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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本来属性与功能并非一事的停废科举和兴学堂,在清末新政的历史进程中常被混淆且人为扭结在一起。而当初既以停科举为兴学堂扫清障碍,则后科举时代学堂的表现与成效,不能不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趋新者以科举余毒作为学堂成效不彰的缘由,而守成者则反过来以学堂效果不佳作为恢复科举的口实。既然学堂的优劣受到科举存废的压力,国人自然对新教育的成效有着强烈期待,并急于求成以迅速验证,可是这样势必使学堂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被过分关注和强调,并用于与科举时代情况对比,反而容易导致对新教育的否定。早在学堂初兴的1901年,《选报》已有评论预见到新旧教育转型的艰巨复杂,举子们所受训练与近代教育截然不同,骤然改之,时限不能太短、期待不能过高,“而欲造就此洞明中外政艺之人才,非十年后不克观其成”。[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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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废科举与兴学堂的相互联系及区别,更应小心梳理史事的纠结,在重新审视与评价近代国民教育的负面效应时,不能偏于一端。首先要分别科举与学堂各自的问题,不必延续废科举的思维,将二者强行联系;其次则注意厘清将科举与学堂合于一途,对于二者产生的实际影响,即不要简单地以任何一方为准则进行评判。科举制的长期传统,已经演化为对读书人的普遍尊敬,读书明理、知书识礼,通过士子们的言行影响社会;与此同时,科举取士的理念在后科举时代依然隐寓读书做官的追求,则被视为科举余毒。这在整个东亚具有共同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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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对新式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普通教育,至于专门教育与实业教育,则甚少涉及。因为专门教育与实业教育,都是科举时代所缺少,其教学内容几乎全新。普通教育则不然,中学为体的观念,使得科举时代的精神渗入学堂。朝野上下,虽然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大致赞同,然而具体到学什么和怎样学的操作层面,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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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命运最为典型。中国为伦理社会,伦常道德至关重要,经学因而成为治国安邦之本,科举制度则起到维系经学地位的作用。立停科举后,主持变革者曾试图以经学在学堂扮演中学之本的角色,可是读经既然已经沦为各科之一,非但“体”的地位与作用无从体现,而且因其“用”难以立竿见影而普遍受到忽视。[139]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与社会急速变化的双重驱力下,旧道德百孔千疮,社会各业气象万千,价值标准由一元转向多元,尊孔读经形式虽在,却承担不起纲常伦理支柱的重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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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用人方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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抡才标准与培才成效,最终要看社会对人才的接纳及评价,并落实于人才的使用。立停科举后,朝野上下逐渐从兴学的狂热中平静下来,对学堂教育的态度开始出现分别,专门教育和实业教育大多受到肯定,对普通教育的怀疑与否定的倾向则逐渐抬头。人数激增的国内外学堂毕业生,中西学程度都不如预期,其不安分的品行却造成社会的广泛动荡。某些新式学堂学生对自由平等理解的偏差,各地学潮迭起与士子不回乡,或回乡不敬父,均恶名昭彰,恰好成为新教育不如科举时代的铁证,令人怀疑普通学堂教育能否培养出中西学兼通的匡时济世之才。这种怀疑直接影响到对国内外学堂毕业生的使用,即使他们已经通过重重考试得到了功名或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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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才治事与通才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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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媒体注意到一个怪现象,新政开始至科举立停之前,政府选材用人多偏向新学,立停科举后则似乎相反。直至清亡,尽管新旧并途,考试繁多,除陆军部、外务部、法部、邮传部及一些有特殊需要的趋新部门,能较多吸纳留学毕业生与学堂毕业生外,政府的用人方针不仅明显偏向旧学出身者,而且一脉相承,变化甚微。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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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显示,清政府用人方针的变化,当与孙家鼐关系匪浅。管理过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于科举停罢一年后(1906年10月)奏报清廷:“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拟请设法维持。”他提出一个甄别用人的方案,即在学堂毕业生考试时,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只能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识者,应另设职务,并不给予“治民之权”,大体相当于日后所谓“技术官僚”;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这可以说是对前述1900年河南巡抚于荫霖以专才代通才主张的重要调整。