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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士子不回乡，不仅是科举停罢使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近代城市发展的结果，停罢科举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科举改革乃至停罢，本身即是社会变动导致的结果。大量乡村士子涌入城市，在造成乡村文化沙漠化的同时，不断催兴着城市百业的繁荣，加速推进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也使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并无科举传统的近代欧美发达国家，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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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变动使旧学士子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趋势，科举停废迫使昔日拥挤在独木桥上的士子改弦易辙，大部分举子童生选择了各式各样的新路，而那些不愿或难以弃旧图新的中年士人，变动的社会也保留了不小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沿着旧轨滑行，只是本来尚存一线的建功立业希望，被纯粹的稻粱谋所取代，心绪自然容易恶化。因此，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随着科举停废在社会结构里逐渐消失，众多士子却通过诸多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然后再度融入并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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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并非主动离开乡村的旧学士子，通过各种途径，不仅基本能够维系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清季政权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一面当着民国县议会议长，一面坚持用大清纪年的刘大鹏，让人觉得多少有些矫情。但即使像这样旧道德旧文化的坚守者，只要没有政治上公开的反动，民国社会也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样一度热衷于科举考试的朱峙三走上了一条与刘大鹏截然相反的道路，进入学堂，投身革命，正在刘大鹏的口诛笔伐之列。两人素不相识，在科举制之下却有着共同的运行轨道。从废科举开始，两人分道扬镳，后来的轨迹又有所重合。民国年间，朱峙三先后担任县书记官监理司法，并两度出任县长，后来长期服务于教育界，其职业生涯与刘大鹏不无相似。前述科举善后时以拔贡入职学部书记官的张维（国钧），则加入了同盟会，先后任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甘肃省议会议长、政务厅长、财政厅长。[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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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废科举最大的输家正是清朝统治者，他们本来试图以弃旧图新挽救统治危机，却因此而造就了大批激进青年，并导致中年士子文化心理失衡，在全面新政和加速预备立宪过程中，吏治与财政纠结，多种矛盾激化，最终反倒丢掉了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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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乡村士人，如果没有民国时期对私塾的改造加剧，以及后来的土地革命掀翻下层，即使新政改革引起包括乡村权势转移在内的社会变动，而城市化的过程又导致青年学子日益脱离乡土社会，原来科举制通过各种习俗礼仪实现的与乡土社会的牢固结合不复存在，他们仍然可以借由不同的形式改头换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扮演地方名流的角色。而这也正是他们在民初社会各方面所起的实际作用。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在府厅州县自治会会员中“相当数量的人是有低级功名的绅士。大部分被选为自治会会长和镇乡董事的人是绅士。的确，清末的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虽然这样的机构，更像是“政府的一个辅助机构或咨询团体”，但低级绅士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接近权力中心，因为这时“绅士的权力由法律规定并加以保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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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表性著述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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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如何研究制度史，史家钱穆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他说：“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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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大鹏（1857—1942），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1878年考取秀才，1884年中举人。其长子于1902年乡试中举，遂以“父子登科”闻名乡里。曾就读于太原崇修书院，三次参加会试未中，后离家而以塾师为业。1908年由太原县推选为山西省谘议局议员，民国以后担任过县议会议长、县教育会副会长、县立小学校长、县清理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职务。参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前言第1页。朱峙三（1886—1967），湖北鄂城县达明乡人，自幼习举业，1904年考取秀才，入府学，1905年进入一年制武昌县师范学习，1906年考取两湖总师范学堂。曾先后担任几家报馆的主笔、编辑，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后投身教育界，在多所中学任教。1926年以后，在县、省各级政府历任局长、县长、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参见《朱峙三日记》（连载之一），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王锡彤（1866—1938），河南省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16岁丧父，曾辍学赴修武盐店习业，18岁返回乡课读，入淇泉书院。19岁中秀才，授徒乡里，多次乡试均落选，32岁为拔贡，33岁赴京朝考，注（册）直隶州州判，未赴任。36岁（1902年）受聘孟县溴西精舍山长，39岁（1905年）任禹州三峰实业学堂山长。参与地方政事及实业筹划，1909年后充当袁世凯幕僚，长期在京、津、唐、豫等地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参见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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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开沅：《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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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65页。关于清代每科进士的取中数额，有学者已注意到《东华录》《清朝文献通考》《清朝文献续通考》与《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的不同统计差异，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003年增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192页。此处采用王德昭教授认可的说法，即商衍鎏先生生前据《清会典事例》和《清朝续文献通考》所做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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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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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翯羽纂《贵州省三合县志略》卷22，《中国方志丛书·第一五五号》，据民国29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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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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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恺龄撰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10、14、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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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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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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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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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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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时自费出国留学每年费用为200余串。后朱峙三考中秀才，实际收到贺礼130余串，除去各种应酬与开销，所余不过80多串。《朱峙三日记》，1903年6月24日、11月4日，1904年8月1—7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97、308、335—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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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朱峙三日记》，1903年9月7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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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曾三次参加乡试、一次会试不中。优贡则每省于乡试年份，考取四人；拔贡则十二年中之酉年，府学二人、州县学各一人。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3、25—26、28—31、38、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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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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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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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吴中叶氏族谱》卷51，第93页。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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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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