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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光绪六年，议改科举、兴办学堂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之时，郭嵩焘就曾在日记中对世风日下颇有感慨：“宋儒苏文忠公之言：‘国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所以长短，在风俗之厚薄，而不系乎富与贫。’若是者，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贫极矣，而风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为可忧也。”[66]而1897年孙宝瑄对国人甲午以来仿行西法实施改革，鄙夷旧学的原因亦别有见地：“今人皆悟民主之善，平等之美，遂疑古圣贤帝王所说道义、所立法度，多有未当，于是敢于非圣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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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新式学堂大兴后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衰落，早期留学英国朴茨茅斯大学、26岁便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也早有预料：“西学既日兴，则中学固日废，吾观今日之世变，中学之废，殆无可逃。”[68]他强调，倘若只注重西学之用，而忽略做人之本，重视智育而轻视德育，极易导致社会道德风气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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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诸公日所孜孜者，大抵皆智育事耳。至于名教是非之地，诸公之学问阅历，殆未足以自出手眼，别立新规。骤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以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此马文渊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已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须知东西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前若罗马，后若印度、波兰，彰彰可考，未有国民好义，君不暴虐，吏不贪污，而其国以亡，而为他族所奴隶者。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风俗，窃谓此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故与诸公为此惊心动魄之谈，不胜太愿，愿诸公急起而救此将散之舟筏。惟此之关系国家最大。故曰德育尤重智育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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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出自因翻译《天演论》而闻名遐迩的严复之口，振聋发聩，时至今日，仍对反思近代以来以“有用”“无用”权衡取舍的教育取向偏蔽，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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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弊补偏，1907年严复在为江宁提学使撰写的招考留学生的布告中，将国文科考试列于最前，课本注明四子五经、前四史、古文辞类纂，程度则清楚标示：“遵照学部定章，临考题一经义、一史论，以能完一篇在三百字以上者为及格。其未习国文或程度太低者，虽西学及格，例不由官资遣。”[70]即采用首位淘汰法，无论其后所列西学如何，只要国文程度过低，就不能得到官费留学资格。严复这是试图对庚子以来兴学过于偏重西学的纠偏，在他看来，载道之文乃安身立命之本，中“体”理应重于西“用”，有“用”无“体”者，无异于丧失魂魄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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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已采用共和制的1913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的演说中，仍强调“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不读经终将导致“无人格”进而“亡国性”，读经对于青少年人格之养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基础作用。故积极提出读经，“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但以其为中国性命根本之书，欲其早岁讽诵，印入脑筋，他日长成，自渐领会”。认为荒经蔑古的结果，造成“是非乃无所标准，道德无所发源”，世风日下，“而吾国乃几于不可救矣”。[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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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后来拥护复辟帝制，倡导读经自然成为守旧的表征。不过，诚如陈寅恪关于王国维之死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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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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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已与中国文化共命而同尽，可是缺少原罪意识和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在失去道德支撑后，如何填补精神文化的流失空缺，始终是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并产生了无穷的困扰。伴随着学堂教育的推广，人们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日趋重视，对读书“修身”做人的道德品行要求却逐渐降低甚至漠视。1909年，学部在奏报经科大学筹办情况时承认：“自近年学堂改章以来，后生初学，大率皆喜新厌故，相习成风，骎骎乎有荒经蔑古之患，若明习科学，而又研究经学者，甚难其选，诚恐大学经科一项，几无合格升等之人，实与世教学风大有关系。”[73]严复亦指出“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诧怪。不知方其造谋，其无成之理，固已具矣，尚何待及之而后知乎，是教育中西主辅之说，特其一端已耳”。[74]旧道德的支撑坍塌，新道德尚未成形，新教育的宗旨亦未深入人心并内化为自律的信条，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在使社会变得更为宽容的同时，也付出了没有确立为世人认同遵循的新道德规范，而不可避免地失去稳定性的代价。道德失范的结果必然是社会混乱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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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清末学堂教育与取材选官较多强调“做事”能力而忽视“做人”的本色，晚清以来对“商”的重视，以及绅商的崛起，使得发展中的近代中国社会有着日益浓重的商业色彩。社会风气的变化之下，一些科举功名之士常有教学与从商并重的经历，如王锡彤既做过实业学堂的主讲，又多年经商或从事实业。