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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试图纳科举于学堂，且抡才皆为入仕，故培才也相应更多考虑官吏养成，而非国民教育及悉心培养各行业的技术人员，这与从西方引入的近代学制的内容和宗旨一开始就背道而驰，其后更渐行渐远。这种求全责备、违背教育规律的设计，也使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不堪重负，且与人们此前的热切期待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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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国留学生考试的科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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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抡才与培才合二为一理念的主导，立停科举后，除国内学堂学生毕业考试外，留学毕业生也须通过回国考试，才能确认资格并授予相应出身，有的还直接授予职官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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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于1905年7月3日举行，此时科举制尚未废除，学部也未成立，考试的组织由学务处主持。据第一次出国游学毕业生考试亲历者曹汝霖的回忆，尽管参加考试的仅有14人，程式却十分有秩序而且郑重。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及格者再参加第二场即保和殿殿试。题目分为文理科两种，文科题为策试。殿试不久便引见授职，一等为进士，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为举人，授七品小京官、知县。[50]依据亲历者的描述，留学生回国考试从形式到内容大多仿照科举，却无须朝考便授职，则确有将抡才与授官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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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成立后，加强了对留学生考试的组织管理，1906年10月2日，清廷批准的《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规定，游学毕业生回国的考试分为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两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各一题。游学生考试卷有襄校官分阅并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定取最优等、优等和中等。[51]按照考试的成绩与名次，授予出身及奖励实官，这对毕业生本人和政府用人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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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二次毕业留学生回国考试亲历者颜惠庆回忆，应试者对文字种类尚可选择。主考官唐绍仪是留美幼童出身，而副考官包括严复与詹天佑均有留学经历，令参加考试的留学毕业生感到亲切和欣慰。“试题与答卷均用英文，这在会试中实属奇事”。[52]与应考者的感受迥异，作为考试主持者的学部诸位堂官，面对应试者的答卷，心情却颇为复杂。媒体报道：“考试留学生同考官严幼陵观察，因见此次所取各学生欧美科学均极优长，独于国文一门未窥堂奥，特上条陈于学部各堂官，请代奏设立国文专馆，延湛深中学之士充当教习，将已取各生派入肄业，限以三年毕业，然后廷试给予出身。”[53]严复的建议，显然是反向模仿光绪二十八年新进士须到京师大学堂肄业三年后方授职的前例，让留学毕业生补习国学，所据宗旨仍为中西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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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照此议实行，一是国内学堂学生毕业将在学习年限及费用方面，明显优于留学生，从而造成留学生源难以为继；二是人才培养周期大为延长，急需留学生的部门缓不济急。因此，至少在操作层面看，严复的建议过于理想。最终学部出于鼓励留学的整体考虑，未予采纳，但对留学生中文程度的担忧，却成为历任学部主官的心病。第三届游学毕业考试，中文考试题目出自《左传》：“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于上国”。一考生原来的外国毕业文凭成绩为优等，因此次考试中文答卷有“古之所谓车者，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一句，竟然落第。[54]为了提高留学生的中文水平，管理学部大臣张之洞建议：“此次考取留学生，凡中文程度低者，须限年补习，并拟严定下届考试办法，谓长此不变，必致斯文扫地，非中国福。”[55]不久，张之洞又为考试留学生事具折奏请，“考试宜注重于普通学……近年一般青年留学者，多系有名无实，甚有浪游终日，全不上课者。拟请严加甄别，以杜倖进而宏奖励”。[56]进一步严格留学生出国资格的考试和审查，并设法加强留学生的日常管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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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回国留学生的不断增加，原有考试场所难以容纳众多考生。1910年留学生毕业回国考试，学部堂官本拟改就京师大学堂举行，“嗣因学部堂官以既名殿试，不能易地，致蹈名不副实之诮，且体制攸关，未便轻易更改，监国亦深以为然，故现仍定在保和殿举行”。[58]在科举废止五年之后，留学生考试不但仍以科举为基本程式，且因“体制攸关”而不敢改动考试地点，显示当局坚持贯彻将科举与学堂熔于一炉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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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考试，除保留廷试的形式之外，出于对革命党人活动日益活跃的恐惧，考试的内容与前两次相比更趋守旧。学部认为：“惟有严加考试，专重国文，视其中学有根底者择尤录取。盖因文见道，察其言论，即可测其性情，凡中学深者，类皆能知忠君大义，断不至为逆党所煽惑云云。刻已决定廷试试卷仍照往年殿试旧规，限令对策一篇，以定甲乙。”