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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奏改科举以展乡试：刘坤一、张之洞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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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的奏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臣与东南督抚的分歧暴露无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如何因应，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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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七日，刘坤一接到再次垂询的电谕后，即致电东南各督抚，斩钉截铁地表明坚持展期的立场，虽“询问”各处意见，实已不容反对。[51]次日，张之洞亦致电各督抚，意见相同。其理由是：京城贡院已毁，本年必不能举行顺天乡试，如首善之区和东南大省均缓期，则“明春会试，此数省均无新举人，必致士多觖望。若明春不会试，则中举何必早此一年”。此时因尚未收到抄有张百熙奏疏的寄谕，故张之洞说：“但不知建言者筹虑及此否”。然而，张之洞不愿留下鼓动各省的把柄，于是末尾云：“至贵省应如何复奏，敬请尊裁。”[52]至此，因张百熙将长江票匪滋事的借口揭破，故奏请展期的理由渐从票匪滋事易为壬寅年春不能会试。所以，刘坤一称赞张之洞“今年举人明春仍不能会试”的说法“最切当”。[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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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七日，刘坤一奉到寄谕后即电奏仍旧展期一年。[54]张之洞随后亦然。[55]刘、张之所以坚持展期，不惜与朝官“对抗”，一方面与其此时的微妙处境有关。刘、张奏请乡试展期之初，显然预计到必有反对之声，但还是低估了反对力量。然而，当张百熙公然上奏诘责、举朝皆知之后，却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己见。因为这时若突然转圜、按期乡试，不仅严重损害二人东南督抚领袖的颜面，更坐实了此前所奏不实、有意欺罔朝廷的“罪名”。这是刘、张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实现科举改章，迅速推进新政，“改善”中国形象。因为环球各国以变科举“觇中国之能否变法，和议难易亦大有关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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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袁世凯在电奏展缓的同时，也认为各国既以军机大臣“多守旧顽固”，又“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要挟“更换执政”、照行新法，拒之势力不足，允之则国体无存，故“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甚为可虑。故请刘、张“或联名电枢，或会衔电奏”，“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以图“各国耳目一新”。[57]也是将改科举与尽早推行新政、改善中国形象相联系。不过，这种“挟洋”以急切变法的主张，与清廷中枢的渐改趋向颇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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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陷入尴尬的刘坤一此时亦生新招，谋划借奏改科举，以展缓乡试一年。袁世凯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迟至四月十二日，刘坤一奏展乡试的电报已发出五日，仍未奉旨允准。这时南京内外“士心皇皇，多有以仍行开考为请者”，于是有人劝刘坤一主动出击，“先将科举变法一节奏请明谕，暂停乡试一年，俾各士子知所从事，磨厉以须，较为得体，借定人心”。[58]如此既可推进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又能使本年暂停乡试理由充分，疆臣既免奏展乡试之诮，中枢亦可从容措辞，士子也易于安抚。故刘坤一击节称赏，遂邀张之洞联名会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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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亦称赞该主张“洵为定士心之善策”。