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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不仅改变了乡村士子的个人命运及其生存状况，也给全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人感触却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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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基层社会学堂的数量急剧增多，朱峙三从中看到的是希望：“科举去年明令停废，自是以后各县专办学堂，以为培植人才之地，可望吾国富强矣。”[134]由于女子教育的倡行，女学堂从城市走进了乡村，山西也受到冲击，“榆次车辋村去冬设立女学堂，本月太谷东里村亦设立女学堂，闻皆二十余岁之妇，其小者皆十六、七之女”。[135]刘大鹏对此却是牢骚满腹，他认为：“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为父兄者知其悖谬，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学商贾。”[136]刘大鹏所说的某些情形的确事出有因，朱峙三也不满于学界风气不佳，动辄闹事。但后者自己就是由举业转入学堂，并且接受了自由平等乃至排满革命思潮的一分子。早在科举制废止之前，朱峙三已经预料到“科举不久即废，欲求时务之学，自以住学堂为有出路”。[137]于是想方设法进入学堂，而且要进入能够学习高深学问的学堂。后来他论及这一转变时说：“时论谓朝廷如不办学堂，则乡里儒生坐井观天，囿于一隅，不得相聚于大都会城市中，何曾有革命种族思想耶？聚之都会，尚不敢放昌言也，而必驱之日本留学，或欧美留学，朝夕聚谈，得见夙未见之禁书，知华夷界限甚明，而革命思想愈炽”。[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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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散而处的童生举子到阖堂聚居的新式学生，青年关注的目光由自身前途、科举功名逐渐转向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早在1905年，武昌学界革命暗潮已经涌动，分别在军队和党会联络，“大部分则靠住中学师范的学生，看高深书籍的人，缓缓的宣传，总以达到排满复仇”。[139]对于新式“学界之人皆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无父无君，此风愈甚”的趋势，刘大鹏倍感焦虑，传统伦理纲常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威胁。[140]据说有学堂毕业生“不以其父为父，竟以平等相称，州人为之哗然”。[141]而一些学堂学生不但“指斥时政得失”，甚而“竟敢显言‘排满’二字”而无所顾忌。[142]为此，他对清政府实行新政极为不满，变化中的世界使他感到越来越陌生，愤懑之余却十分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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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朱峙三等青年士子则为自己能从封闭的书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感到欣喜。1903年起，他就通过在海外留学或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同乡朋友借阅《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浙江潮》《江苏》等书刊，“昌言革命排满，并无忌讳，印刷精良醒目。夜间看看，尤为有味，心目开朗，有时会令人流涕，令人愤怒不可止”，由此“知排满革命为吾辈天职”，“则本朝现代虽有恩于百姓，然知识高尚，值此学术昌明之世，满汉之界犹严，吾侪应该思报复此仇矣。”对于刘大鹏式的文化守成者拥清的态度，则不以为然，“吾邑旧学先辈未见此书，总曰本朝深仁厚泽。奈何！奈何！”[143]此时尚未进入学堂，仍为旧学秀才身份的朱峙三，已从各种渠道借阅的新书与杂志中接受了革命的宣传，国家、国民和民族意识强化，对满汉畛域产生强烈不满，并有复仇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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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鹏与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涉及清末乡村社会变动的许多方面，远非本章所能囊括涵盖，即使以与之关系最为切要的废科举而言，所展示的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结论，而是年龄、取向各异的乡村士子面对社会变动的心路历程和现实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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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由原定十年三科渐停，至1905年宣布立停，虽有奖励学堂出身作为替代和过渡，毕竟迅速终止了广大士子千百年来在科考这条狭窄道路上的竞逐，向心力突然消失，一些人未免感到失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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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的一篇时评指出：科举时代“由进士而得官者，每三年裁（才）三百人，然则停滞于考试中者，通国当不下数十万人矣。此数十万人，大都进不能得官，退不能迁业，以徼幸妄想终其身，诚可为天下之至苦。而究其原，则非其人作奸犯科，自致于此，国家之所以诱致者使然也。以侥幸之法诱人，人道既苦，而人材亦弊，此亦可谓之作法于凉矣。然而足以相安千余年，而不见其不可终日者，则以若辈虽多终身不得之人，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故其希望之心不绝。即此希望之心，彼乃借此养生尽年，而得以优游卒岁矣。今一旦废科举，则彼之希望绝，绝则不可以久，虽曰国家为其妥筹出路，然所谓出路者，必不能敌其所希望之物，而不足以宽其生也。夫天然淘汰者，造化之公例，此辈之归于淘汰，更何待言”。[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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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指出了制度变革对于个人心理的影响，清政府废科举的善后安排所提供的士子前途与个人生计的种种出路，虽然已竭尽所能地宽筹，在不少守成的士子看来，仍然无法与科举功名及其相应的仕途和社会身份的荣光相提并论，即使科举时代这些荣誉对于大多数士子而言，只不过是热烈期待着的遥遥无期的目标。故士子对科举制的惯性依赖，更多是一种心理向往而非完全意义上的现实出路。[145]就此而论，毋庸讳言，科举制给予乡村士子通过自学考试改变命运的生生不息的希望，使之“借此养生尽年”，有赖于入仕之下的一整套与中国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机制，让那些长期苦等盼望的士子可以相对体面地生存生活。