[59]从甲辰科三甲进士须一律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三年才能授职，至出国留学毕业生殿试恢复科举策问，历史在短短几年中怪异地翻转轮回。可见作为检验人才的手段，考试形式与内容的变化，其实是选材标准变动的重要体现。学堂考试与选材，始终与清廷的国策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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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议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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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纳科举于学堂的设想，举贡优拔考试和生员考职、各级各类学堂的毕业考试复试、留学生毕业回国考试，新旧交织，你方唱罢我登场，构成了清末“考试社会”的独特景观，也招致朝野诸多批评和非议。这些批评意见对学部加强学堂学生管理及调整考试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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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翰林院侍读周爰诹以学堂招致乱党之祸为由，要求撤回日本留学生并停止毕业考试，“四书五经皆令默试”，禁女子出洋游学，设法推广存古学堂，[60]虽因矫枉过正、偏激太甚而被学部议驳，所谓“因废科举而并废圣贤之书”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存古学堂却因此而上下呼应，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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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监察御史胡思敬指斥学堂新章行之数年，有十弊六害。十弊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实施分科教学，中学所占比重过少，乃“有心撕灭数千年礼教纲常”；（2）学制规定中学生以上“皆以洋文为主课，旷少年之时日，锢子弟之聪明”；（3）学堂规制章程，服饰语言皆效法洋人，数祖忘典；（4）教习兼差过多，学生不守规则，滋事妄言，丧失师道尊严；（5）学堂出身过滥，学生计较奖励轻重而频繁易校，导致仕途冗杂，吏治败坏，斯文扫地。六害即学费过高有压抑寒畯之害；医学工等分科专才入仕为官有搅乱仕途之害；各地为兴办学堂，筹集经费，捐派繁重，有骚扰闾阎之害；专重外洋专门实业，以为人才标准，有摧残士类之害；东洋留学生党派甚多，内地学生遥相提倡民权，有增长逆焰之害；派遣留学生与购置学堂教学器具，大量国帑外流，导致国家贫弱，有推广漏卮之害。[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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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所陈学堂的十弊六害，虽然如其承认的那样，“激于一时孤愤，不免言之过当”，但其中亦有不少值得深思之处，如医学工等分科专才入仕为官扰乱仕途，以及“学生屡迁，各计较奖励轻重以定去留。无不请奖之学堂，即无不毕业之学生。而朝廷鼓舞之法穷矣”，从反面印证了新式学堂过于借重科举功名，与新式教育宗旨相悖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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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7月《申报》发表的一则评论耐人寻味：“学堂，新也，科举，旧也，判然如泾渭之不容混合者也，今则浑而为一。学堂，校长也，教员也，学生也，可以考优拔，是由学堂而入于科举之途。科举，举人也，拔贡也，优贡也，可以入经科大学，是由科举而入于学堂之途。出中小学，考优贡，得优贡，入大学，出学堂入科举，出科举入学堂，出此入彼彼入此。异哉，中国之学堂，异哉，中国之科举。或曰，吾道一以贯之，何学堂科举之有？”[62]趋新督抚们纳科举于学堂、中西学并重、抡才与培才结合的愿望，实行起来却产生了彼此混同的偏蔽，就时人的观感来说，这种融合新旧、贯通中西的努力，似乎不伦不类，仿佛给科举披上了学堂的外衣，而给学堂注入了科举的灵魂，最终在趋新与守旧两面均不能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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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堂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留学生毕业回国人数的增加，奖励出身持续产生负面影响。1909年10月下旬，御史赵熙以学部考试游学毕业生名单为据，上奏《试学入官宜名实相副折》，提出按照学部考试游学生的情况及奖励章程的规定，本届留学毕业生有工科六名、农科二名、医科二名、格致科二名、法政科一名列最优等，可获进士出身，有入翰林之望。但新式学堂所学乃专门实业之学，以此充当文学侍从，乃所学非所用，名实不符。应当各归所学，如以习农工商者安排到农工商部等。故“有请者学位与官职当各为一事，不必毕业者人人皆官”。特别强调“人人以学为生计，自立之道也；人人以官为生计，非自立之道也。方今各学堂学生及游学生合之优拔诸生，人人皆官，官既日多一日，诚恐生计日促一日”[63]，不仅导致仕途拥挤，吏治混乱，还使学用相悖。所说与1905年9月御史陈增佑所上《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大同小异，境遇却截然不同，该折很快引起清廷重视，奉旨“下学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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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议复赵熙之折时，承认按章奖励留学生，确有所学非所用之弊，但强调如此办理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翰林本为文学侍从，翰林院乃词臣待诏、论撰文史、充经筵日讲、备皇帝顾问之所。因科举时代以此为入馆登阁之选，是士人最高荣誉的象征和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而国家富强，又必须提倡实学，发展实业，若因所学为实学而非文学，就不能授予翰林，会被误认为歧视，岂非与提倡鼓励学生选择实学的初衷相左？故以实属权宜情非得已做辩解，并申明“近来游学生之授职翰林中书者，多充学堂教习，或为各部调用，亦尚非尽置之闲散之地”。