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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的几年里，考试种类增多，频率加快，受试人数大大超过科举时代。各种考试章程的出台与奖励措施相互作用，内容取鉴于西方近代教育，考试的具体形式则承袭了科举的做法。时人对此感受强烈，并予以激烈抨击。当然，后科举时代考试种类增多与频率加快，既是过渡时期宽筹士子善后出路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职业专门化要求的折射。清政府不但希望通过考试甄别选拔新学人才，还试图借助考试及奖励出身授予实官等措施，促使更多的人学习与掌握各种专门知识，以推动官员的功能化。这在客观上适应了社会分工细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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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清政府内部的指斥以及仿行宪政进程不断加快的压力，终于促使学部奏请停止奖励实官。[166]这表明学堂最终必须终结其一度承担的后科举时代过渡衔接的抡才使命，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已经获得学堂奖励各种功名者，“不准截取就职”，需按新章规定重新参加文官任用考试，“学成试验”最终与“入官试验”相脱离，抡才与培才由合而分。只是《文官考试任用章程》迟迟未能出台，而大清朝气数已尽，奖励出身作为连接抡才与培才、纳科举于学堂的特殊纽带，在停罢科举六年后，成为清王朝的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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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出台之前，虽然清廷未能举行统一的文官考试，但实际操作中，因缘内外官改制与仿行宪政的需要，外务部、法部、邮传部等京师各部院，曾相继举行过专门化的入官试验，开启了近代职业资格考试的新局，为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只是科举时代培养通才的理念，与近代国人体用观照下西学细分科、重专才的标准相互抵牾，难以调和；而西学传入并在学堂教育层面被接受之后，科学知识与民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引发社会的冲突动荡，成为中西学能否兼通协调内在矛盾的反映，至今仍然困扰和考验着人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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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清之际朝野对于科举人才的质疑和批评，王德昭已予以综合归纳（《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此不赘言。黄光亮注意到中国古代旧制学校与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方面的差异，认为这是通才教育与“专门实用之学”的差别（《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第344、345—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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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01年的新政上谕中，已充分反映出最高执政者的这一困惑：“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第460—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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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有学人认为：科举的渐变改革之所以不能贯彻到底，是由于新旧教育体现于考试的宗旨相互矛盾冲突，“对科举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其从传统的选士制度转变为近代性质的考试制度，是不具备历史可能性的”（刘绍春：《晚清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5期）。有人则充分肯定科举后新旧并途的仕进途径，认为提供了较科举时代更多的出路与选择，“然新教育意在育才而非求官，后来的学堂选官制度、文官考试制度等均未能接替科举制形成有效的官吏养成体制”（吕玉新：《清末民初仕进途径略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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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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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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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明清科举实为取士而非选官的制度，除一甲三名在殿试后即授予翰林院职务外，其余进士须经朝考后方授官职，故童、乡、会试由礼部负责，而朝考则由吏部负责。道光年间一位翰林院编修述及：“进士授官之制，国初选庶吉士专由保举，雍正初设朝考与保举兼行。乾隆二年，御史程盛修言：‘新科进士俱未经出仕之人，九卿等原不能深知，不过就有志读书犹可以造就者举之。行之既久，或有冒滥。’于是罢保举，专以朝考决之。”王庆云：《石渠余记·记进士授官中额》卷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8辑之07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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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本书正文第13页所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清代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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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1903年3月13日），沈桐生等辑《光绪政要》卷29，宣统元年崇义堂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1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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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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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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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民国丛书》第2编第4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据中华书局1933年版影印，第99—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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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谢兴尧整理、点校《荣庆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1902年10月26日），第56页。荣庆日记中所提及奏稿迄今未见，具体内容难得其详，依照清朝体制，若当道意见依违两可，则留中未发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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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致保定袁宫保》，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1903年4月8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0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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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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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76年，王韬在给丁宝桢的信中曾提出设想：“今请废时文而别以他途取士：曰行，曰学，曰识，曰才。行如孝第廉节，贤良方正，由乡举里选，达之于官，官然后贡之于朝……其以植典型，懋廉耻者，尤在乎立品为先。”（王韬：《上丁中丞》，光绪二年，《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0—111页）王韬针对科举仅以文字取士的弊病，希望以行、学、识、才的多元标准鉴别人才，对于为官资格，比较侧重道德与社会实践能力，包括人际交往。因此，必须恢复乡举里选的古代人才甄别模式，学识方面重视通古今。而对于典型人物的挑选，则更注重品行要求。王韬所说仍是一种思路，至于用什么形式体现与贯彻上述理念，未见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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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30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4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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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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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政要》卷22，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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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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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第82页。为了贯彻前述宗旨，《京师大学堂章程》将“溥通学”与“专门学”结合作为功课设置的方针，其“溥通学”（顺序依次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共十门）为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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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丛谈·亚力山》，《台湾日日新报》（汉文）190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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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丛谈·拿破仑》，《台湾日日新报》（汉文）190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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