与此同时，圣贤之书所给予他们的信仰与精神满足，确实是学堂教育无法提供和永远难以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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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走出乡村的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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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科举兴学堂后学生不回乡的问题，学术界颇为关注，不少论者认为此举中断了乡村与城市的良性循环，使得乡村很快成为文化的沙漠，并将这一趋势称为知识人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146]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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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学堂学生不回乡的现象，原因并不简单，停罢科举和新式教育的形式内容脱离乡村实际，都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不是唯一原因。立停科举之前，因晚清社会变动，已有一些旧学士子不愿回乡，改到城市谋求发展，以致乡村学堂缺乏师资难以维持的情况比比皆是。清代就行政区划或层级而言，原先并无市的设置，亦无城市与乡村的分别，清季社会大变动，工商业发展，商埠租界兴起，市政观念引入，城与市结合愈加紧密，各项新兴事业主要集中在城里，给不同人群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和发展机会，尤其是具有一定新学知识的人，在城里更容易找到合适的职业。与此同时，虽然其时城乡壁垒尚未形成，城乡之间的生活和报酬差异却日渐明显，栖身居所并未受到严格户籍限定的个人，也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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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的绅士回乡，与城市不够发达、职业选择相对单一密切相关，若不为官为贾，不易在城里立足谋生。即使入仕为官，若未能显达，仍是度日艰难。河南新乡有一寒门出身的王安澜（静波）考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凡科举徒之希望，完全达之。是年（1895年）亦归里，仍就其教读之事业。盖编修俸银每年四十两，俸米亦值四十两。浩荡皇恩，至此极矣。若京都生活，以寒素处之，租房市米每月至俭需十余两。若座师、馆师、房师之节敬、寿敬，仍须另筹，然亦万不能少，年年在乞丐中度日。所希望者惟督、抚、藩、臬晋京，则集同衙门若干人联名请燕，因得沾丐其冰敬、炭敬，否则槁饿以死亦无人怜。倘以教读谋生，则京中富室延编修作教师，月俸亦不过十两而已，尚不如归教乡里小儿，犹可以太史公名义多收几两也”。王锡彤与之“归来接晤，余之仕宦心益觉冰冷矣”。[147]如王安澜这样的穷编修，在官贾云集、人文荟萃的京城，不过是一个小角色，即使身为京城塾师，束脩也不高。但在偏远的乡村，中进士点翰林却是光宗耀祖、轰动十里八乡的大事，回乡后身价倍增，教读可得的束脩，较之京城穷翰林的俸银，以及在乡间村舍的亲朋好友前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科举时代，除少数例外，城市百业尚不昌盛，故获取科考功名，甚至已入翰林之人，若未能仕途显赫，又不愿意改行或经商，是难以在京城里讨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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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不断开放商埠，导致城市快速发展，一方面商业更加发达，就业的方式与机会显著增多，不断扩大与乡村的差别；另一方面，交通大为改善，城乡距离明显缩短，“即如东三省，从前道途遥远，是以商贾视为畏途；今则火车、火船朝发夕至，水陆皆通，与从前大不相同”。[148]出行方式的变化，使得那些穷经皓首的乡村士子，在对千变万化的城市充满好奇的同时，也在探索新的出路。除仕途之外，他们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选择方式与机会，来筹划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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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清季城乡收入差别已开始拉大。同样选择教书为职业，城乡的收入恰好与科举时代颠倒过来。1905年12月，朱峙三在日记中比较新旧学的收益情形，其时私塾授馆收入为“年束脩一百二十串文”，若到省城读速成师范，“毕业后月可得三十元，合钱每月可得三十三串”，其每月伙食加杂用需七串，剩余二十六串，“较在县里（学堂）加一倍半矣”。[149]1905年距1895年不过十年，同样是以教书为业，城乡境遇刚好翻了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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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业的繁盛，也使昔日的士子们在城市谋生获利更为容易。例如朱峙三到省城读书，因家贫负债且父老子幼，又失去教读收入和书院膏火，为此“心烦意乱，不可名状”。后经人介绍，“充中西报访员”，作论说“每篇可得洋二元”，“从此可月得十元至十五元之数，较之在县充小学教员薪水多矣”。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礼拜不能闲游，又不能不操心耳”。后来不仅由访员而至主笔，且发现“兼做小说，每千字二元，不甚操心，且较论说为易成，又不惧外界攻讦辩论也”。他每月仅论说撰稿一项，已有十六元收入，自己生活之外，还可以补贴家用，故“安然求学矣”。从其日记中可知，他曾经一上午“在自习室作小说，成六则，又作论说一篇”。有时月收入达到二十元。[150]如此半工半读，半年多即可达到前述乡间私塾授馆的全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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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新政各项举措的渐次开展，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诸多趋新事业的兴起加快了城市的变化，一些取得旧学功名的士子，被日新月异的城市所吸引，放弃了回乡教读的道路，背井离乡闯荡城市，以谋求更好的个人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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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士子不回乡，不仅是科举停罢使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近代城市发展的结果，停罢科举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科举改革乃至停罢，本身即是社会变动导致的结果。