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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01 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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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03 199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掀起一波研究科举停废之社会影响的热潮。罗志田、萧功秦、何怀宏、周振鹤、杨天宏、杨齐福等多位教授相继发表高论。1995年,罗志田发表《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以《刘大鹏日记》为主要依据,提出废科举造成了四民社会解体、旧时士子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每况愈下的论点。1998年,罗氏又发表《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认为“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清季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个政治变革,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文章接着立论:废科举前,取士标准“已从鼓励新旧学兼通变为新学是尚,与之伴随的参考书籍的变换对印书、卖书、买书及应试者均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废科举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逐渐隐去。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进而出现了游民、饥民等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及类似开会、发电报等新兴的政治行为。在次年出版的专著中,罗志田又提出了废科举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兴起的观点。[34]诚如关晓红所言,罗志田的上述观点“很快成为学术界关于废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影响颇具指向性的论点”。而关晓红认为,罗志田关于科举制是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控制等多项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深刻而全面的这一思路,对理解和认识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深具启发意义。不过,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及如何边缘化的论述,关晓红有不同意见,认为废科举后,“多种渠道同时并存”,使得清末最后几年,“旧学出身者大都能够保持科举时代的出路,前景甚至更加宽阔”。[35]此外,2013年,徐佳贵利用温州地方士子林俊的日记,论述了其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认为废科举、兴学堂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一种“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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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05 21世纪以后,清代科举研究显示出蓬勃涌起的气象。在科举制改革、停废的过程、内幕与影响方面,学界有重大推进。200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出版《中国帝制晚期的科举文化史》一书,从较长时段考察明清以来的科举文化史。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于最后一章论述了19世纪以降改、废科举的朝野努力和历史过程。同时,艾尔曼不仅注意到辛丑科举新章改革文体、内容和场次顺序,还试图通过分析会试闱墨的编排顺序和几份癸卯科会试的策题答卷,来讨论考官阅卷取中的趋向和改章的成效。惟未能深入考官阅卷、荐卷、取中的实际过程,所以他认为第三场的四书五经在考试中仍然最重要的论断还可再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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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07 2000年和2006年,杨齐福先后发表论文,既考论了洋务时期改科举的史实,又考察了来华传教士与改科举的关系。[38]2003年,李细珠发掘未刊已刊函电,梳理了戊戌以来改、废科举的历史过程,尤其侧重于张之洞等督抚高层,揭示了不少内幕。[39]2004年和2009年,关晓红先后发表《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二文,对停废科举的过程、曲折与内幕进行了深度探讨,较既往研究有重大推进。[40]2005年,刘海峰的论文强调传教士的批评、八国联军焚毁京师贡院等外来冲击对科举停废的影响。[41]同年,关晓红以刘大鹏日记、朱峙三日记等材料为据,探讨了科举停废对近代乡村士子的影响,对罗志田的废科举后四民社会解体,旧式士子生存地位降低、逐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2007年,关晓红发表《晚清议改科举新探》一文,梳理了道光至光绪戊戌时期,朝臣上奏的18份改科举方案及其结局,认为整个统治集团的观念滞后与礼部等衙门的阻挠,导致科举制失去了逐渐内在更新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选择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42]2009年、2011年,茅海建发掘已刊未刊档案,对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派的改科举主张及其背后运作,对张之洞、陈宝箴联衔上奏改科举的立意与过程,做了切实的梳理、核证与分析,指出张、陈方案有“诋康”的深意,且注意到了康派方案与礼部复奏章程的差异。[43]这使得戊戌改科举的历史面貌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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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09 在大量关注改革、废除科举的过程、内幕与影响的同时,学界也开始考察科举改章的具体内容,比如文体、策论题目、场次等问题,对科举改章后的科举考试本身,也有了新的研究进展。复旦大学章清、孙青等学者,关注晚清策问与新知的接引、知识复制、“新学”传播等问题,近年发表了一批值得关注的成果。[44]刘龙心曾利用科举录,朱卷、墨卷以及清末市面上流传的策论“参考书”,考察改八股为策论过程中科举与近代知识转型的关系问题,认为策论更类似于一种“资讯”,“不足以反映西学的实质内涵”,策论的提问方式也“限制了读书人认识西学的角度”,“阻挠了中学在致用的意义上与西学接引的可能性”。[45]潘光哲以湖南学政江标在衡文取士过程中编校的《沅湘通艺录》为例,论析了“西学新酒”如何被注入科举体制之“旧瓶”,展示了科举体制在19世纪最后几年的变化以及“导引士子读书世界变化的动力所在”。[46]罗志田敏锐地指出,在废八股之外,科举改制的场次调整更能体现时代思想资源的转移,“把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置于第一场,而四书五经义转到第三场,非常明晰地揭示出经史的易位”,对近代经学隐退、史学地位提升颇有影响。[47]2013年,曹南屏撰文认为,由于清廷坚持中体西用的意识形态,所以科举改制后的出题阅卷呈现了似新实旧的样貌,但改制还是刺激和促进了新学传播。