚表示不满，印象却相当深刻。[101]张百熙、张之洞等人提出递减科举时，专为30—50岁的举贡生员设置了师范简易科。[102]就在科举停废的当年，山西省一年半简易科录取就学的师范生已达190人。[103]朱峙三曾短暂赴教的河南开封师范学堂，其学生“年长者六十余岁，年轻者二十余岁，皆各县来者。廪附生约百分之九十，少数则为童监”。[104]广东东莞县志记载：“科举停后，邑中举贡或由考职得官，或入京师大学堂肄业。其廪增附生则多入师范简易科，充各学堂教员。”[105]清末兴学热潮中，各级各类师范学堂吸纳了大批有科举功名的士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奇缺的困扰，但与此同时，也使得新式学堂的教学与管理有较多的旧学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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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出国留学，获取新身份。已获科举功名者出国游学已成时尚，并且辗转影响。理由之一，是“盛称倭学之高，言倭之理学，华人不能其万一”。[106]王树槐据《最近官绅履历汇编》统计，江苏地区取得过旧功名的官绅中，曾出国留学者占进士的54.6%，举人的31.8%，生员的66.7%，进入国内新式学堂学习者，则分别为3%、12.2%和25%。[107]这表明，由旧学转轨新学的士子，已经形成人数可观的群体，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不仅在清末受到官府社会的青睐与重用，到民初仍然具有优势。刘大鹏对此早就感到愤愤不平：“现在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学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俱指为顽固党，屏之黜之。”[108]所述游学毕业者即授职为官确系事实，孔孟词章家被指斥为顽固党，“屏之黜之”在清末民初报刊舆论中则尚未见佐证。是否风气闭塞的山西乡村所特有的情形，有待史料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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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私塾学馆改为新式学堂，塾师摇身变作教师。科举停废，以科举为生计的士子失去凭借，而新式学堂在乡村要想快速扩展，最为便捷的途径就是将学塾学馆改为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始，清政府已将学堂的推广列为州县事实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官吏任免或加级擢升的依据。[109]而官员则据此可向急于办成新政的清廷邀功，为自己博取趋新务实的美名。两相结合，改私塾学馆为学堂，以备官员任期内的新政之绩邀功于上，成为较为普遍的模式。学部对各省视学报告与宪政编查馆的考察中均于此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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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许多地方的学堂不过是私塾的改头换面，科举停废后大兴学堂，对于塾师而言，并非灭顶之灾，一定程度上恰是其弃旧图新的转机。还在科举正式停废之前，认为新式学堂对学生有害无益的刘大鹏之友乔穆卿，便将“其馆改为育英学堂，仿照现行学堂章程，教习三人，学生三十人”，乔本人在学堂“仍教学生以孔孟之学”，其他两位教师则“教算法并西法”，[110]虽然新旧杂糅，也能和平共处。1905年2月，还有人劝刘大鹏“办理晋祠蒙养小学堂事，亦在使余从新也”。[111]而在湖北，朱峙三的两位年龄与刘大鹏相仿或更加年长、参加过多次科考的私塾老师，一位在1903年就响应鄂督倡导的私人办学，放弃私塾而改办民立小学；[112]另一位则在科举停废当年，“派在陆军特别小学充文学教习”。[113]因学堂扩展需要大量师资，朱峙三家乡的旧学诸生几乎被网罗殆尽。另一方面，由于相当数量的学堂是由私塾改头换面，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没有多少变化。1908年学部在调查中发现，山西阳曲县一些官立初等小学的“管理员教员大率未能合格”，“其教授时，先生高坐，一一讲授，全是以前家塾性质”。[114]这反映出，已获旧学功名者并非因学堂出现即断绝生机，许多学堂其实不过是私塾改换门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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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改就其他趋新事业以求发展。新政期间，除学堂外，还举办了一大批新兴的文教和民政事业，这为旧日士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尽管其中多数职位要求新知识，但对于受过旧学教育的士子而言，转学新知识虽比国内外学堂毕业生困难，却比普通人容易，在学堂毕业生人数不多的情况下，竞争压力并不大。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再造的士子，改头换面，成为新人，从事新事业更加轻而易举。苏云峰的研究证实，湖北省有20337名获得旧学功名的人士通过各种新式教育进入教育文化、法政、军事、行政和实业界，占清末20年间该省4万余名绅士总数的43%。[115]考虑到绅士之间自然存在的年龄差异，这个数字已相当客观。朱峙三本人于两湖总师范学堂毕业后，就曾先后担任《中西日报》《公论新报》的主笔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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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继续充当塾师。停罢科举后，尽管晚清和民国政府千方百计要以学堂取代所谓私塾，但移植日本而来的国民教育体系与其时中国国情颇有不合，教育经费不足又始终制约着学堂发展的规模，各类学塾不可能很快被取代，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力图改良私塾，使之适应时势，实际上等于承认私塾的合法存在。舆论也认为，废科举善后的最佳良策是私塾改良，“既省经费又广教育且养寒士，岂非事之一举三善备者哉？”[116]因此，科举停废后，在学部主管全国教育期间，从未下达过取缔私塾的命令。