至于“变法改科举章程”，只能仿其戊戌年已奏准办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西国政治地理，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论说，但声明二场删去声光化电之类专门艺学，“盖照前奏者，取其系已经奉旨成案。将艺学等删去者……以冀易准”。同时必须声明：此乃学堂未设之时取士的权宜之计，迨“学堂广设，实学成就者多，再请将凭文考试之中额渐次酌减。详细办法当于复奏内详陈云云。或将陶（模）、袁（世凯）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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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尚未定稿，刘、张已在筹划先将科举改章奏请明发。刘坤一赞同张之洞的改科举方案，并谓“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60]于是张之洞拟一奏稿，经刘坤一略改字句，于十七日电奏：“今日中外大势，科举不改章，势有不能。然改章之始，士林必须宽期肄习。拟请旨先行宣谕：现正议科举改章，讲求有用之学，仍必崇尚五经四书。所有展缓乡试省分各士子，正可借此一年之暇，精心讲求，俾临试时得以尽其所长，则多士知所向往，益可安心肄业，不致悬盼疑阻。惟科举要政，当必俟各省奏到，详核妥议。此次谕旨可否浑言大略，但将讲求实学、不废经书之宗旨揭明，其详细章程俟定议后，再行颁谕通行，则诸事皆无窒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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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前，为全国一律展缓辛丑乡试而提前上奏的改科举主张。既往研究者将此事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混一而论，尚有未谛。[62]值得注意的是，在奏改科举的同时，刘、张还致电军机处，建议缓放云、贵乡试考官：“科举必须改章，拟请旨先行揭明宗旨，俾多士有所凭依，已另电具奏。惟五月朔即须简放云、贵考官，陕距云、贵较近。现在章程未定，似可稍缓旬日，再行请简。”[63]这就将刘、张借改科举以展缓本年乡试的意图全部道出。其如意算盘是，清廷一旦明发上谕改科举，那么本年乡试各省就立即面临如何考和考什么的问题。清廷很可能就以新改科举，须为士子留出准备时间为由，一律展缓乡试一年。张百熙以定士心为言，刘、张亦以定士心说法，且带出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实为巧妙而有力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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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以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张百熙等人为代表的行在重臣，既不以展缓乡试为然，自然不赞同刘、张的新主张。而且，四月十一日孙家鼐亲口告知伍铨萃：“云、贵、两广、陕、甘、汴七省，已奉慈意，准已开科，余省想不能考云。”[64]亦即经过全盘考虑和慎重权衡，慈禧太后已同意七省开科，但刘、张的意见也须迁就，[65]故东南各省今年仍不能乡试。果然，刘、张请变科举的电奏于四月十九日由军机处缮递，清廷未予采纳，但于二十二日下旨“仍准”东南各省乡试展缓一年。[66]至于缓放云、贵考官的建议，早已备好单子的军机处当然不予理睬，不等五月初一，便于四月二十六日提前简放了。[67]难怪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一见上谕，即痛议其非。[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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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云、贵、两广放考官后，四川颇受波及，“士子各怀怨望，并有巨绅以陕西乡试改于九月举行，纷请援照办理”。川督奎俊甚欲开科，但“深恐江南、两湖士子有所借口”，影响江、鄂的安定局面，故电询刘、张：“如本年川办乡试，究与贵省有无窒碍？”[69]刘坤一接电即复，明确反对四川开科：“乡试事既经两次奉旨展缓，未便再改。且体察沿江情形，亦实遽难开考。自云、贵、两广放考官后，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均已批驳。蜀若开考，江、鄂势处两难。请乐帅仍照奏准之案办理为荷。”[70]不知何以此电途中耽搁，二十四日下午才到，张之洞此前已电询刘坤一如何答复奎俊。过了好几天，张之洞复电意在反对，然不如刘坤一强势，而是请奎俊裁酌。