[75]原来处于四民社会首尾两端的士子与商人，不仅身份地位升降浮沉，而且出现互渗兼容的情形，以至产生新的社会群体。商场牟利、官场争胜，进一步加剧了道德失范。这虽然是近代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但停罢科举无疑也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使之速度加快、程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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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诚如美国学者艾尔曼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清季朝野均“毫无批判地将西方学校和日本教育作为成功故事来描述被广泛地接受了”，“经学儒士的价值（自然研究的价值植根于其中）、皇朝的权力以及精英绅士的地位之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联系被拆散了。清朝到处都充满了对经学的贬黜以及相伴随的对格致学与现代科学的性质和范围的反思。通过第一次对经典的非经典化，十九世纪末儒士希望能使他们摆脱‘考试生活’中对道德和经典的要求；但是他们也开始使自己远离有关自然研究、医学和技术的传统观点和方法”。[76]结果导致知识人普遍不以追求学问为人生目标，无论中学或西学均难以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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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价值失位与道德失范在清季强化了社会动荡，形成有利于变革与革命的氛围，那么一旦皇权退出历史舞台，失去政治重心，新权威尚未能支撑大局，社会就自然陷入集体精神迷失状态，谨慎者不知所措，胆大者为所欲为，使得民初社会政治弥漫着令人生厌窒息的空气。后来一些知识人回到书斋，恰好是出于对时政的厌倦。民国2年成为首届国会众议院国民党籍议员的张维，在1913年6月所撰《中国之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民初的乱象：“今者旧学已亡，新学未成，拾西人之唾余而髦弁旧说者有之，守陈说之迂腐而反对新学者有之，或守株而待兔，或矫枉而过直；而其最狡猾、最模棱者，又复飘摇于新旧两者之间，无所依附。既无真正之学术，其由学术发生之各项事业，当然无确定之根据……中国数千年来所恃为拘束士民之旧物，既一旦破坏无余，而人民自治思想能力又非常之薄弱，于是其结果乃至强者专横，弱者摄息，演成一嚣叫狂乱之世界。而政府又毫无法律，以为之维持，为之限制，甚者乃利用此时蹂躏民权，而秩序益为之扰乱。总中国今日而言之，直可谓之无秩序”。[77]晚清西学东渐后，社会的急速变化导致朝野价值取向体用分裂、新旧递嬗之际的混乱无序，伴随着近代政体的频繁变动加剧，对于民国初年的影响尤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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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历经劫难，礼崩乐坏、纲纪坠地，由多重因素交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科举制的终结，本身即是晚清社会剧变的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变化。后科举时代给中国留下两个难解的世纪命题，迄今仍困扰人们：其一，价值标准及道德评判的重建。当一千多年来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与固定规范被打破，其主要载体不复存在，又面对一个与既往截然不同的剧变中的社会，各种思潮学说流派纷呈，重塑社会价值标准与实施道德教育异常艰难繁重。离开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如何使人们的思维言行保持自尊自律，成为一大难题。其二，在社会剧烈变化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文化能否摆脱劫尽变穷的宿命，把握协调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实现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的转型，使之绵延永续，再创辉煌？中西新旧文化的兼容并蓄决非朝夕可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怎样保存，这一千钧重担显然不能仅仅由学堂教育来承担。况且，虽然近代以来国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准则甚而尝试，其中不乏高瞻远瞩，但实行与推广仍然屡屡难以如愿——因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变动异常剧烈，重塑新道德从原则到可行之间，空间太大。标准与眼界不同，取舍各异，令人无所适从。要想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与时俱进，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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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保璿辑《满清稗史》，汪庆祺、汪德轩校订，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53辑之52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原上海新中国图书局排印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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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52辑之51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351—352、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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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增祥：《樊山政书》卷10，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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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举改章酝酿期间，张之洞不无遗憾地说：“惟声光电化等学，（科举——作者注）场内不能试验，拟请删去（从科举改章事宜内——作者注）。”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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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研究者指出，当时不少坊间刊刻的策论，诸如《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中外文献策论汇海》《经策通纂》《时务通考全编》等，取材多自经世文编等，或由当时的中外报刊、译书、时务学堂或新式书院的课作辑录。参见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第116—117、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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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吕珮芬撰《湘轺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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