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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何玲：《1903年汴城会试论略》，《教育的传统与变革——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2009，第556～560页。此外，何玲还对1903年经济特科的史实、影响等做了考察。参见何玲《清末经济特科探析》，《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张之洞与经济特科》，《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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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王瑶、李银良：《清末最后一次会试考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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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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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关晓红：《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36页注1。关晓红还考察了停罢科举后对举贡生员的善后措施，立停科举后的抡才与培才问题，停罢科举对官制、铨选制、新学分科、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影响，并对科举与学堂的关系、后科举时代的文化道德难题等做了反思。均收入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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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第152～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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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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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周君闲：《晚清进士馆述略》，《文教资料》2007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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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宋方青：《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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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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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李林：《晚清进士馆研究：天子门生的转型困境与契机》，新竹《清华学报》新44卷第1期，2014年3月；《晚清进士留日史事考述：以东京法政大学留学群体为中心（1904-1911）》，王成勉主编《双中荟：历史学青年学者论坛》，台北：新锐文创，2013，第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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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楚永全：《汤化龙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2；郝幸艳：《汤化龙与清末民国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2；王红军：《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0；昝圣骞：《晚清民初词人郭则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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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李恭忠、黄云龙：《末科进士与世纪风云：熊范舆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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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贾琳：《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为个案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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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沈云龙：《〈胡太史（骏）诗文选〉跋》，胡光镳：《大世纪观变集·旅台丛文三百则》，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2，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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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王德昭引邓嗣禹之言，并加发挥，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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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第一章 庚辛政局与辛丑乡试展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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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岁在庚子，是一个具有全球史意义的年份。不仅因为人类历史正跨入20世纪，更因为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庚子事变。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屡遭欺凌、备受屈辱的大清国，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兵临塘沽口的形势下，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不久，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走，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无疑，庚子事变极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表现之一就是打乱了科举考试的节奏、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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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科举时代，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作为抡才大典的乡试、会试一般按期举行，不可动摇。有清一代导致乡试停科、展期、补考的重大变故共有三次，分别是康熙平三藩、咸同时期的战乱和庚子事变。[1]如果说前两次纯粹由于战事影响，那么庚子事变后的开科问题无疑夹杂着新的时代难题。此时政治格局和内外形势复杂微妙：两宫尚在西巡，北京正在议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因东南互保“有功”而权势凸显；清政府准备开启新政以挽救危局，朝野上下正在为新政建言献策，而改科举、兴学堂摆在新政首位。因此，辛丑乡试是否按期举行实与科举改章、启动新政相互缠绕，关系众多士人与官员的切身利益，故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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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史实，辛丑年（1901）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经历了多回合明争暗斗。这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清末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更是清廷与东南督抚权力关系的微妙体现，值得认真梳理。[2]本章利用档案、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借以揭示庚辛政局与辛丑科举改制的多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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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奏展乡试朝臣督抚大起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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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庚子年（1900）为光绪帝三十正寿，故开恩科乡试，次年辛丑年举行恩科会试，庚子、辛丑本有的正科乡、会试则递推至辛丑、壬寅（1902）举行。岂料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外宣战，军务倥偬，清廷遂将恩科乡、会试分别展至辛丑年三月初八日和八月初八日，正科乡、会试则向后顺延，并命已放的乡试考官折回。[3]七月北京城破，两宫西狩。但乡、会试开科既是朝廷仍须面对的未了之务，也是众多士人关心的功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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