大量乡村士子涌入城市，在造成乡村文化沙漠化的同时，不断催兴着城市百业的繁荣，加速推进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也使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并无科举传统的近代欧美发达国家，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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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变动使旧学士子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趋势，科举停废迫使昔日拥挤在独木桥上的士子改弦易辙，大部分举子童生选择了各式各样的新路，而那些不愿或难以弃旧图新的中年士人，变动的社会也保留了不小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沿着旧轨滑行，只是本来尚存一线的建功立业希望，被纯粹的稻粱谋所取代，心绪自然容易恶化。因此，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随着科举停废在社会结构里逐渐消失，众多士子却通过诸多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然后再度融入并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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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并非主动离开乡村的旧学士子，通过各种途径，不仅基本能够维系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清季政权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一面当着民国县议会议长，一面坚持用大清纪年的刘大鹏，让人觉得多少有些矫情。但即使像这样旧道德旧文化的坚守者，只要没有政治上公开的反动，民国社会也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样一度热衷于科举考试的朱峙三走上了一条与刘大鹏截然相反的道路，进入学堂，投身革命，正在刘大鹏的口诛笔伐之列。两人素不相识，在科举制之下却有着共同的运行轨道。从废科举开始，两人分道扬镳，后来的轨迹又有所重合。民国年间，朱峙三先后担任县书记官监理司法，并两度出任县长，后来长期服务于教育界，其职业生涯与刘大鹏不无相似。前述科举善后时以拔贡入职学部书记官的张维（国钧），则加入了同盟会，先后任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甘肃省议会议长、政务厅长、财政厅长。[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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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废科举最大的输家正是清朝统治者，他们本来试图以弃旧图新挽救统治危机，却因此而造就了大批激进青年，并导致中年士子文化心理失衡，在全面新政和加速预备立宪过程中，吏治与财政纠结，多种矛盾激化，最终反倒丢掉了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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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乡村士人，如果没有民国时期对私塾的改造加剧，以及后来的土地革命掀翻下层，即使新政改革引起包括乡村权势转移在内的社会变动，而城市化的过程又导致青年学子日益脱离乡土社会，原来科举制通过各种习俗礼仪实现的与乡土社会的牢固结合不复存在，他们仍然可以借由不同的形式改头换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扮演地方名流的角色。而这也正是他们在民初社会各方面所起的实际作用。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在府厅州县自治会会员中“相当数量的人是有低级功名的绅士。大部分被选为自治会会长和镇乡董事的人是绅士。的确，清末的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虽然这样的机构，更像是“政府的一个辅助机构或咨询团体”，但低级绅士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接近权力中心，因为这时“绅士的权力由法律规定并加以保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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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表性著述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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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如何研究制度史，史家钱穆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他说：“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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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大鹏（1857—1942），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1878年考取秀才，1884年中举人。其长子于1902年乡试中举，遂以“父子登科”闻名乡里。曾就读于太原崇修书院，三次参加会试未中，后离家而以塾师为业。1908年由太原县推选为山西省谘议局议员，民国以后担任过县议会议长、县教育会副会长、县立小学校长、县清理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职务。参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前言第1页。朱峙三（1886—1967），湖北鄂城县达明乡人，自幼习举业，1904年考取秀才，入府学，1905年进入一年制武昌县师范学习，1906年考取两湖总师范学堂。曾先后担任几家报馆的主笔、编辑，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后投身教育界，在多所中学任教。1926年以后，在县、省各级政府历任局长、县长、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参见《朱峙三日记》（连载之一），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王锡彤（1866—1938），河南省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16岁丧父，曾辍学赴修武盐店习业，18岁返回乡课读，入淇泉书院。19岁中秀才，授徒乡里，多次乡试均落选，32岁为拔贡，33岁赴京朝考，注（册）直隶州州判，未赴任。36岁（1902年）受聘孟县溴西精舍山长，39岁（1905年）任禹州三峰实业学堂山长。参与地方政事及实业筹划，1909年后充当袁世凯幕僚，长期在京、津、唐、豫等地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参见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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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开沅：《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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