即用人方针,以长于西学某一方面的专才治事,以贯通中学的通才治民,各尽其用之下,明显偏重于中学。与此同时,孙家鼐还主张对“东洋留学回国学生,宜慎重任用”。[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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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位居枢垣,素来老成持重,该奏章对清廷选材用人趋向的变化有着直接影响,为后来中西学人才的使用定下了基调。1907年10月,有消息传出:“日前政府会议,以后考取御史章京,凡留学生与进士、举人、拔贡一体保送,已议准在案。今军机处考试章京,咨请各衙门保送,仍以进士、举人、拔贡为限,留学生不能与列。”报馆对此颇有感慨:“盖政府诸公终不能忘情于恢复科举也”。[141]不仅如此,有人甚至对已在部院衙门任职的早期留学毕业生亦大加诋毁,嘲笑他们不能应付衙门公务,且有危害朝野之虞:“伍廷芳学西文最早,为美国法律专家。及为侍郎,不能阅刑曹之稿。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发明民权自由,实已中毒于民。”并以此立论,攻击学堂教育误人子弟。[142]请复科举的奏章时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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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立停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才培养存在分途并进的情况,因此对待新旧两途出身人员的态度,引起媒体关注。据报道,1910年5月,“本年廷试留学生及举贡会考、优拔朝考,内用则有编检、主事、小京官之别,外用则有知县、州同、州判、县历大使之分,枢臣屡因此会议,谓自本朝取士以来,人才未有盛于今日者,亦未有杂于今日者,若不预定用人方针,则人才拥挤,于仕途殊多妨害。拟廷试留学生授职后即发往边疆及沿江海通商大埠,饬各督抚酌其所学,量才器使。若举贡会考取中一、二等者,以多数留京内用,至考取之优拔,则专以知县分发”。[143]这一关于政府会议用人方针的报道,似乎印证了孙家鼐的主张实际已被采纳,用人的确是西学专才治事,而中学通才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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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旧学根底的趋新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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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身处变动时代之中,即使参加旧学考试的举贡,也努力表现出趋新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一面,为自己寻求更多的机会。因为有根据特长报考相应科目的规定,响应者不在少数。1907年8月,吏部堂官议定:“此次举贡取中各员一等者,以主事用,应签分部行走。现以各员考试时有考专门学问者颇多,各堂拟定如考兵学即分陆军部,如考铁路邮电则分邮传部,如考警察则分民政部,矿务农事则分农工商部,财政则分度支部。凡有专门者均无用掣签,其未考专门学者,则统由吏、礼、法等部掣签分用。”[144]这些旧学根底纯正而又有趋新知识的人才,似乎最受官场欢迎,不仅京师各部院对举贡敞开大门,各省督抚也是青眼有加。法部规定,监狱专修科毕业生中,原无官阶,仅有拔贡附生出身者,准其呈明札派各厅以录事候补,俟考验得力补缺后,再行酌量派充看守之差。在委派时,应按照原试验等级的名次先后委用。[145]贵州巡抚庞鸿书专折要求“本年保送举贡请饬部多配数签分发来黔”,希望吏部将举贡优拔两项考列一等以知县分省人员,“于掣签时,将贵州多配数签,分发来黔,以备任用”。[146]四川的优拔贡举考试人员,按照新章录用时,也给予了很大的优惠。[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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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用人的趋向,不仅与部门主官的观念意识联系,也与新政展开的程度密切相关,甚至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同样是学部用人,荣庆与唐景崇时期新旧学人员的比例区别甚大。1909年,由吏部签分到学部有案可查的52人中,举贡优拔占48人,学堂出身者仅4人。[148]而京师与内陆省份相比,那些急需人才的新辟地方,尚无新旧畛域。东三省设省后,百废待兴,东督以需才甚殷,要求略为变通限制,以举贡考试授职之员及游学毕业和各省专门学堂毕业授职之员,“量予分发,以新旧并进之方为拔取真才之计”。凡东三省有缺可补者,“比照各省分发之例一律配签掣分”。[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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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立停科举的最初几年中,除了急于举办趋新事业的部门外,各省衙门更欢迎那些取得旧学功名而有出国留学、游历经历之人,或是旧学举贡。即使在学部这样主管新式教育的机构里,学堂毕业生仍然基本未能进入尚、侍等堂官行列,司官中亦仅占11%,大多数集中于下层。“参与学部决策的主要是科举出身而有出洋游历考察经历,或了解、接受近代教育理论,又有新式学堂办学经验的旧学人才”。[150]与民国时期留学生多受重用的情况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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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关于区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停废科举并未造成“士”阶层的边缘化,不少旧学出身者,恰在仿行宪政过程中成为各级谘议局或议事会的骨干,并借此据有“话语权”。[151]即使在日记中对停科举诸多抱怨的山西举人刘大鹏,不仅被选成该省谘议局议员,而且担任所在县的议事会会长。而清季“绅”权的大幅度上升,并成为政治舞台的要角,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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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6月《大公报》评论曾将新旧两途考试入仕的情况进行对比:“留学生考而得官也,举贡亦考而得官者也。