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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西学不易兼得的两难和急需用人的现实，于荫霖以专才代通才的主张不无道理，张之洞本人也曾于两宫召见时承认自己不懂声光电化诸学。[29]纵览海内外，即使在一定领域能够学贯中西者亦属凤毛麟角，对于一般学子，更是过于理想的要求。故放弃通才标准，在以中学为根底的前提下，使其专精一门，可能较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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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的情况看，由于清廷对中西学并途打造经世致用全才充满热切期待，于荫霖更改选材标准的建议，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1902年12月1日发布的上谕，明确表示选材必须中西学兼顾，即使已获三甲的新进士，乃至早已入仕为官者都不能例外。[30]其用意显然是希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三甲进士，在京师大学堂兼学一门西学，成为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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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堂的抡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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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科举改革初期，以至停罢科举之后，如何贯通抡才与培才，坚持中学西学并重，促使新学与旧学衔接，一直困扰着主导改革者的倡行与决策，但前后侧重有所分别。议改科举阶段，重点在如何使科举接纳新学，科举停罢后，则是怎样才能使科举抡才的形式与精神在学堂教育中延续。奖励学堂出身，考试留学毕业学生，拟定及不断修改学堂考试章程，就是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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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奖励学堂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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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初期，张謇在《变法平议》中提出，为了使新式学堂得以发展和推广，应当以奖励出身为措施，鼓励进学：“使其家人父子，咸愿其家有一人焉，入学堂以发名成业，其必自明定学生登进之路始。凡历小学校至府州县寻常中学校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生员。其中学校之师范高等分数多者，作为贡生。由是而文者历专门学校文法理工农医科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举人。又历大学院文法理农工医科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进士。”对于军官学校的学生也应给予相应的武职出身。他还认为：“士之希生员、举人、进士也，为其荣于邦，而他日足以赡其家。”就读学堂的学费虽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与旧学相比，应试之人“得者仅数千百之一，而不得者屡丧其资斧”，机会成本更大。两相比较，旧学并不优于新学。因此，若明定奖励出身，对于士子很有吸引力，可以导致新学繁荣及风气转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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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这一设想，符合趋新督抚们合并科举于学堂的基本思路，通过奖励出身的方式衔接新学与旧学，不仅具有简单易行的优势，还能大大地减弱士子对于新学的抵触。1904年1月颁行的癸卯学制，通过《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明确将各种学堂的类别、学习年限、学生学习程度，直接与出身和实官用途分别对应，并作出详细规定。如自小学堂起，至通儒院毕业，约需25年，其毕业“予以翰林升阶”。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考列最优等者，作为进士出身，用为翰林院编修、检讨升入翰林；考列中等者，则作为举人出身，以各部主事分部尽先补用。即使二次均考列下等者，仍可以知县分省补用。其他各种专门学堂或高等小学堂，均以举、贡、优、拔作为奖励，并对应各种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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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该奖励章程的规定，形式上学堂学生不必通过科举的程序，而实际上却继承了科举以考试为入仕进阶的传统。与科举考试的显著区别，一是学堂考试虽与奖励出身并授予官职相结合，但皆以分数定等，均不限名额；二是各省公设、私设学堂，只要曾经呈报本省学务处、咨明学务大臣立案，“其教育悉遵用官学堂课目规则办理者，毕业后，得一体申送考入官设之升级学堂。应得奖励，与官学堂学生无异”。[32]毋庸讳言，任何政令与制度的实施贯彻均有时效性，在新学萌芽与发展初期，由于科举考试的惯性作用，奖励章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扶持新学的作用。而在科举停废之后，继续实行奖励出身办法，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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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考试“明经、进士及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不能直接入仕做官，必须再经过吏部考试，及格后才能分配官职，脱去粗麻布衣服，换上官服，即所谓‘释褐’”。[33]清代科举在殿试获进士出身后，仅一甲三名直接授翰林院修撰与编修，二、三甲进士还须参加吏部主持的朝考，除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外，其余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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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奖励学堂出身与停止朝考两项，实际上不仅将科举与学堂合二为一，且彻底改变了唐以后实行近千年的取士与举官分离的办法，再度将二者合为一体。