1910年底，会议政务处为避免发布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对私学可能造成干扰甚至引起恐慌，特请旨饬下学部通行各省，声明该章程专指官立和经官立案之公立、私立两等小学而言，其他城乡私塾及简易小学、识字学塾等皆不在内。[117]此后私塾教育一直以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延续不断。1935年，据对全国82%县市的不完全调查，仍有私塾85291所，塾师86034人，[118]只是教学内容要作相应的调整。此时距离科举停废已达30年之久。郭沫若、梁实秋童年均受过改良私塾的教育，所学教材已是新式教科书。蒋纯焦对晚清以降塾师的研究表明，“私塾改良重在革新私塾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其向新式小学看齐，对塾师的职业活动并不构成负面打击”。[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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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如此，一些地区仍有因年迈而难以适应的士人因此而生活困窘，需要官方接济的个案。沈洁的研究注意到，苏州府长洲县年届七旬的举人管祥麟，科举停罢前即已家徒四壁，靠授徒维持生计，此时难以进入学堂，时任苏州学务公所总董的王同愈建议，由既往“校士项下常年有每两提出五分赏银拨充儒寡会，现将这笔经费提出，专备长元吴三县举人70以上年老无倚者津贴之用。1906年春，江苏学务处拨银贰拾四两移解乡约公所，转行拨送津贴举人管祥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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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种渠道同时并存，使得清末最后的几年，旧学出身者大都能够保持科举时代的出路，前景甚至更加宽阔。随着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各级各类政权不断扩展，增设了许多机构和员缺，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其人数及规模均超出历朝历代。各府州县为了催办各项新政事业，陆续设置相应的机构和佐治员，如巡警局、劝学所、劝业员、统计局等，提供了相当多的官员位置。从各省上报的各种考核及擢升者的履历名单可知，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间，仕进者中举贡、生员的比重不断加大。[121]同时，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各类知识人在地方上的权力和作用日益加重。一些省份计划恢复乡官，而具有旧式功名是必备条件和重要人选。[122]四川南部县光宣年间的诸多档案表明，议事会与董事会确在不少乡镇事务中发挥作用，而地方自治职所产生的各种新社会身份，也为乡村士子带来了众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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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预备立宪期间，“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各省谘议局议员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123]同样，县议事会议员的选举也规定：“曾经出仕或得科名或在庠者”与高等小学堂或以上之学堂毕业，或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资格相等。[124]可见由科举功名带来的种种优待，以及因此形成的地方精英的权力资源不仅依然存在，甚至有所扩大，加上官制改革后避籍制即时停止，地方士绅的势力在新政进程中呈现进一步膨胀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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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就目前已出版的清代文献、文集、日记等资料，以及一些学者通过不同视角的研究和统计结果来看，立停科举至护国运动时期的逾十年里，无论在政府还是社会层面，为数众多的士绅，凭借新政、宪政进程所产生的更多权力资源及多样化的渠道，广泛进入各级权力圈。李守孔、王先明对清末奉天、山东、陕西、湖北、四川等省谘议局议员的统计表明，具有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功名者分别占总数的4.7%、19.1%、43.1%和24%。[125]各项相加，绅士身份的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总数的90.9%以上。日本学者市古宙三也认为，科举废止使得士绅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权利，扩展了其影响。[126]即使对新政诸多抱怨甚至采取敌视态度的刘大鹏自己，也于1908年当选为山西省谘议局议员，民初则担任县议会议长、县教育会副会长、县立小学校长、县清理财政公所经理等职务。这些情况表明，科举出身的中下层乡村士子，在基层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至有学人认为，清末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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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北士子的不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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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后科举时代的整体情形，与刘大鹏、朱峙三、张棢等乡村士子对科举停废造成的社会影响几乎截然相反的体验反应进行比照，可见刘大鹏对于新学新政近乎偏执的一概反对，似乎更多是其自身主观情绪的表达，而与客观状况相去甚远。其日记中不少事实与议论的相互矛盾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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