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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次教育统计的数据表明，全国各省绝大多数实业学堂，为立停科举后几年内所建立，即使是1905年9月前设置的学堂，也在其后得到显著的发展。[68]各地方志的相关记载也表明，新政期间实业教育的勃兴发展，对振兴中国近代农工商业有着重要影响。如河北晋县民国年间所修方志述及：“县境士之旧业，首重词章，次重小楷。先生以此为教，门人以此为学，相习成风，毫无实效。间有明理之士，遵行古训，百中不得二三……现今设立学堂，普通教育俱有实效……开农学、购农机器、讲求新理新法。”[69]云南“宣威蚕业素不发达，四乡妇女虽间有饲之者，惟全恃天然之柘以为养料，饲法亦未经改良，故成绩绝少。清末各县均办实业分所，我邑分所中先后由省领获桑秧，植于附城隙地，计有湖桑千余株，鲁桑称是，争荣竞秀，渐有可观。时并由所招生二班，实地养蚕缫丝，期以新法提倡境内”。[70]学以致用对于传统农业的改良，乃至一定程度的民生改善，无疑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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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催兴百业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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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科考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四种方式：一是各地学校和书院的学田，以及资助贫寒子弟的宾兴。前者是由官府划拨给学校或书院的固定资产，以租金作为补贴。后者是各家族或宗族，以公田的形式将田租收入作为补贴举子读书或赴考的路费。二是科考举行期间，由于众多士子乡试赴省赶考，物质供不应求，促成生活物资与城市房租的起伏，同时在一定时期增加了水陆交通的客源。不过进省进京赴考的秀才举子，往往有官方的资助补贴，所以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反而是一笔消耗性支出。最为极端的事例，是福建曾用水师舰艇送考生赶考。三是闱姓以赌博形式猜测中举者姓名和概率，官府以抽捐形式取得一定比例的收入。[71]长远看来，这对于地方经济而言，其实是一种消极甚至有害的增长方式。四是对于中举家庭，因各种庆祝活动迎来送往的礼敬及其所产生的消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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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见，科举考试着重测验考生的文字运用及理解能力，围绕科举进行的种种所谓社会经济活动，除了有助于士子博取科名光宗耀祖外，大多不能给地方经济带来总量增长的良性循环，并直接造福于当地百姓。就此而论，科举作为一门“产业”，只是动员社会力量支撑广大士子以长期专心从事举业，使得科举制与地方社会牢固结合，是一种基本属于消耗而非增长性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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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随着新政对实业发展的日趋重视，除了农工商业的逐渐振兴，各地学堂教育根据地方社会特色，发展相应的专业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起到催兴百业、造福地方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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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海的烟台设立了水产小学校，“招考商民及渔户内聪明子弟，入校肄业……就渔捞、制造、养殖各项事宜，择一二科分别教授”，为当地渔业培养技术人才。[73]南京开办了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及与茶务有关系地方之学生”，除招收江苏籍学生外，还给江西、安徽等省留出一定比例的名额。毕业考取最优等者，“奖以一等艺师，以备派赴外国商场经理茶叶之选；考列优等者奖以二等艺师，以备经理内地新法制造之选；考列中等者，奖以一二等艺士，以备派充产茶州县周巡讲授之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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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传部创设交通传习所，设置铁路与邮电两科，各分简易、高等班，招生达600人之多，“皆为路政、电政、邮政各局所他日致用起见”。[75]江苏、湖北相继于1907年成立了铁路学堂，湖北设置建筑、机械、业务三个专业，江苏则为建筑、业务两班。湖北铁路学堂同时面向湖南、湖北两省招生。邮传部还在吴淞口开办了商船学堂，培养船政人才。[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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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筹办的艺徒学堂，专为“教育贫民子弟，造就良善工匠”而设，有速成科与完全科之分，分设金工、木工、漆工、染织、窑业、文具六个专修科，所修课目非常实用，且专业细分化程度较高。如金工一科，分为锻工、铸工、钣金工、装修工、电镀工五类，染织又分为染色、机织两门，窑业则授以烧瓷、画瓷之法。1906年12月首次招生即有5600余人报考，录取310名正额学生，590名副额学生。由于所授课程简浅实用，再次招生又有7000多名报考者，对振兴手工业颇有助益。[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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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保定、福建、江宁等所成立的商业学堂，有商业经营、税则、银行、保险等专修科，商务课程的教授，还聘请了日本的理财学士。商业学堂的设置，为近代中国银行、商务、保险等新兴行业的人才培养，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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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巡抚增韫于1910年创办了高等医学堂，对欧美医学的成就予以认同，认为与传统中医相比，西医之长在于实验，“欲图社会之幸福，谋民生之健康，必以设医学堂为要政”。故仿德国医学制度，参以东西各国成法，在前任提学使袁嘉谷筹划的基础上，落实资金，成立高等医学堂。[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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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繁多的各级学堂相继开办，起到催兴百业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效果，故连一向不事声张的钦天监，鉴于科举停废后应以“振兴实学为当务之急”，亦具折奏请从各省筹集经费，购买实验仪器和书籍，并刊刻印刷相关教材颁发给各学堂。[80]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移，还使学制系统的相关学科设置不断增加，教育对于社会的服务作用开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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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养法政人才与司法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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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律例繁密，处理各种诉讼纠纷，是府州县官员的主要政务之一。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科举出身为外官者，若不聘用刑名幕友，难以处理大量积压的刑民讼案。