[48]安东强考察了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问题,认为辛丑科举新章摒弃了张之洞戊戌科举新章中“分场去取”的设计,偏离了本意,“或许也是张之洞最终转向停罢科举的另一因素”。惟未给出进一步论证,且对清廷为何未采纳分场去取之法,亦语焉不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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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11 有关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研究,近年亦颇有推进。刘海峰发表于2004年的论文,注意到了甲辰科会试的背景,即朝廷新近批准了“三科递减”的渐废科举方案;简要分析了考题及个别答卷;提到了会试、殿试后新进士须入进士馆再学习的情况,并介绍了会元谭延闿、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后来的发展。刘海峰关于癸卯科乡试的论述,亦值得参考。[50]何玲刊于2009年的论文,也注意到考试内容的重要改革,集中分析讨论了二场策题及一些答卷,认为太多旧式文人出身的举子面对新的政治经济问题,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回答,改八股为策论不可能达到选拔人才的目的,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势所必然。[51]王瑶、李银良新近的文章则认为此次会试不仅沿袭了以往传统,而且在选题、选仕等方面也不亚于往日,是一次庄重严格的考核,同时检讨了借闱河南的原因。[52]2012年,李林发表的论文,述论了三场考题和会元的策题答卷、考官阅卷的情况,两科进士的人数、籍贯、年龄、朝考授职等,认为二场策题引导性太强,考官阅卷仍重头场,故评语和排名“多不能如实反映考生的水平和应得的评价”,改制效果不佳。[53]该文是迄今以癸、甲会试为题,用力最多的成果,颇有创获。惟将多个问题纳入一篇文中,故多未能展开深入讨论,想当然的舛错也就难免,证据不足的论断都还有待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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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13 关晓红最近发表的论文,兼用日记、朱卷、报刊等资料,考察了辛丑科举改章及其在随后的岁、科试和乡、会试中的落实情形及一些士子的反应,对癸、甲会试有所论述,并由此追寻停废科举的原因,认为1902年之后,在科举与学堂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的学堂”。该文在史事与观点上均有创获,惟篇幅有限,未能展开,亦间有舛误。值得注意的是,关晓红强调戊戌至甲辰科举改章的成效及问题,特别是其与停废科举的关系,仍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54]确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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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15 与此同时,有关进士馆的研究亦有新进展。2003年,程燎原考述了1907年、1908年在法政速成科毕业的一批进士姓名及授职等情况。[55]2004年,李贵连等按时序勾勒了进士馆的历史。[56]随后,周君闲就进士馆的设立目的、学习内容、考核奖励办法、作用做了铺叙。[57]宋方青强调进士馆法政教育与日本因素的关系。[58]韩策重建了进士馆开馆初留学生教习的史实,讨论了他们向进士学员传授“新知”时的尴尬身份和授业困窘。[59]李林考察了进士馆的开设、生源、师资、课程、毕业考试授职与停办、游学等方面,尤其在师资构成、进士游学法政速成科方面,发掘新材料,贡献尤大。[60]从以上回顾来看,进士馆受到了不少注意,这与它的重要性是相称的,只是在史实考订和思路阐释方面还可继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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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17 在癸、甲进士群体方面,清季立宪派的重要成员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早已广受关注。近年更有以汤化龙、黄远庸、郭则沄等人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61]熊范舆的传记亦新近出版。[62]《癸卯汴试日记》的作者癸卯科进士孔昭晋也有了个案研究。[63]由于癸、甲进士人数多、领域广,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类论著多少都有涉及,尤其是其中的知名进士。但是,许多进士今日名虽不显,甚至已被遗忘,但当日实为全国名流、地方贤达,其在清季民初的活动和影响还可发掘资料以呈现。更重要的是,从最后的进士精英群体角度着眼,癸、甲进士可研究的空间极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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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2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63]
1703084723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思路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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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25 综上所述,有关清季科举制变革的既存研究,在科举改革、停废的原因、方案、过程以及社会影响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这既为本书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亦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加了不小难度。窃以为,这一论题还可从以下方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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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27 首先,很可能因为科举制最终走向停废,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便以“后见之明”努力寻找停废的“线索”,故而有意无意地轻忽了对于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考试本身的细致研究。虽然最近几年略有改观,但学界对辛丑科举新章以及癸、甲会试的实际运行、成效与局限、朝野反响等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研究科举改制,辛丑科举新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政务处、礼部奏定科举章程的准确内容及其流变还不清楚。乡、会试中场次与题量调整、分场去取、废除誊录等制度设计的立意所在与利弊得失,督抚与决策高层的争论与妥协,尚欠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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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29 这也缘于既往研究多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入手,故对中枢、翰林院、礼部在科举改制中的思路和举措观照不够。