由于学生人数众多，照此办法，必然造成毕业即授官者比比皆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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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一重大变化可能对吏治与育才造成恶果，有识者已疾呼政府纠偏。1905年9月，清廷刚刚颁布停废科举的上谕，御史陈增佑即上《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其基本主张为：科举既然已经废除，“则士子出身，尽归学堂一途”，而《奏定学堂章程》内，所列奖励出身各条，与各国取士之法“绝不相合”，[34]必须尽快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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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奖励学堂出身，造成“学堂与仕进混合之弊”，其结果仍是所学非所用。他举证大学堂分科及实科毕业奖励授予各种相应官职者，其职位与事务，与所学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以致“滞碍难行之处极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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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后，学堂普及已无阻碍，各省所有中学小学毕业生以数千人计，全部作为拔贡、优贡、秀才，“名器太滥，不足以劝”。奖励出身所造成的学堂与仕进相混同的弊端，若“行之十年，进士举人塞满天下，而人亦不复为贵，殊非政体”。东西各国学堂学生毕业仅获文凭，官员选拔，仍需通过专门考试，而应试者，皆为取得学堂毕业文凭的学生，所考职位，多与所学内容对应，笔试和口试结合。有鉴于此，他主张各专门学堂毕业生根据自己所学专业选择职业，“学农者为农师，学工者为匠师，学商者入银行，学医者入医院，盖各有当办之务，而不必皆为官也”。建议清廷考虑将“学堂与出身，截然分为两途”，[36]仿照西方各国向毕业学生颁发文凭，学校只应负责培才，而非将抡才与培才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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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清廷对废除奖励出身可能影响兴学的顾虑，他强调：“科举既废，则出身只有学堂一途，自不能舍此他适。学堂虽非作官之地，而为官则必须已学之人，亦不忧其不踊跃从事矣”。当初以奖励出身鼓励士子们报考新式学堂，皆因科举与学堂并存，既然已立停科举，撤除兴学障碍，便无须顾忌因取消奖励出身而影响兴学大计。他还指出：“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作官。人人皆知求学，则各谋其本业，而天下以安；人人皆思作官，则各忘本分，而侥幸奔竞之风作矣”。[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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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奏章看，陈增佑似乎深悉近代教育的本质，知道学堂课程是根据中等资质的人而设置，通过课程考试，一般中材可成，但若要“能悟新理，创新法者，皆由深造自得而成”。近代学堂教育的宗旨是教成人格，教成国民，寓国富民强、通国皆兵之意，使受教育者多才艺，“而谋生之途较广”。“故以学堂为专造人才而设，实昧于兴学之本旨也”。[38]这一分析揭示了新旧学的本质区别，也说明抡才与培才相统一的理想设计，有违取材与选官分途的普遍规则，会助长学生读书做官的愿望，造成人才积压与仕途拥挤，妨碍新式人才学以致用。只是专才不仅是为了谋生，人才也不仅限于做官，这样的道理，陈增佑还不能透彻认识。奖励出身和实官，就是单独以做官的标准衡量人才，忽略社会职业同样也有规格不同的人才需求，只不过标准有别而已。令人遗憾的是，清廷顾忌影响科举善后，并未采纳其合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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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宣统三年七月，《学部会奏酌拟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才正式将停止奖励实官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学部反省将求学与得官相混淆的弊端危害：“窃维东西各国学堂毕业与入官考试无不判为二事。中国兴学之初，科举未停，任官之制未备，自不得不沿用科举办法，学堂毕业者即予实官，以广登进而资任使。惟比年以来，毕业人数逐渐增加，而官缺之增设有限，学生得官以后仍复置之闲散，且《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应于本年颁布施行，而实官奖励一节，按之将来新章，不免有所牴牾。”学堂毕业给予实官奖励的规定，至此基本完成了后科举时代过渡衔接的使命，为了避免不同规定之间实施的冲突，“拟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无论何项学堂考试毕业者，概不给奖实官。其游学毕业生之廷试，明年亦拟不复举行，另由内阁会同各部规定文官考试资格及技术官、教育官须用专门毕业人才之办法，以昭核实而励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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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同时说明，关于学堂学生的毕业名称，有两种方案：一是仿照日本，改用察博士、学士、得业士（高等及专门学堂毕业者）；另一种是沿用旧学的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名目。学部认为，日本做法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中学堂以下毕业者的名称，不利于教育的推广，尤其对于偏远地区来说，旧学功名仍是兴学的重要动力。并引用甘肃提学使的奏报，当地给予过毕业奖励的学堂，续招新生尤其踊跃，而未有奖励的学堂，则学生数量极少。“若将毕业名称靳而不与，不特未设学堂之处无增加之望，恐已设之学堂亦有解散之虞。是废止进士、举、贡等名称别定学位，虽属正当办法，而按之现在情形，则尚未能骤行”。学部最终采取折中办法，决定《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实行后，各学堂毕业名称，大学毕业者仍为进士，高等学堂仍为举人，中学及相同程度之学堂毕业统称贡生，高等小学及初等实业学堂毕业者统称生员。高等专门学堂毕业者，均加上某科进士或举人字样，以示与普通教育毕业者之区别。凡获得上述名称者均以毕业考试成绩列中等以上为限。与此同时，宣布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其已经获得学堂奖励各种功名者，“不准截取就职”，仍需要按新章规定重新参加文官任用考试。