而书吏与劣幕串通舞弊，往往成为吏治腐败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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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罢科举及官制改革的交互作用下，司法朝着脱离行政体系独立运作的方向发展，随着各省提法使司的相继设置，各级审判厅纷纷建立，司法独立在部院与省级层面，形式上略具雏形。其时尽管三权分立的学说已经传入，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可是观念转变之外，人才的准备更为迫切。由新式学堂培养新型司法人才，成为顺利进行司法改制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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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早已注意到，停罢科举有可能成为培养新型司法人才的极佳契机。[81]首先，科举善后的相关安排虽已十分优渥，但毕竟考试优拔、举贡生员考职的人数有限。而新式学堂招考学生，一般偏重年龄三十岁以下的生员，三十岁至四五十岁的士子，改弦易辙的选择余地相对较小。除了进入各级师范学堂，出国留学则有语言障碍，转学理工科又年龄偏大，而在仿行宪政的背景下改学法政，不仅颇为时尚，凭借旧学功底，理解适应也相对容易，且出路前景可观。充裕的生源使清末民初法政学堂接纳旧学士子众多。近代政体转型之下，既往相对简小的政府随社会需求和变政的推行，职能不断扩展，可以吸纳大量官员，使得人们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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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新政初期开办的仕学馆内已附设法政学堂，[82]各省的进展与情况不一，有的以法政学堂包容课吏馆、仕学馆，并特别开办接纳旧学士子的“绅班”。如江苏巡抚陈夔龙奏请专设仕学速成科，课程包括修身、刑法、理财、交涉、学务、警察、地舆、工艺。“大抵以中国政学为基础，以各国政学为进步，仍照直隶办法”，学员40名为一班，“本省绅士亦准附入肄业”[83]，学制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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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粤督岑宫保创办法政学堂，请拣发州县五十员，年在四十岁内者，以便入堂学习，为地方讲求宪法之用。现在京都来就拣发之举班，均以纷纷到部呈请就拣，计自七月初一日赴部投供者约三百余名”。[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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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司法改制以停罢科举后的学堂推广为重要条件。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筹办省城模范监狱，先办监狱学堂。[85]安徽巡抚朱家宝也将筹划警务与推广教育结合起来，其奏报提及：该省预计宣统二年和三年共需巡警官吏600人，但巡警学堂仅有300多名学生，为满足需要，拟采取的扩充办法一是另择校舍附取40名学生，一年速成，以补不足。考试后成绩中等以上者，“另设侦探、司法、卫生、消防四科，专习三月，再就省城编成二区，实地练习，作为全省模范警察。练习期满，按照等次，分别委充各属警务长区官及正副巡官，饬回原籍，随同地方官绅筹办乡镇巡警，以促进行而收实效”。二是另设晚班补习科，对部章未颁以前设立警务学堂的速成科寻常科毕业，已经在警当差者，继续补习。[86]巡警人才的培养，对城乡社会治安、消防与卫生条件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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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馆奏定逐年筹备事宜单规定，“此后法官之任用，舍考试外更无他途”。1910年4月《法部奏各省筹办审判各厅拟请俟考试法官后一律成立折》，也将法官的正式取录任用作为司法机构成立的前提。[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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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与行政分离，对人才的专业知识要求便不断提高。既往无法进入科举考试的不少操作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开始被人们重视。如科举时代被认为操贱业的验尸者，此时被视为专门人才而受到尊重。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改仵作为检验吏，给予出身，[88]并在滇省开办检验学堂，已经毕业学生各给文凭，还奏准“俟审判厅成立，再附设检验传习所一区”。[89]闽浙总督松寿强调，仵作即欧美所称法医，既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门专门学科，奏请在高等巡警学堂内附设检验学习所，通饬各县，选送“身家清白、文义通顺，年在二十岁以上聪颖子弟各一名”，大县两名来省城，由检验学习所发给每月膳费，各县发给路费，学习期限为一年半。聘请两名曾在国外法医学堂毕业并有文凭者为教导，另聘丰富实践经验的仵作一人，专司讲解古代断案的“洗冤录”，带领学生实习，毕业后“择合格者填给文凭，发交各审判厅并繁缺各州县充役，照部章改名检验吏，实地练习，优给工食，予以出身”。[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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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巡警道以省城盗贼频繁犯科作案，“实非地方之福，虽署内原有探访一科，署外亦有探访公所，而任事者不学无术，仍属利不及害，因拟设立侦探专门学堂，收录学生，并于东京、北洋等处遴聘教员，以资造就”。[91]清末司法分离的初步实践，与各种法政专门人才的造就，为民国时期的司法建设开辟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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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开民智与近代文化事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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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科举改革及停废密切相关。立停科举后，通过劝学所等机构组织的宣讲读报等方式开启民智，促进了报业、出版业的繁兴以及图书馆、女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社会风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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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刊印刷与倡兴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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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革的进程，始终对近代印刷业与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898年，总理衙门要求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与上海译书局同归办理，其理由为：“译书一事，与学堂相辅而行，译出西书愈多，讲求西学之人亦愈众。”为避免重复，希望将两局合并管理，“京师编译局为学堂而设，当以多译西国学堂书为主。其中国经史等书，亦当撮其菁华，编成中学功课书，颁之行省”。[92]可见译书与学堂发展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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