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85050
四月十三日(5月30日),李鸿章、奕劻致电军机处,备述交涉艰苦,抱怨萨道义“性情执拗,颇难与商”,为了不“牵碍撤兵要务”,准备在停试问题上妥协:“如实不能争,拟即具奏,乡、会等试或可借闱举行”。[102]十五日(6月1日),军机处电询李鸿章:萨道义“刁难不撤兵,有无别故?他国不至效尤否?廷、会试全停,与条约城镇之言不符,能托美、日使居中转圜否?”[103]清廷此时最在意撤兵问题,至于停试问题则更关心会试、殿试,故顺天乡试与山西乡试,似已放弃。所以,十六日(6月2日)军机处致电张之洞,谓“停会试、廷试,英使持之甚坚,难于理喻”,虽电请全权磋商,“恐难力争”,希望张之洞“从旁托他国设法转圜”。[104]看来顺天、山西乡试,中枢已不再争。
1703085051
1703085052
李鸿章获知中枢的这一立场后,便为北京会试再做争取。事实上,从萨道义方面的材料和新近的研究看,李鸿章等确实做了很大努力,公使中也不乏支持者。四月十七日(6月3日),李氏当面向萨道义提出:“朝廷确实可以发布一道上谕,叫停顺天乡试和在太原府的山西乡试,但是,两天前来自西安军机处的电报显示,如果停止北京会试,皇帝将不回銮。萨道义表示,他会将这点通报英国政府。”[105]其实,萨道义并不相信李鸿章所说,而且,他的如意算盘是,在这件事上“刁难”,能够让他得到其他东西。[106]不知是李鸿章自信太过以致误解意思,还是有意“欺罔”,他随即致电军机处称:“停考昨已由驿奏结,廷、会试已允不停,奏到请即降旨。”[107]
1703085053
1703085054
可是,直隶人张之洞对于顺天、山西乡试全停大不以为然。张氏于十五日已获悉全权大臣电告枢垣的内容:“英使坚不允京城会试及顺天、太原乡试”,并通报刘坤一。十九日(6月5日),张之洞托英、德两领事转电英国公使萨道义、德国公使穆默(A.Von Mumm),认为直隶、山西两省乡试全停,于未滋事之处“太欠平允,士心定必不服”,妨碍将来民教相处,且与议和大纲内“滋事城镇停考”一语不符。鉴于北京、太原“断不能开考”,遂提出借闱乡试方案:直隶借山东,山西借河南。次日,张之洞又电刘坤一,请其“即照此意切商驻宁沪英、德各领事,或杰(杰弥逊)参赞转电各使”,并强调萨道义“重在北京、太原不准开科,故借闱一法必须详告”。[108]二十一日,刘坤一复电称:“借闱乡试,最为妥善……英、德两领事,均允电商公使。据云,必能照准。俟得回信,再会电枢。”[109]
1703085055
1703085056
二十二日(6月8日),萨道义复电张之洞,允许“直、晋不滋事地方,可借闱山东、河南乡试”。张之洞当即将该消息通报刘坤一,同时电告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待刘坤一复电后再会奏,并强调会试不停的消息已见李鸿章的电报。[110]有了李鸿章北京会试不停以及张之洞顺天、山西乡试可以借闱的消息,清廷遂于二十五日(6月11日)接到奕劻、李鸿章的奏折后,即下旨山西省之太原府,直隶省之北京、顺天府等府县停止文武考试五年。[111]
1703085057
1703085058
英国顾及在长江流域的巨大利益,必须维持与刘坤一、张之洞的关系。所以萨道义确实曾在6月8日的复电中表示,个人不反对张、刘提出的顺天、山西乡试分别借闱山东、河南的建议。由于俄、美、日等国公使均支持中方的立场,加以张、刘的交涉,萨道义甚至感到自己将不得不在北京会试问题上妥协,因而正打算告诉刘、张北京会试本来也应该借闱举行(亦即现在可在北京举行,不必借闱)。[112]
1703085059
1703085060
然而,就在萨道义准备妥协之际,四月二十五日(6月11日)停考上谕发布,因其并未明说北京会试,以致各方解释不一。李鸿章、奕劻认为北京会试不在禁止之列。尽管俄、美、德、日等国公使倾向于支持中方意见,但萨道义坚持认为,据该上谕,北京会试应该停止。[113]五月初六日(6月21日),李鸿章致电军机处称:“惟闻各使中仍有不愿北京会试者,请借河南考棚。萨使于此节未能践言,殊出意外,然于撤兵似无妨碍。”[114]六月十一日(7月26日),李鸿章、奕劻的奏片称:“萨道义面称会试仍必须停”,“揆度情形,会试难在京城举行,将来只可由礼部另筹变通之法。”[115]十九日,清廷为此特发寄谕,称“会试为抡才大典,各直省士子齐集应试,碍难易地举行。前据该王大臣与各使业经商允,自可仍践前言”,因令“奕劻、李鸿章再与各使切实磋商,务期议明仍在京办理会试为要”。[116]七月初九日(8月22日),李鸿章电奏无法再商:“北京会试,前经设法磋商,各使颇有允意。始料英使萨道义未必能以一人违众,不意萨使始终坚持,各使意无如何,遂仍由领衔日使备文驳复。臣等前奏已将详细情节叙明,今各使已将条款签字,断难再与商议。此次明降谕旨,请将日前片奏内所陈商明免停之河南陈州府、郑州、河内县三处扣除。会试仍不必提,庶条款画押不至因此迟延。”[117]
1703085061
1703085062
至此,由于英国公使萨道义的一再坚持,直隶、山西停试五年期间,北京不可以举行会试。其实,京师贡院此时被毁,壬寅年(1902)会试实难按期在北京举行,随后清廷也将会试展至癸卯年(1903)。然而,停止北京会试,也就使得修复京师贡院暂时成为不急之务。直到1905年,停试解禁前夕,议修京师贡院问题才摆上议事日程,在朝野上下掀起了广泛讨论,引发了诸多争议,与当年立停科举的重大决策实有关系。[118]问题是,倘若辛丑议和中北京会试不停,那么,京师贡院的修复便不会等到1905年才成问题,而是至少在癸卯科会试之前,便须修复完工。如此,科举的命运恐怕会大不一样。在庚子事变大冲击的背景下,一个一意孤行的英国公使,也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最终毁灭科举制的推手。[119]外人的因素与历史的偶然性,常常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的走向,科举制的变革也概莫能外。而科举的任何变动,又直接影响着无数士子和千家万户。
1703085063
1703085064
清末新政伊始,朝臣与东南督抚围绕乡试展期的明争暗斗复杂微妙,远超过既有认知。辛丑东南各省乡试最终展期一年,是刘坤一、张之洞立场的体现,是其向清廷坚持己见,对各省串联施压的结果。刘、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其正筹划新政变法,而改科举为新政首务。如辛丑乡试按期举行,则科举新章颇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势必再考一科而延续生命,科举改章的落实必然延后。如此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至于说李鸿章、刘坤一奏请全国一律停考五年,奉旨允准,因张百熙反对而作罢,并不符合史实和情理。李鸿章等议和人员为了顺天、山西乡试,尤其是北京会试,做了艰苦的交涉努力,最终由于英国公使萨道义固执己见,使得五年内无法在北京举行会试,但殿试仍可照旧进行。
1703085065
1703085066
