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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道对学堂学生中学程度的担忧相对，日本人所办报纸却在尽情嘲笑中国士子对西学的无知。科举立停的当年，各地岁科考试皆以策论取士，考生难以抄袭模仿，故而笑话百出。如某书院月课，以亚力山大传命题，有考生误释为“亚力如山大之传记者”，文云：日本为亚洲一多山岛国，战争之力不亚于西欧，如海上神山般屹立。[21]另一篇报道显示考生对近代西方历史的陌生：某处岁考，题为“拿破仑足迹遍欧亚两洲论”，有答卷曰：欧洲、亚洲幅员辽阔，“非惟人之足迹不能遍，即车之轮、马之蹄亦不能遍也”。但天不绝人，有一种生物神，“非金非木，有色有声，即所谓拿破仑者是也。破仑之为物甚小，有柄焉可以拿，人苟拿之，则日行百里者，可则五百里……外国练兵之法，阵势既熟之后，则练习拿破仑。既拿破仑之后，则欧洲之大，亚洲之广，足迹均可遍也”。在这样完全不着边际的臆想之余，还要进而建议，应节俭财力，“派员赴欧亚各国购买拿破仑若干具，使军士人人拿之，更何惧彼奇门遁法为哉”。[22]学堂学生与科考士子的两极表现，似乎表明中西学贯通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顾此则失彼，这成为困扰制约学堂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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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才的层面，学堂教育能否中西学并重，一些趋新人士有着自己的判断。1898年7月，吴汝纶议及京师大学堂设总教习一事，表明看法：“以中学为主，主中学，势必不能更深入西学；若深入西学，亦决不能再精中学，既不能兼长，何能立之分教习之上，而美其名为总教习哉！”[23]总教习尚且不能中西学兼长，何况青年学生？因此，在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看来，中西学并存之道，不能仅由学堂教育来实现。1902年，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后，致函贺松坡，再次谈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对学堂教育的实况前景忧心忡忡：“新旧二学，恐难两存”，“若西学毕课再授吾学，则学徒脑力势不能胜。此鄙议所谓不能两存者也。此邦有识者或劝暂依西人公学，数年之后再复古学；或谓若废本国之学，必至国种两绝；或谓宜以渐改，不可骤革，急则必败。此数说者，下走竟不能折衷一是，思之至困！执事乃欲兼存古昔至深极奥之文学，则尤非学堂程课之浅书可比，则尤无术以并营之，又众口之所交攻者也。西学未兴，吾学先亡，奈之何哉！”[24]在日本深入考察西方学制的吴汝纶已清醒地意识到，中学与西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姑且不论两者是否有融通的可能，仅就学生精力而言，试图两学兼顾的设计本身，就是一厢情愿的妄想。而朝野不断鼓噪迅速推广新式教育以救危亡，其实恰是以牺牲几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学为昂贵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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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预测并感伤于中学将亡，吴汝纶仍然竭力反对在学堂实施中西学并重的计划，担心学制因此无限延长，人才培养缓不济急：“今约计西学程度，非十五六年不能卒业，吾国文学又非十五年不能卒业，合此二学，需用卅余年之日力。今各国教育家皆以为学年限过久为患，群议缩短学期。今我又增年限一倍，此乃教育之大忌。然则欲教育之得实效，非大减功课不可。”至于如何增减，吴汝纶的具体建议是：“西学则宜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而外国语文从缓。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其效约在十余年之后，非救急之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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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堂教育的中西学地位，关系到新式学堂的生存发展，官方极为敏感，取道中庸似乎较为稳妥。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第一折，作为教育改革的宗旨趋向，正式提出中学与西学并途、中才与西才同造的方针。[26]张之洞认为，学堂学生若“皆以中国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故“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庶可有裨时艰”。[27]这一方针始终影响着清廷科举改革的思路，而实际运作中却遭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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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并途的教育方针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就教学实践而言，两者殊途难以同归。由于中西学均极博大，学堂教育很难实现兼通，莫如顺势应时，另辟蹊径。1901年10月28日，原河南巡抚于荫霖在回銮途中晋见，与慈禧谈及变法，直言不讳地对刘坤一与张之洞的主张表示怀疑：“国家造士全为中材，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议普通学合，今日臣工士子恐无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论，秀才数万，举人将数千，使之尽通乌乎能？势必如圣谕所云，抄写洋报而已。莫若使之为专门之学，除四书五经外，无论中学、外学，各通一艺，不必强兼。专则有功，简则易能，譬如能算学，则为算学人才；能制造，则为制造人才；能通本朝掌故，则为掌故人才。能如此，便真有人才可用。”[28]于荫霖明确反对不切实际的中西兼容之说，主张中西分造，人才规格各异，以各有所长为国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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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西学不易兼得的两难和急需用人的现实，于荫霖以专才代通才的主张不无道理，张之洞本人也曾于两宫召见时承认自己不懂声光电化诸学。[29]纵览海内外，即使在一定领域能够学贯中西者亦属凤毛麟角，对于一般学子，更是过于理想的要求。故放弃通才标准，在以中学为根底的前提下，使其专精一门，可能较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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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的情况看，由于清廷对中西学并途打造经世致用全才充满热切期待，于荫霖更改选材标准的建议，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1902年12月1日发布的上谕，明确表示选材必须中西学兼顾，即使已获三甲的新进士，乃至早已入仕为官者都不能例外。