宣统三年七月十七日，该章程获得朝廷批准颁布，学部为此专文通行各省督抚，要求“凡学生毕业在接奉官报以后者，均应遵照新章拟奖”。[39]但此时武昌起义的爆发，已相距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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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堂考试章程的出台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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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立停科举的督抚奏章中所涉科举与学堂合二为一的内容，也许仅仅是为了减少兴学阻碍的托词，不过，科举考试的形式甚至某些内容，的确在后科举时代的学堂教育里得到延续。[40]更重要的是，1905年立停科举后，新式学堂不仅沿袭了科举取士的固有功能，而且承担了因铨选未及应变所新增的新学人才选官机制。因此，相关考试不但没有随着立停科举而中止，反而由于既有格局的改变及新旧并轨衔接的双重压力，数量不断增多，种类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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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的规定，国内新式学堂的考试分为五种，即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其中临时、学期、年终三种考试，均由学堂自行办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主持者和操作程序与科举岁科极为相似。中等以上学堂的毕业考试，明确规定“拟照乡、会试例，高等学堂毕业，届期奏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详加考试；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届期奏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详加考试”，显示了模仿延续科举形式的旨意，以贯彻学堂与科举熔于一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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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毕业考试的形式内容，显然也吸收了戊戌以来科举改革的成果，体现了中西学并重的准则。如规定学堂毕业考试分内外两场，外场试在学堂举行，有笔试与口试两种形式。口试部分按学科门类分日考问，笔试部分则将试题公开，“笔答或应演图者，均当堂在漆牌上写出”。内场试则完全为笔试，“拟比照拔贡、优贡例，只考两场，以当日完场为便。每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内外两场考完，以各科所得分数，“并参证平日功课册、行检册所列分数，汇定一总分数，第其高下，以定去取”。[41]这些规定，既与近代西方各国学制的办法不同，也与科举改章的做法有别，可谓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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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学堂考试制度，确实反映了统治者选材标准中西并重、中体西用的旨意，一方面继承了科举改革后考试的一些内容和形式，保持了经史论策的传统，另一方面新式学堂制度毕竟来自西方，与科举仅以文字楷法取士相比，学堂考试章程增加了口试的形式及检查学科讲义的内容，考官可以直接观察学生的即时反应，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表达能力，有助于避免枪替、抄袭等弊端。此外，为了平衡地区之间的差别，控制教育质量，还增加了毕业复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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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学堂数量快速增长，在各科教育不断发展的同时，传统中学衰微已呈江河日下之势。面对兴西学与保中学的尖锐矛盾，最高统治者很快作出抉择。1906年3月20日，都察院御史刘汝骥于俸满召见时，在中南海西暖阁与慈禧就学堂的现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慈禧问道：“直隶学堂如何？”刘奏答：“近日办学堂的毛病是糜费太多，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慈禧接着表态：“经学是最要紧的，万不可荒废。”刘汝骥赶紧汇报：“近日英、法、德、俄、瑞士各国，翻译中国书甚多，四子五经，彼国童子皆能童而习之。”于是慈禧关心起派遣留学的效果：“日本留学生将近万人，国家费用不少，流弊日多，何故？”刘汝骥认为：“此当慎之于始，非中学有根柢者不得遣派，自然流弊可去。”[42]此后，经学为重的抉择，以及选拔派遣留学生注重中学基础的倾向，成为学部的指导方针，并逐渐变成衡量学堂教育效果的重要标准。1907年至1909年，存古学堂蔚然兴起，便是表征之一。[43]另外，学部成立前后，清廷选派留学生的办法和考试取录条件有所变化，立停科举前遣派留学，只注重年龄及英文水平。1907年以后，取录首先强调“国文通达”，其次才是英文程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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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月，学部奏准《修改各学堂考试章程折》，最值得注意之处，便是明确了各学堂必须考试经史课目，原来未设经史课目的学堂，也须加试经学一题、中国史学一题。而“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考试中国文学一科，应试二题，一题就该学堂主要学科命题，观其知识能否贯通，一题就中国经史命题，观其根柢是否深厚”。经史考试的分数不仅作为一门独立课目计算，还与毕业考试的平均分数一起计入总分。经学课程之外，品行分数与修身科分数另行计算。[45]与此同时，慈禧颁布懿旨，强调学堂管理应“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理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学部选派的视学官若发现离经叛道、品行不端之人，“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甚至督抚及提学使亦难辞其咎。[46]显然，当道不但希望在学制中努力保留读经问史的传统，延续科举时代的精神，而且冀望借此整饬学堂，控制学生，消弭祸乱，维持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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