其实,新政伊始,中枢高层、礼部与东南督抚以及督抚之间在科举问题上分歧甚大,在在影响着科举改制的进行。同样重要的是,在科举改制议题上,中央高层也有自己的思路和举措,并非只扮演督抚的“合谋”角色。事实上,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与辛丑科举改章相配套,正体现了瞿鸿禨、荣庆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此外,癸、甲会试和进士馆的实际运行及成效局限,均关系科举制的走向和众多士子的命运。在上述问题未经清理之前,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力度与运行图景尚不完整清晰,匆忙就科举问题下结论,似嫌根基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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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31 其次,关于清季科举的既存研究有一个倾向,即对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影响罗列、推阐较多,而对科举考试活生生的参与者相对关注不够。这既包括考官,也包括众多士子及其亲朋师友。迄今为止,举人刘大鹏、秀才朱峙三因有日记出版,受到了较多关注,温州地方士子张棡、林俊因有日记存世,亦开始成为研究对象。史学研究受材料导引与限制,本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材料丰富(包括大量日记书信)、影响更大的癸、甲二科进士群体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心路历程和调适因应,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我们尚缺乏相对整体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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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33 进言之,对个体士子的不断研究是我们知人论世所不可或缺的,恰到好处的深耕细作或许还可见微知著,以点及面。但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士人群体为对象进行考察,既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又观照其内部的差异、分化和复杂性,又具备个体研究难以替代的功能。与此同时,包括乡村士子在内的中下层士人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际遇、反应与命运,无疑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不过,如欲理解传统士大夫在清季民国的转型与命运,更精英的进士群体即使不应该受到格外关注,至少也有充足理由受到同等观照。事实上,正如沈云龙所言,废科举前的癸、甲两科进士此后“或为地方疆吏,或为军系谋主,或驰骋议坛,或潜心著述,竺旧骛新,各坚所守,无不蜚声于时。今日史家所称之复辟派、激进派、研究系、进步党、交通系、安福系诸巨子,胥孕育于斯,其于清末民初世运之推移,影响殊巨,则非当年主持抡才大典者所能前知矣”。[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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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35 有鉴于此,本书拟从两条主线展开:(1)清末科举改制的内容与实践;(2)科举改制造就的癸、甲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出处浮沉、流风遗韵和最终命运。章节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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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37 第一章,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借以揭示庚辛政局与辛丑科举改制的多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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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39 第二章,通过深入考察科举新章的内容流变、场次与题量调整、分场去取、废除誊录诸方面,探究清廷决策者出台辛丑科举新章背后的权衡和隐曲。结合戊戌变法以来的多种科举改章思路,检讨辛丑科举新章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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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41 第三章,考论中央高层主动发起并促成的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及其背后的论争和妥协,阐明诏开进士馆之举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是科举改制的扩大。从报刊舆论、官绅议论方面,考察诏开进士馆的朝野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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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43 第四章,从借闱河南的复杂缘由,考题答卷、阅卷和荐卷程序、取中标准和内幕、贡士构成诸方面,观察科举改制下癸、甲两科会试的实际运行,期对科举改制的贯彻实情、成效与局限有更切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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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45 第五章,从进士馆的筹备、学员对入馆的态度、教习授业困窘、课程考验奖励等方面,观察进士馆的实际运作与困难所在,并与进士游学相衔接,呈现科举停废前后两科进士“新学”教育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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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47 第六章,通过细致考察癸、甲进士在清末的仕途分化、鼎革前后的出处浮沉,分析停废科举、预备立宪、辛亥鼎革及民初乱局对癸、甲进士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因应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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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749 第七章,从参与清末兴学大潮、传承旧学与抵拒新文化、主持诗词结社等方面,展现清末民国时期癸、甲进士在文教领域的流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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