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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崧蕃来电》（辛丑三月初三日），《电报档》第21册，第421页；《致崧蕃电》（辛丑三月初四日），《电报档》第2册，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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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崑冈等奏变通简放试差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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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9，第1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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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拟致崑冈等电信》（辛丑三月初九日），《电报档》第2册，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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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初五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以下《张之洞档》各册均载此辑，不再注出），大象出版社，2014，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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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巳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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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一日酉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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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寄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8，第2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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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电谕》（辛丑三月十三日），《电报档》第2册，第404～405页。关晓红教授说：“这道上谕，一方面表明政府对士子应试心切的理解和体恤，另一方面则将是否照前议开科的权力下放给督抚，让各地就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举办。”甚是。但接着又说刘坤一“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既不想举行当年科考，又不愿担当停科的罪名，以免失去士心”，却值得推敲。首先，时间逻辑有误。关晓红教授先论述时间在后的几道谕旨、电奏，然后说这是“一道新的电寄上谕”，以致刘坤一可以“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其实该电谕系因刘坤一前日致电军机处而发，此时尚无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更重要的是，谓清廷当道不愿担当停科罪名则可，谓其此时不想举行当年科考，恐与史实不符。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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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兴锐电》（辛丑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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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四日申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485～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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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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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辛丑三月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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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五日午刻、未刻发，均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10、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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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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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210页。《全集》误“始可议及”为“始我及”，已据《张之洞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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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辰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0～2211页。《致江宁、四川、福州督署，南昌、济南、杭州、湖南抚署》（辛丑三月十七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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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西安孙道致上海盛大臣电》（辛丑三月十六日辰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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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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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致江宁刘制台》（辛丑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78～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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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9～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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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俞廉三电》（辛丑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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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兴锐电》（辛丑三月廿一日缮递），《电报档》第21册，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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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富有票案被镇压后，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曾私下说：“南方的叛乱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主要是报纸借题发挥，大加渲染。……长江一带特别平静。”《法磊斯来函》（1900年12月18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以下简称《莫理循书信集》）上册，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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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致江宁刘制台》（辛丑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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