[71]这样，四川有意开科的念头便被刘、张压制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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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举直接联系着无数士子和千家万户，因此朝臣、督抚围绕乡试是否展期的论争和决策，自然在士绅舆论中引发广泛关注和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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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士绅舆论对乡试展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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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导致的前两次乡试展期，已打乱众多士子正常的备考、应考节奏。庚子年夏，新疆巡抚饶应祺之子饶凤璜正在赴京赶考途中，这时饶应祺得知京师闹义和团，中外宣战，遂急电其子南下湖北本省乡试。然而，不久又获悉湖北乡试亦展期至次年三月，斟酌再四，饶应祺只好令饶凤璜暂在湖北书院用功，“候明春乡榜”。[72]随后湖北乡试又经张之洞两次奏展，直到壬寅年八月才补行，距饶凤璜庚子赶考已过两年多，其间焦急等待的心情可以想见。乡试展期，会试自然延后，令一些举人愤恨不已。辛丑年二月初二日，山西举人刘大鹏做梦都在赴京会试，醒后感慨道：“若非洋寇犯顺，扰乱京都，则去秋之乡试不停，今春之会试莫止矣。……身未能诣都应礼闱试，而乃形诸梦寐中。”[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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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辛丑年三、四月间，当朝臣与东南督抚争论是否再展乡试时，报刊舆论的传播成为影响时人行止、心态的重要因素。三月底，报刊纷传李鸿章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刘坤一亦以为然，奉旨允准。《申报》称：“和议条约中有闹教省分停止大小考试五年一条，朝廷已准如所请。江南一省原不在停试之内，而全权大臣李傅相不知是何意见，忽奏请一律停试，两江督宪刘岘帅亦以为然，刻已奉旨允准。”[74]同日，《中外日报》亦有类似传闻，且与改科举相联系：“江督刘制军以新政将兴，科举必变，士子安常习故，猝难更张，适全权大臣李傅相奏请将各省考试全停五年，刘制军遂亦以傅相之言封章入告，俾八股中人，得乘五年之中改习时务实学。昨奉上谕，准如所请。”[75]两天之后，《申报》评论大加赞赏，并倡议停试后大开学堂。[76]《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随后亦有相似报道，也以停试可为兴学堂创造机会为言。[77]外文报纸的评论，则认为此举“不过欲全中国政府之体面，使华民以停止试事非出于洋人之命，乃中国政府之意耳”。[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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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三月初八日以前，在京的朱益藩已“闻有旨明发，各项考试一律停办五年”。[79]然而，事实上并无相关谕旨。李鸿章或许私下表达过类似意见，但不大可能形诸奏章，清廷更难俞允。因为停试本就是外人逼迫所致，即使清廷主动下旨通国停试五年，无疑也是掩耳盗铃，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倘如此，则既令天下士子寒心，也使清廷权威丧尽。况且，由于下届乡、会试就是慈禧太后“万寿恩科”，故军机处早就敦嘱全权大臣，如果外人议及乡、会试停科，须指明滋事“州县不准予考，如牵涉全省，务须设法顾全”。[80]甚至连李鸿章的女婿兼谈判助手张佩纶也愤愤地讲，外人要挟直隶、山西停试五年，不准京师乡试、会试、殿试，将“大失士心”。[81]遑论主动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其实，李鸿章等正在为顺天、山西乡试，尤其是北京会试努力交涉，[82]不可能贸然奏请一律停考五年。至于刘坤一，只要注意到三月初为奏请乡试展期一年，已经小心翼翼地请荣禄由内面奏，就可推知，他更不会奏请一律停科举五年。直到四月初十日，刘坤一尚不清楚李鸿章与外人就停试问题商议到了何种程度。[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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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说当时官员、士人、报刊有全国一律停试五年的议论则可，若据此而谓李鸿章、刘坤一奏请全国一律停考五年，奉旨允准，则是不确实的。既然并无此事，若说统一停考五年的主张以及借停考以兴学堂的思路被张百熙的上奏打断，也就与史实不符。