[30]其用意显然是希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三甲进士，在京师大学堂兼学一门西学，成为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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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堂的抡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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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科举改革初期，以至停罢科举之后，如何贯通抡才与培才，坚持中学西学并重，促使新学与旧学衔接，一直困扰着主导改革者的倡行与决策，但前后侧重有所分别。议改科举阶段，重点在如何使科举接纳新学，科举停罢后，则是怎样才能使科举抡才的形式与精神在学堂教育中延续。奖励学堂出身，考试留学毕业学生，拟定及不断修改学堂考试章程，就是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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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奖励学堂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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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初期，张謇在《变法平议》中提出，为了使新式学堂得以发展和推广，应当以奖励出身为措施，鼓励进学：“使其家人父子，咸愿其家有一人焉，入学堂以发名成业，其必自明定学生登进之路始。凡历小学校至府州县寻常中学校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生员。其中学校之师范高等分数多者，作为贡生。由是而文者历专门学校文法理工农医科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举人。又历大学院文法理农工医科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进士。”对于军官学校的学生也应给予相应的武职出身。他还认为：“士之希生员、举人、进士也，为其荣于邦，而他日足以赡其家。”就读学堂的学费虽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与旧学相比，应试之人“得者仅数千百之一，而不得者屡丧其资斧”，机会成本更大。两相比较，旧学并不优于新学。因此，若明定奖励出身，对于士子很有吸引力，可以导致新学繁荣及风气转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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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这一设想，符合趋新督抚们合并科举于学堂的基本思路，通过奖励出身的方式衔接新学与旧学，不仅具有简单易行的优势，还能大大地减弱士子对于新学的抵触。1904年1月颁行的癸卯学制，通过《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明确将各种学堂的类别、学习年限、学生学习程度，直接与出身和实官用途分别对应，并作出详细规定。如自小学堂起，至通儒院毕业，约需25年，其毕业“予以翰林升阶”。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考列最优等者，作为进士出身，用为翰林院编修、检讨升入翰林；考列中等者，则作为举人出身，以各部主事分部尽先补用。即使二次均考列下等者，仍可以知县分省补用。其他各种专门学堂或高等小学堂，均以举、贡、优、拔作为奖励，并对应各种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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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该奖励章程的规定，形式上学堂学生不必通过科举的程序，而实际上却继承了科举以考试为入仕进阶的传统。与科举考试的显著区别，一是学堂考试虽与奖励出身并授予官职相结合，但皆以分数定等，均不限名额；二是各省公设、私设学堂，只要曾经呈报本省学务处、咨明学务大臣立案，“其教育悉遵用官学堂课目规则办理者，毕业后，得一体申送考入官设之升级学堂。应得奖励，与官学堂学生无异”。[32]毋庸讳言，任何政令与制度的实施贯彻均有时效性，在新学萌芽与发展初期，由于科举考试的惯性作用，奖励章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扶持新学的作用。而在科举停废之后，继续实行奖励出身办法，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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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考试“明经、进士及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不能直接入仕做官，必须再经过吏部考试，及格后才能分配官职，脱去粗麻布衣服，换上官服，即所谓‘释褐’”。[33]清代科举在殿试获进士出身后，仅一甲三名直接授翰林院修撰与编修，二、三甲进士还须参加吏部主持的朝考，除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外，其余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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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奖励学堂出身与停止朝考两项，实际上不仅将科举与学堂合二为一，且彻底改变了唐以后实行近千年的取士与举官分离的办法，再度将二者合为一体。由于学生人数众多，照此办法，必然造成毕业即授官者比比皆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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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一重大变化可能对吏治与育才造成恶果，有识者已疾呼政府纠偏。1905年9月，清廷刚刚颁布停废科举的上谕，御史陈增佑即上《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其基本主张为：科举既然已经废除，“则士子出身，尽归学堂一途”，而《奏定学堂章程》内，所列奖励出身各条，与各国取士之法“绝不相合”，[34]必须尽快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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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奖励学堂出身，造成“学堂与仕进混合之弊”，其结果仍是所学非所用。