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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本来属性与功能并非一事的停废科举和兴学堂，在清末新政的历史进程中常被混淆且人为扭结在一起。而当初既以停科举为兴学堂扫清障碍，则后科举时代学堂的表现与成效，不能不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趋新者以科举余毒作为学堂成效不彰的缘由，而守成者则反过来以学堂效果不佳作为恢复科举的口实。既然学堂的优劣受到科举存废的压力，国人自然对新教育的成效有着强烈期待，并急于求成以迅速验证，可是这样势必使学堂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被过分关注和强调，并用于与科举时代情况对比，反而容易导致对新教育的否定。早在学堂初兴的1901年，《选报》已有评论预见到新旧教育转型的艰巨复杂，举子们所受训练与近代教育截然不同，骤然改之，时限不能太短、期待不能过高，“而欲造就此洞明中外政艺之人才，非十年后不克观其成”。[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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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废科举与兴学堂的相互联系及区别，更应小心梳理史事的纠结，在重新审视与评价近代国民教育的负面效应时，不能偏于一端。首先要分别科举与学堂各自的问题，不必延续废科举的思维，将二者强行联系；其次则注意厘清将科举与学堂合于一途，对于二者产生的实际影响，即不要简单地以任何一方为准则进行评判。科举制的长期传统，已经演化为对读书人的普遍尊敬，读书明理、知书识礼，通过士子们的言行影响社会；与此同时，科举取士的理念在后科举时代依然隐寓读书做官的追求，则被视为科举余毒。这在整个东亚具有共同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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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对新式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普通教育，至于专门教育与实业教育，则甚少涉及。因为专门教育与实业教育，都是科举时代所缺少，其教学内容几乎全新。普通教育则不然，中学为体的观念，使得科举时代的精神渗入学堂。朝野上下，虽然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大致赞同，然而具体到学什么和怎样学的操作层面，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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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命运最为典型。中国为伦理社会，伦常道德至关重要，经学因而成为治国安邦之本，科举制度则起到维系经学地位的作用。立停科举后，主持变革者曾试图以经学在学堂扮演中学之本的角色，可是读经既然已经沦为各科之一，非但“体”的地位与作用无从体现，而且因其“用”难以立竿见影而普遍受到忽视。[139]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与社会急速变化的双重驱力下，旧道德百孔千疮，社会各业气象万千，价值标准由一元转向多元，尊孔读经形式虽在，却承担不起纲常伦理支柱的重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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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用人方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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抡才标准与培才成效，最终要看社会对人才的接纳及评价，并落实于人才的使用。立停科举后，朝野上下逐渐从兴学的狂热中平静下来，对学堂教育的态度开始出现分别，专门教育和实业教育大多受到肯定，对普通教育的怀疑与否定的倾向则逐渐抬头。人数激增的国内外学堂毕业生，中西学程度都不如预期，其不安分的品行却造成社会的广泛动荡。某些新式学堂学生对自由平等理解的偏差，各地学潮迭起与士子不回乡，或回乡不敬父，均恶名昭彰，恰好成为新教育不如科举时代的铁证，令人怀疑普通学堂教育能否培养出中西学兼通的匡时济世之才。这种怀疑直接影响到对国内外学堂毕业生的使用，即使他们已经通过重重考试得到了功名或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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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才治事与通才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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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媒体注意到一个怪现象，新政开始至科举立停之前，政府选材用人多偏向新学，立停科举后则似乎相反。直至清亡，尽管新旧并途，考试繁多，除陆军部、外务部、法部、邮传部及一些有特殊需要的趋新部门，能较多吸纳留学毕业生与学堂毕业生外，政府的用人方针不仅明显偏向旧学出身者，而且一脉相承，变化甚微。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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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显示，清政府用人方针的变化，当与孙家鼐关系匪浅。管理过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于科举停罢一年后（1906年10月）奏报清廷：“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拟请设法维持。”他提出一个甄别用人的方案，即在学堂毕业生考试时，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只能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识者，应另设职务，并不给予“治民之权”，大体相当于日后所谓“技术官僚”；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这可以说是对前述1900年河南巡抚于荫霖以专才代通才主张的重要调整。