[84]如前所述，张百熙所奏乃是针对东南督抚奏展辛丑乡试一年而发，并非针对全国停试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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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言之，不必说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即刘坤一、张之洞等奏展乡试一年，已在士绅舆论中引起颇多争议。湖南名儒皮锡瑞虽然倾向于废科举、兴学堂，但当他听闻江、皖、湖广请停本年乡试时，却“以为非计”，也是从人心、士心、士子读书进身方面着眼。当听说张百熙奏请仍行本年乡试，朝廷令督抚再行体察复奏后，皮锡瑞论道：“不知诸公不护前否”。[85]显然是希望本年乡试仍旧举行。留京的浙籍士人冯汝琪因浙江乡试展期，“南北两闱今年已无指望，此后举行特科，改试策论”，不免觉得“科甲之心可以从此绝望矣”。其浙江亲戚此前也来信“抱屈”。[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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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刘坤一奏展乡试一年后，“一时士林中人谣言四起，爰由省垣某巨绅联合同志会议于某书院中，拟就条陈洋洋二千余言，禀请制军吁乞天恩，照常考试”。[87]四日后，以濮文暹（青士）太守、陈光宇（御三）太史领衔的进士、举人20多人所上禀牍，登上《申报》，吁请本年按期乡试。其理由有四。其一，再缓乡试，士子将“皇皇如失所恃”，“弦歌之声将辍”，而商民亦以“屡年不举乡试，生计愈艰”。其二，“缓试之故，一因教案牵连，一因票匪蠢动”，但在刘坤一领导下，“拳匪肇衅之后，本省无一教案。康、梁滋事以后，本省无一票匪之案……苟亦如他省之因教案而停科举，何以劝善”。其三，如谓“两宫尚未回銮，乡试似属不急之务”，然当年洪杨之乱，江苏、安徽大半沦陷，咸丰皇帝允疆臣之请，借闱浙江举行己未江南乡试，“维时两省流离被难之人，读诏书而感泣，事竟亦帖然。今两省皆无恙，而忽然停试，似不足以慰士心”。其四，现在赶办供给，完全来得及举行乡试。最后，强调科举维持士心民风：“自近日邪说横行，士心浮动，不复守其业，造作谣言，一倡百和。其所恃以维系者，惟此科举之一途。若复令其绝望，聪明才辨之士进取之心既懈，流弊甚多，于士习民风关系实非浅鲜。”[88]与张百熙条奏理由颇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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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申报》三日后又发表题为《展缓乡试之善》的社论，似针对前引禀牍。其要点有三。首先，展缓试期可以为科举改章提供时机。科举中八股、试帖和小楷流弊甚大，故“欲取人才，非变通科举不可。然变通必有其机，机之未来，虽有意变通，而必多捍格。戊戌之事其明证也。去岁拳匪事起，外人要约指明闹教之处停试五年。既而朝廷允疆吏之请，各省乡试一律展缓一年。此即变通科举之机也”。因此批评请行乡试者“不识时务、不顾大局”。其次，一一反驳士心、民风、商务、生计等理由，进而指出展缓乡试有三善：一是省经费，对各省筹款不无小补；二是匪徒借乡试滋事，停试可以绥靖地方；三是既奉经济特科之诏，科举必改章，乘此停试时期，士子可以埋头向学，“一旦科举既改，庶不致茫无头绪”。再次，针对停试之意出自外人，未曾闹教的大批士子无端被累、士心难服的质疑，评论解释道：“若允外人之请，分别停试，固不足以服士子之心。而此则一概停试，是出自疆吏之深心、庙谟之独运，与外人无与也。”[89]意谓一概停试，可以左右逢源。考虑到刘坤一、张之洞此时正在奏请明谕变科举，以便一律展缓乡试一年，此社论似在为其张目。[90]不过，三天之后《申报》又刊社论，呼吁江南举行乡试。一则称，江南人士与外人和平相处，故“半壁东南最臻安谧”，忽然停试，说不过去。再则谓，云贵等省既举行乡试，则江南停试有失公平。[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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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西北各省举行乡试的事实，对长江各省产生持续冲击。四、五月间，云贵、两广放乡试考官后，四川“士子各怀怨望”，听闻陕西缓至九月乡试，巨绅又请奎俊援案举行。[92]五月，“南京各书院诸生”公恳巨绅致函刘坤一，“请今秋仍举行乡试”，只是刘坤一“坚持不允”。[93]同时，“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但均遭批驳。[94]张之洞虽然奏称缓试“官绅众论皆同”，[95]其实云贵放考官后，湖北省城“各绅邀集学校中人公禀督辕，请仍循例举行”，也认为湖北并未闹教，“今若将秋闱展缓，竟与他省之因教案而罚停科举者无分，深恐民心无从折服”。[96]其理由与南京士绅相类。因此，刘、张坚持乡试展期，在东南士绅舆论中颇有争议，似亦不得人心。不过，此时科举问题已溢出内政范围，而有外人干预的因素在，故《辛丑条约》谈判中的科举停试论争也有必要加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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