[64]由于新学难以摆脱科举的阴影，抡才又须与培才统一，诸如此类的弊端便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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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同时承认，新式学堂毕业生的流向呈现过于集中之势，“惟就现在情形而论，游学生毕业授职大半咸集都下，其有授职知县者，亦多呈请留京供差，不愿就外，以致边远省分需用实业人才尚供不副求”。学部为此提出解决方案，即此后游学毕业生廷试仍照旧按等第分别授职，除已授知县应令遵章赴省不得留京外，其余人员由学部汇集名册，分咨各省督抚，查明学堂局所及各种不同类型公司，遇有需要此类人员，开列人数电知，即由学部请旨发往该省委用。按照宪政编查馆分年筹备清单，宣统三年实行文官考试章程，“一俟此项章程实行，则学堂毕业授官自应分为两事，即游学生廷试亦可停止。所有详细章程，应由宪政编查馆妥议具奏。现在距实行文官考试年限已属不远，拟请一切因仍旧章办理，以免纷更”。学部所奏奉旨依议。[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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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赵熙上奏同时，御史叶芾棠奏《官多流杂有害治安请量予停止折》，从危害吏治的角度，要求停止奖励实官。认为科举废除及捐纳停止后，举贡考职、优拔贡考试和留学生、学堂毕业生奖励接踵而至，造成“岁入仕途者不下数千人”的局面，加之各局所、学堂办事人员皆有保奖，“以致各部各省人浮于事几数百倍”。由此造成官场与社会的连锁反应：因差缺难得，拥挤于仕途之人百计钻营；“请托者众，长官不能因缺择人转致为人择缺，则害在吏治矣”；贿赂公行则害在风俗，造成社会风气败坏；因乞官缺而借债者，得官后加倍向民众索取，则害在民生。要求清廷对各种相关奖励予以重新考虑，何项停止，何时停止，应当有所考虑和答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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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政务处认为叶芾棠所奏均为事实，但奖励措施或为鼓励兴学而设，或为疏通立停科举善后士子出路而特别安排，不能遽然中止，“若忽阻于后，未得者必因此而生觖望，办理亦殊多窒碍”，因而建议在宣统三年实行《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时，再将各项奖励措施停止。[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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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言论认为：“科举停而考试频繁，此固议停科举者所不及料也。然而，执此以诟停科举之无谓则又不可。盖今日之考试，与昔日之科举颇相径庭。昔日之科举，直所谓暗中摸索，凭一日之短长者也。今则毕业之证凭及以前当官之成绩均行列入，且分门考校。有真才者，不患无见长之地。”同时指出，不能尽如人意者，为主考者弃取不公，如留学生考试的主考官，或偏重东洋，或偏重西洋，有主观好恶，无一定之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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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级各类学堂频繁的考试，作为主持者的学部，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1910年10月资政院第四次会议上，有人质问学部尚书唐景崇究竟学部整顿各地学务的要点是什么，“试问今年学部专门司忙碌一年，但所忙者但为核分数、忙考试而已，尚有暇注意小学乎？”“学部特派员王君季烈莅坛答辩，谓学堂奖励章程系光绪二十九年所定，彼时因科举初废，出于不得已耳，一俟文官考试章程颁行后，所有学堂奖励章程自然废止。至于考试各省之高等学堂学生，诚恐有程度不足滥为充数之弊，故于慎重之中而有限制之意。”[69]唐景崇和王季烈（学部专门司司长）的回答表明，学部作为主持全国教育行政的最高机构，在过渡时代，既要保证新旧并途的顺利进行，又要确保培才与抡才质量不出问题；既要执行政府颁行的规章，维持相对稳定，又要为并不配套的相关制度担负起暂时承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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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考试频繁的原因，新旧并途仅是表象，实质则是合并科举于学堂后，学堂除了培才的职责外，还必须承担起既往科举抡才的功能，这使得学堂教育不堪重负。因此，只靠出台学制、学堂管理章程来构筑新的教育体制，并不能解决停罢科举后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明清科举始终与铨选结合，停罢科举而铨法不变，学堂就无法摆脱入仕为官的制约与阴影，不得不借科举功名考试及奖励实官，以维持学堂对学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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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也不是没有思考过解决问题的思路及办法。早在立停科举后不久的1907年，学部已奏请将考试学生与任用官吏划分两途，即将培才与抡才分离，学堂考试只是对教学成效的检验，而非选官资格的确定，结果“下廷议”后，杳无音讯。[70]在学部具奏一年多后的1908年，职司铨选的吏部出台了《遵拟改选章程折》，对州县官员选拔资格和选拔方式做了较大调整。[71]将铨选州县官员的权力下放至督抚，但仍未解决抡才与培才并途这一制约学堂发展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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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吏部对州县官铨选改革的思路和动作，已经开始触及任用资格、途径等实质问题，但因铨选制度只是整个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内外官制改革的新方案正在讨论与酝酿之中，铨选所涉各方关系相互制约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内外官制改革的曲折，以及吏部本身存废的争议，使得本已提上日程表的铨选改革放缓了步伐。受制于官制改革与财政问题的诸多因素制约，原定宣统三年发布的《文官考试章程》并未如期推出，无法解决学堂毕业后是否或如何导入仕途的问题，因此，尽管朝野百般抨击，学部仍只得尴尬地在众人的指责唾骂声中，勉力维持奖励出身及学堂毕业授官的办法，迄清亡未能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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