与此相应,慈禧太后和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根据大乱之后迅速开科的历史经验,希望按期举行辛丑乡试,以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与刘坤一、张之洞意见冲突。张百熙于是代表朝官群体激烈奏驳刘坤一、张之洞,力主乡试万不可再展。但在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在清廷和洋人之间机敏应付,形成第三势力。[120]清廷虽有不满,却不得不倚重和迁就。最终东南各省辛丑乡试再次展期,西南、西北等省则按期举行。双方主张均未实现。清廷希望通过科举大典稳定士心、重拾权威的思路和努力,遭遇重大挑战,其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制约。从坚持己见并串联东南各省与清廷立异角度看,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两宫回銮后“解决”东南尾大不掉问题,也就成了政局变迁的一支暗流。
1703085067
1703085068
庚辛政局对科举改制的直接影响是,辛丑年的乡试仍以八股文体的四书五经及策问取士,而展缓至壬寅年的各省乡试,则已改用科举新章,以论、策、经义取士。可以想见,如果辛丑年各省乡试不再展缓,那么,八股文至少还会“苟延残喘”。即使科举改章通过,也只能在下科实践。那么,科举的走向或许还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下章将看到,朝臣与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直接影响了辛丑科举新章的内容及其落实,甚至科举制的停废。
1703085069
1703085070
1703085071
[1] 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商志校注,第122~124页;王立新《咸同年间文闱停科问题考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43~153页。
1703085072
1703085073
[2] 关晓红教授曾有所论述,意在说明当局未能把握住借暂停科举以发展学堂的建议和契机,对改科举不无遗憾(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9~58页)。惟因侧重不同,加以资料限制和解读偶偏,尚有继续探讨的较大空间。
1703085074
1703085075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87页。
1703085076
1703085077
[4] 《大学士崑冈等奏请俟议和就绪再行举办乡试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请将恩正两科乡会试归并举行折》(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中华书局,1996,第103~104、105页。
1703085078
1703085079
[5] 《恩正两科乡会试请归并举行片》(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8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91页。
1703085080
1703085081
[6] 《电谕》(庚子十二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以下简称《电报档》)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307页。
1703085082
1703085083
[7] 《崧蕃来电》(辛丑三月初三日),《电报档》第21册,第421页;《致崧蕃电》(辛丑三月初四日),《电报档》第2册,第396页。
1703085084
1703085085
[8] 《崑冈等奏变通简放试差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116~117页。
1703085086
1703085087
[9]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9,第1022页。
1703085088
1703085089
[10] 《拟致崑冈等电信》(辛丑三月初九日),《电报档》第2册,第399页。
1703085090
1703085091
[11]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初五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以下《张之洞档》各册均载此辑,不再注出),大象出版社,2014,第323页。
1703085092
1703085093
[12]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巳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556页。
1703085094
1703085095
[13]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一日酉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399页。
1703085096
1703085097
[14] 《寄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8,第2620页。
1703085098
1703085099
[15] 《电谕》(辛丑三月十三日),《电报档》第2册,第404~405页。关晓红教授说:“这道上谕,一方面表明政府对士子应试心切的理解和体恤,另一方面则将是否照前议开科的权力下放给督抚,让各地就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举办。”甚是。但接着又说刘坤一“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既不想举行当年科考,又不愿担当停科的罪名,以免失去士心”,却值得推敲。首先,时间逻辑有误。关晓红教授先论述时间在后的几道谕旨、电奏,然后说这是“一道新的电寄上谕”,以致刘坤一可以“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其实该电谕系因刘坤一前日致电军机处而发,此时尚无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更重要的是,谓清廷当道不愿担当停科罪名则可,谓其此时不想举行当年科考,恐与史实不符。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
上一页 ]
[ :1.7030850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