留学生一入官场则俯首低眉其志愈下,举贡一入官场则高视阔步其气方张。故同一入官也,而举贡与留学生之气象不同。”[152]此时距立停科举尚不足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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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翻译介绍进化论等西学名著成为留学毕业生佼佼者的严复,回国后不得不承认:“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为此曾赴闽参加乡试。[153]而曾任学部尚书的荣庆在1910年9月接见拔贡朝考入选考生时,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旧学人才的青睐,对留学生则颇多微词:“现在时事艰难,需才佐理,如吾辈者已老朽不堪世用,而留学生等又大率汉学甚浅,年轻气躁,难当重任。求其年力富而根柢深者,惟公等一辈耳”[154]。荣庆深为慈禧倚重,平时谨言慎行,[155]作为部院长官、军机与政务大臣,在公开场合如此表态,即便不能代表当道的意见,至少也不会明显有悖其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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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2月,《大公报》曾撰文指出,官制改革后,官员的差缺与资格应当相符,可是其时尚无一定标准。因此,奏调人员只能以吏部少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至于是否有能力胜任,缺乏考虑,偏重旧学人才的录用,造成两难:“旧日有资格者,大半不谙新政,而今日新进之员,大半无其资格。居今日而欲选拔真才、整顿新政,若斤斤于官阶之高下,履历之深浅,实不免有窒碍之处。”希望清政府抓紧考虑设置制度性标准,使用人“有改订官吏之资格,使新进者得以自展其才,而旧有资格者亦不致有向隅之叹。此今日第一之要务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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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依照不同标准选取人员,并与所用职位相合的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很大困扰。民初县知事考试为舆论瞩目,据披露:“资格取从宽主义,凡由科举出身如优贡、拔贡、副贡以及举人,曾办行政事务三年以上者,皆得应考。”[157]“盖旧日官吏因闻政府去取之方针,故纷纷逐队前来。”[158]而旧学士子的应试能力明显优于留学毕业生,结果“所取县知事应口试落第者约三分之二,及第者大半乃前清旧官僚”。[159]因第一次考试县知事所获“多亡清滑吏,故舆论极为不平”,大总统只得手谕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嘱第二次考试时必须秉公认真选拔真才:“知事为亲民之官,得人与否关系治乱,此后司法有缩小范围,知事须兼承审官,虽有政治经验,亦须富有法律学识,方为完全资格。”[160]其后因舆论反应强烈,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对社会有所交代,将变更考试知事的宗旨“专注于旧官僚”的责任推托给主持者。[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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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媒体注意到,民初政府的方针其实并无实质性改变,1914年8月,大总统袁世凯与国务总理徐世昌谈话,竟然提出召致前清遗老和硕学通儒两项人员,“徐亦颇属赞成,惟召致后所以安插之方,尚须先事讨论”。[162]不是针对特殊用途,则可以视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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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未久也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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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至民初,新旧学考试及人才使用殊途难以同归,旧学出身者颇受青睐,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与文化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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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认同接受,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对同一事物所持的态度有时完全不同。制度转型需要相应的观念更新,而任何事物的比较与评价,都涉及评判标准与参照系。学堂教育的目标与科举制下的学校、书院大相径庭,科举以通才为标准,重文章楷法;新式学堂教育则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前者着重于教育国民,后者侧重于专业知识,强调具体做事能力。科举与学堂,各自适宜自己的社会需求,本无所谓优劣高下。而具有所谓世界眼光的近代国人,一心想进入其中,却自立于世界之外,往往好用比较法加以评判,忽略了异质事物不能任意比较的原则,不自觉地沿用科举时代的标准去衡量要求起步不久的学堂教育,或用学堂理念评判科举士子,必至左右为难,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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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科举时代的观念,清末社会为新式学堂毕业生提供的活动舞台相当有限,教育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条件尚未成熟。而与历史悠久的科举制相比,清末学堂教育造就的人才,即使数量上也并未显示优势。加之学堂教育初期出现诸多问题,受到社会普遍诟病,学堂毕业生得不到社会信任,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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