即用人方针，以长于西学某一方面的专才治事，以贯通中学的通才治民，各尽其用之下，明显偏重于中学。与此同时，孙家鼐还主张对“东洋留学回国学生，宜慎重任用”。[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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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位居枢垣，素来老成持重，该奏章对清廷选材用人趋向的变化有着直接影响，为后来中西学人才的使用定下了基调。1907年10月，有消息传出：“日前政府会议，以后考取御史章京，凡留学生与进士、举人、拔贡一体保送，已议准在案。今军机处考试章京，咨请各衙门保送，仍以进士、举人、拔贡为限，留学生不能与列。”报馆对此颇有感慨：“盖政府诸公终不能忘情于恢复科举也”。[141]不仅如此，有人甚至对已在部院衙门任职的早期留学毕业生亦大加诋毁，嘲笑他们不能应付衙门公务，且有危害朝野之虞：“伍廷芳学西文最早，为美国法律专家。及为侍郎，不能阅刑曹之稿。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发明民权自由，实已中毒于民。”并以此立论，攻击学堂教育误人子弟。[142]请复科举的奏章时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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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立停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才培养存在分途并进的情况，因此对待新旧两途出身人员的态度，引起媒体关注。据报道，1910年5月，“本年廷试留学生及举贡会考、优拔朝考，内用则有编检、主事、小京官之别，外用则有知县、州同、州判、县历大使之分，枢臣屡因此会议，谓自本朝取士以来，人才未有盛于今日者，亦未有杂于今日者，若不预定用人方针，则人才拥挤，于仕途殊多妨害。拟廷试留学生授职后即发往边疆及沿江海通商大埠，饬各督抚酌其所学，量才器使。若举贡会考取中一、二等者，以多数留京内用，至考取之优拔，则专以知县分发”。[143]这一关于政府会议用人方针的报道，似乎印证了孙家鼐的主张实际已被采纳，用人的确是西学专才治事，而中学通才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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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旧学根底的趋新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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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身处变动时代之中，即使参加旧学考试的举贡，也努力表现出趋新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一面，为自己寻求更多的机会。因为有根据特长报考相应科目的规定，响应者不在少数。1907年8月，吏部堂官议定：“此次举贡取中各员一等者，以主事用，应签分部行走。现以各员考试时有考专门学问者颇多，各堂拟定如考兵学即分陆军部，如考铁路邮电则分邮传部，如考警察则分民政部，矿务农事则分农工商部，财政则分度支部。凡有专门者均无用掣签，其未考专门学者，则统由吏、礼、法等部掣签分用。”[144]这些旧学根底纯正而又有趋新知识的人才，似乎最受官场欢迎，不仅京师各部院对举贡敞开大门，各省督抚也是青眼有加。法部规定，监狱专修科毕业生中，原无官阶，仅有拔贡附生出身者，准其呈明札派各厅以录事候补，俟考验得力补缺后，再行酌量派充看守之差。在委派时，应按照原试验等级的名次先后委用。[145]贵州巡抚庞鸿书专折要求“本年保送举贡请饬部多配数签分发来黔”，希望吏部将举贡优拔两项考列一等以知县分省人员，“于掣签时，将贵州多配数签，分发来黔，以备任用”。[146]四川的优拔贡举考试人员，按照新章录用时，也给予了很大的优惠。[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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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用人的趋向，不仅与部门主官的观念意识联系，也与新政展开的程度密切相关，甚至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同样是学部用人，荣庆与唐景崇时期新旧学人员的比例区别甚大。1909年，由吏部签分到学部有案可查的52人中，举贡优拔占48人，学堂出身者仅4人。[148]而京师与内陆省份相比，那些急需人才的新辟地方，尚无新旧畛域。东三省设省后，百废待兴，东督以需才甚殷，要求略为变通限制，以举贡考试授职之员及游学毕业和各省专门学堂毕业授职之员，“量予分发，以新旧并进之方为拔取真才之计”。凡东三省有缺可补者，“比照各省分发之例一律配签掣分”。[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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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立停科举的最初几年中，除了急于举办趋新事业的部门外，各省衙门更欢迎那些取得旧学功名而有出国留学、游历经历之人，或是旧学举贡。即使在学部这样主管新式教育的机构里，学堂毕业生仍然基本未能进入尚、侍等堂官行列，司官中亦仅占11%，大多数集中于下层。“参与学部决策的主要是科举出身而有出洋游历考察经历，或了解、接受近代教育理论，又有新式学堂办学经验的旧学人才”。[150]与民国时期留学生多受重用的情况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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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关于区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停废科举并未造成“士”阶层的边缘化，不少旧学出身者，恰在仿行宪政过程中成为各级谘议局或议事会的骨干，并借此据有“话语权”。[151]即使在日记中对停科举诸多抱怨的山西举人刘大鹏，不仅被选成该省谘议局议员，而且担任所在县的议事会会长。而清季“绅”权的大幅度上升，并成为政治舞台的要角，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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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6月《大公报》评论曾将新旧两途考试入仕的情况进行对比：“留学生考而得官也，举贡亦考而得官者也。