他举证大学堂分科及实科毕业奖励授予各种相应官职者，其职位与事务，与所学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以致“滞碍难行之处极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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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后，学堂普及已无阻碍，各省所有中学小学毕业生以数千人计，全部作为拔贡、优贡、秀才，“名器太滥，不足以劝”。奖励出身所造成的学堂与仕进相混同的弊端，若“行之十年，进士举人塞满天下，而人亦不复为贵，殊非政体”。东西各国学堂学生毕业仅获文凭，官员选拔，仍需通过专门考试，而应试者，皆为取得学堂毕业文凭的学生，所考职位，多与所学内容对应，笔试和口试结合。有鉴于此，他主张各专门学堂毕业生根据自己所学专业选择职业，“学农者为农师，学工者为匠师，学商者入银行，学医者入医院，盖各有当办之务，而不必皆为官也”。建议清廷考虑将“学堂与出身，截然分为两途”，[36]仿照西方各国向毕业学生颁发文凭，学校只应负责培才，而非将抡才与培才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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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清廷对废除奖励出身可能影响兴学的顾虑，他强调：“科举既废，则出身只有学堂一途，自不能舍此他适。学堂虽非作官之地，而为官则必须已学之人，亦不忧其不踊跃从事矣”。当初以奖励出身鼓励士子们报考新式学堂，皆因科举与学堂并存，既然已立停科举，撤除兴学障碍，便无须顾忌因取消奖励出身而影响兴学大计。他还指出：“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作官。人人皆知求学，则各谋其本业，而天下以安；人人皆思作官，则各忘本分，而侥幸奔竞之风作矣”。[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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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奏章看，陈增佑似乎深悉近代教育的本质，知道学堂课程是根据中等资质的人而设置，通过课程考试，一般中材可成，但若要“能悟新理，创新法者，皆由深造自得而成”。近代学堂教育的宗旨是教成人格，教成国民，寓国富民强、通国皆兵之意，使受教育者多才艺，“而谋生之途较广”。“故以学堂为专造人才而设，实昧于兴学之本旨也”。[38]这一分析揭示了新旧学的本质区别，也说明抡才与培才相统一的理想设计，有违取材与选官分途的普遍规则，会助长学生读书做官的愿望，造成人才积压与仕途拥挤，妨碍新式人才学以致用。只是专才不仅是为了谋生，人才也不仅限于做官，这样的道理，陈增佑还不能透彻认识。奖励出身和实官，就是单独以做官的标准衡量人才，忽略社会职业同样也有规格不同的人才需求，只不过标准有别而已。令人遗憾的是，清廷顾忌影响科举善后，并未采纳其合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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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宣统三年七月，《学部会奏酌拟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才正式将停止奖励实官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学部反省将求学与得官相混淆的弊端危害：“窃维东西各国学堂毕业与入官考试无不判为二事。中国兴学之初，科举未停，任官之制未备，自不得不沿用科举办法，学堂毕业者即予实官，以广登进而资任使。惟比年以来，毕业人数逐渐增加，而官缺之增设有限，学生得官以后仍复置之闲散，且《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应于本年颁布施行，而实官奖励一节，按之将来新章，不免有所牴牾。”学堂毕业给予实官奖励的规定，至此基本完成了后科举时代过渡衔接的使命，为了避免不同规定之间实施的冲突，“拟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无论何项学堂考试毕业者，概不给奖实官。其游学毕业生之廷试，明年亦拟不复举行，另由内阁会同各部规定文官考试资格及技术官、教育官须用专门毕业人才之办法，以昭核实而励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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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同时说明，关于学堂学生的毕业名称，有两种方案：一是仿照日本，改用察博士、学士、得业士（高等及专门学堂毕业者）；另一种是沿用旧学的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名目。学部认为，日本做法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中学堂以下毕业者的名称，不利于教育的推广，尤其对于偏远地区来说，旧学功名仍是兴学的重要动力。并引用甘肃提学使的奏报，当地给予过毕业奖励的学堂，续招新生尤其踊跃，而未有奖励的学堂，则学生数量极少。“若将毕业名称靳而不与，不特未设学堂之处无增加之望，恐已设之学堂亦有解散之虞。是废止进士、举、贡等名称别定学位，虽属正当办法，而按之现在情形，则尚未能骤行”。学部最终采取折中办法，决定《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实行后，各学堂毕业名称，大学毕业者仍为进士，高等学堂仍为举人，中学及相同程度之学堂毕业统称贡生，高等小学及初等实业学堂毕业者统称生员。高等专门学堂毕业者，均加上某科进士或举人字样，以示与普通教育毕业者之区别。凡获得上述名称者均以毕业考试成绩列中等以上为限。与此同时，宣布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其已经获得学堂奖励各种功名者，“不准截取就职”，仍需要按新章规定重新参加文官任用考试。宣统三年七月十七日，该章程获得朝廷批准颁布，学部为此专文通行各省督抚，要求“凡学生毕业在接奉官报以后者，均应遵照新章拟奖”。[39]但此时武昌起义的爆发，已相距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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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堂考试章程的出台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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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立停科举的督抚奏章中所涉科举与学堂合二为一的内容，也许仅仅是为了减少兴学阻碍的托词，不过，科举考试的形式甚至某些内容，的确在后科举时代的学堂教育里得到延续。[40]更重要的是，1905年立停科举后，新式学堂不仅沿袭了科举取士的固有功能，而且承担了因铨选未及应变所新增的新学人才选官机制。因此，相关考试不但没有随着立停科举而中止，反而由于既有格局的改变及新旧并轨衔接的双重压力，数量不断增多，种类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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