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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退想斋日记》，1907年9月13日，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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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朱峙三日记》，1904年9月27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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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朱峙三日记》，光绪三十年甲辰日记序，《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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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朱峙三日记》，1905年5月22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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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退想斋日记》，1907年1月6日，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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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退想斋日记》，1906年7月30日，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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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退想斋日记》，1906年4月14日，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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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朱峙三日记》，1903年11月8日，12月21日、26日、3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8、312—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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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中外日报》190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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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一些年龄偏大的塾师对改良私塾往往有明显抵触情绪。苏州吴江县视学员在对辖区内私塾的调查走访中，劝说一位姓顾的塾师改课本，对方“以手指口云，我欲吃饭，有什么改良不改良。随劝改用课本，亦可吃饭，顾云我不会教”。转引自沈洁《废科举后清末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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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9页；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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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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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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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朱峙三日记》，1906年1月17日、2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9—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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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朱峙三日记》，1907年6月18日、9月8日、9月15日、10月13日，1908年4月13日、5月1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第164、168—171、179页。第181页记“上午在自习室作论说一篇，《寒溪避暑记》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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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代序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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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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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五章 立停科举后的抡才与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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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前途而言，终结科举制对于不同地域和年龄的士子命运有着不同的影响，而从政府层面看，立停科举的制度变革初衷，实际贯彻起来却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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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奏准立停科举的督抚及清廷的意识里，科举为立停而非废除。“立停科举”是与此前清廷批准的十年三科渐停科举相对应的概念，既是1905年袁世凯等督抚向清廷奏陈之策，亦为传媒报道指称清廷颁布停止科举考试上谕的事件所用之词。后来人则多以“停废科举”或“废除科举”相称，往往忽略了“立停”与“废除”在词义与立意方面的差异。“立停科举”决策的用意，其实在于合并科举于学堂，使科举与学堂归于一途，抡才与培才相互统一。与一般时人及后人理解的断然废除有着显著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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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当时不少人亦将立停科举理解为废除或废止，故对停科举之后考试频繁不满。而对后科举时代的学堂的诸多非议，究其原因，还是误以为学堂应该取代科举，与晚清趋新督抚们合并而非取代的设计初衷相去较远。结果使得学堂非驴非马，为世人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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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为国家抡才取士之大典，朝廷选官之“正途”，由于科举侧重文字能力及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这种选材取士标准，与近代欧美各国强调录用专业人才的取向反差较大。[1]清统治者乃至社会有识之士，在后科举时代如何确立考试与选材标准等问题上，认识反复，态度摇摆。[2]而因新式教育从外国传入，中西学能否兼通，亦造成莫大困扰。如何协调中西新旧，一直缠绕不清。立停科举的酝酿及抉择，含有知识系统弃旧图新的价值判断，但旧物并非全为糟粕，而新品未必均是救弊良方，如何权衡取舍，成为长期困扰中国人的一大难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科举改革前已经开始，立停科举后仍然未能解决，矛盾反而在后来的考试与选材用人中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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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代科举考试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因研究角度和关注重点不同，迄今对于科举停止后考试、选材与用人新旧交织、错综复杂的情形仍观照不足，一些不同看法应当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证明。[3]尤其重要的是，对于立停科举前后相关章程与措施的本意及实情，尚须认真解读和联系贯通，才能避免落入“盲人摸象”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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