留学生一入官场则俯首低眉其志愈下，举贡一入官场则高视阔步其气方张。故同一入官也，而举贡与留学生之气象不同。”[152]此时距立停科举尚不足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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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翻译介绍进化论等西学名著成为留学毕业生佼佼者的严复，回国后不得不承认：“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为此曾赴闽参加乡试。[153]而曾任学部尚书的荣庆在1910年9月接见拔贡朝考入选考生时，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旧学人才的青睐，对留学生则颇多微词：“现在时事艰难，需才佐理，如吾辈者已老朽不堪世用，而留学生等又大率汉学甚浅，年轻气躁，难当重任。求其年力富而根柢深者，惟公等一辈耳”[154]。荣庆深为慈禧倚重，平时谨言慎行，[155]作为部院长官、军机与政务大臣，在公开场合如此表态，即便不能代表当道的意见，至少也不会明显有悖其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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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2月，《大公报》曾撰文指出，官制改革后，官员的差缺与资格应当相符，可是其时尚无一定标准。因此，奏调人员只能以吏部少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至于是否有能力胜任，缺乏考虑，偏重旧学人才的录用，造成两难：“旧日有资格者，大半不谙新政，而今日新进之员，大半无其资格。居今日而欲选拔真才、整顿新政，若斤斤于官阶之高下，履历之深浅，实不免有窒碍之处。”希望清政府抓紧考虑设置制度性标准，使用人“有改订官吏之资格，使新进者得以自展其才，而旧有资格者亦不致有向隅之叹。此今日第一之要务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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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依照不同标准选取人员，并与所用职位相合的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很大困扰。民初县知事考试为舆论瞩目，据披露：“资格取从宽主义，凡由科举出身如优贡、拔贡、副贡以及举人，曾办行政事务三年以上者，皆得应考。”[157]“盖旧日官吏因闻政府去取之方针，故纷纷逐队前来。”[158]而旧学士子的应试能力明显优于留学毕业生，结果“所取县知事应口试落第者约三分之二，及第者大半乃前清旧官僚”。[159]因第一次考试县知事所获“多亡清滑吏，故舆论极为不平”，大总统只得手谕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嘱第二次考试时必须秉公认真选拔真才：“知事为亲民之官，得人与否关系治乱，此后司法有缩小范围，知事须兼承审官，虽有政治经验，亦须富有法律学识，方为完全资格。”[160]其后因舆论反应强烈，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对社会有所交代，将变更考试知事的宗旨“专注于旧官僚”的责任推托给主持者。[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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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媒体注意到，民初政府的方针其实并无实质性改变，1914年8月，大总统袁世凯与国务总理徐世昌谈话，竟然提出召致前清遗老和硕学通儒两项人员，“徐亦颇属赞成，惟召致后所以安插之方，尚须先事讨论”。[162]不是针对特殊用途，则可以视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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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未久也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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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至民初，新旧学考试及人才使用殊途难以同归，旧学出身者颇受青睐，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与文化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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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认同接受，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对同一事物所持的态度有时完全不同。制度转型需要相应的观念更新，而任何事物的比较与评价，都涉及评判标准与参照系。学堂教育的目标与科举制下的学校、书院大相径庭，科举以通才为标准，重文章楷法；新式学堂教育则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前者着重于教育国民，后者侧重于专业知识，强调具体做事能力。科举与学堂，各自适宜自己的社会需求，本无所谓优劣高下。而具有所谓世界眼光的近代国人，一心想进入其中，却自立于世界之外，往往好用比较法加以评判，忽略了异质事物不能任意比较的原则，不自觉地沿用科举时代的标准去衡量要求起步不久的学堂教育，或用学堂理念评判科举士子，必至左右为难，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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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科举时代的观念，清末社会为新式学堂毕业生提供的活动舞台相当有限，教育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条件尚未成熟。而与历史悠久的科举制相比，清末学堂教育造就的人才，即使数量上也并未显示优势。加之学堂教育初期出现诸多问题，受到社会普遍诟病，学堂毕业生得不到社会信任，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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