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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朱峙三日记》，1905年8月2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3—354页。如果日记文字未经改动，则这一记载为科举停废的重要史料。关于1905年的联名奏请立停科举，前人多以为由张之洞主动，并依据许同莘的记载，定为旧历七月酝酿发端。实则张之洞并不主张立停，联名上奏由端方和袁世凯主动，公历7月已经发动，张之洞的加入反倒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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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朱峙三日记》，1903年7月9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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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朱峙三日记》，1905年9月18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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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朱峙三日记》，1905年5月9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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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退想斋日记》，1905年10月15日、17日，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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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退想斋日记》，1905年10月23日，11月2日、3日，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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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退想斋日记》，1905年7月13日，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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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二、初三、初七（1904年6月15日、16日、20日），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632—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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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转引自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第203、197—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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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张1860年生，21岁时为县学廪生。1911年时，在其执教的学堂每月任课“国文九点、经学四点”，共上课13点钟。张撰、俞雄选编《温州文献丛书·张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正文第119、122、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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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何怀宏称：“当时社会上总的反应却大致接近于是无声无息，革命派的报刊几乎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不热烈，既乏激愤者，也少欢呼者，似乎这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年以上，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制度的覆亡。”《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5页。赵利栋的研究也表明，由于此时学堂大量吸纳科举士子，“他们的一些人既是高等学堂的主体，又是主要面向年龄较小无功名者的初级学堂的教习主体，又是基层新式初级学堂的主要设立者和管理者，成为新式的学绅”（《1905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层》，《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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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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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退想斋日记》，1908年4月22日，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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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退想斋日记》，1906年5月19日，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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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胡思敬：《国闻备乘·科目盛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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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公奴：《金陵卖书记》，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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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政务处奏酌拟举贡生员出路章程折》，《东方杂志》第3卷第4号，1906年5月18日，内务，第9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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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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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参见何刚德《客座偶谈》卷2，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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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关于学部官员升迁调补的文件》，学部档案全宗，职官类第1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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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代序，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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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陈其栋修《云南省宣威县志稿》卷6，《中国方志丛书·第卅四号》，据民国23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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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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