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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保璿辑《满清稗史》，汪庆祺、汪德轩校订，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53辑之52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原上海新中国图书局排印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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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52辑之51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351—352、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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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增祥：《樊山政书》卷10，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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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举改章酝酿期间，张之洞不无遗憾地说：“惟声光电化等学，（科举——作者注）场内不能试验，拟请删去（从科举改章事宜内——作者注）。”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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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研究者指出，当时不少坊间刊刻的策论，诸如《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中外文献策论汇海》《经策通纂》《时务通考全编》等，取材多自经世文编等，或由当时的中外报刊、译书、时务学堂或新式书院的课作辑录。参见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第116—117、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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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吕珮芬撰《湘轺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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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别士：《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东方杂志》第5卷第12号，临时增刊，总13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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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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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论苏朱二氏私议贡举得失与近代变通科举利弊》，《鹭江报》第34册，1903年6月16日，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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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1904年1月13日），《光绪政要》卷29，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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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晓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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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学部官报》第6期，本部章奏，190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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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废科举者兴科举也》，《大公报》1909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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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奴隶科举奴隶学堂》，《鹭江报》第29册，1903年4月27日，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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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元代马端临考证，举士选官在三代本为一事，“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6，选举考九，总第5365页）。刘锦藻于厘清选举制源流时也强调：“举士举官本合为一，自唐以试士属吏部，试吏属吏部，而其事始分。”（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0，选举七，总第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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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亚泉：《中国士流改进策》，《选报》第5期，论说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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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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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05年3月14日，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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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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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瞿鸿朋僚书牍选》（上），《近代史资料》第10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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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严复：《民约平议》，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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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瞿鸿朋僚书牍选》（上），《近代史资料》第108号，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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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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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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